□ 徐 硕

    孔子过楚，有楚狂接舆作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宝塔如笔书写武义    朱正俏  摄

     一位圣人与一位狂者的相遇，似乎暗示出了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歧路之悲：修齐治平的理想何其豪迈，而现实的苦厄往往使经世致用的抱负受挫。当入世圣人的道路布满荆棘时，出世狂者却给困顿的人们指出另一条道路。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忧乐天下与忘情山水，却构成了中国文
人生命中的两个坐标，萦绕着它，曾有多少慷慨悲歌，抑或多少畅怀长啸。

    而地处越中崇山秀水间的武义，往往成为了名利场外的那片云深之乡。

    县志曰：“纵览山川，峰崇千寻，回澜四合，郁苍相望，天作之而为地镇，形顾不壮哉？风气人文，参以相得，奚必多逊徃喆耶。”而这方绮丽山水却与各隐士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洛阳八士的皎然白衣裳，到刘伶女儿的一苇扁舟，外界的纷扰喧嚣，似乎一到了武义便悄然冰释。峰峦、古木、烟霞、啼鹃，好一个自在天地，岂不怡然心旷？隐形于林泉，而逍遥于寥廓，无论魏晋，任凭日月在山郭石洞中绵延不绝，何道名利，只把人生在樽酒孤月间酣畅尽乐。

    若能忘情，亦是神仙境界。而隐在武义的高人达士们，又恰恰最为多情。隐逸，对他们来说，似乎又包含着一份对冷漠的现实无可奈何的苦涩，在一声“归去来兮”中，他们的心灵仍在漂泊。

    让我们来看两个人的故事。

    阮孚，字遥集，阮咸第二子，江左八达之一。本传载其：“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尝以金貂换酒”，似乎是个天生的逍遥派。
然而这逍遥的背后，却凝结着沉重的凄惶。

    阮孚的叔祖阮籍，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嵇康乃卓立之人也，“有奇才，远迈不群”，但因得罪权贵，为司马炎所杀。史载在嵇康行刑东市之日，“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广陵散于今绝矣。”阮籍虽未被害，但朋友之死给他的打击不可谓不重。这位本有济世之志的奇才，见“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以“酣饮为常”，来逃避现实权力对他的不断逼迫。史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嵇康的广陵散绝，阮籍的穷途之哭，死者长已已，生者常戚戚，这一切，无疑给魏晋时代的文人命运罩上一层不祥。而身处这种命运之中，阮孚又将如何与之盘桓？

    “时帝即用申韩以救世，而孕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这就是阮孚的尴尬境地，即不能弃，也不能用，于是阮孚干脆来个自我解脱，沉迷于美酒、蜡屐，试图以醺醉和沉迷来掩盖一颗清醒而多情的心。

    “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这一声长叹，是超然，是无奈，是对命运无常的质问，是对人生萧索的喟然。

    达人知命，当咸和初年，外戚专权之时，阮孚忧心忡忡地看出，“将兆乱矣！”于是他苦求得担任广州刺史，以远离这山雨欲来的是非之地。“未至镇，卒，年四十九岁。”本传在此作结了。

    而武义人并不这么看，阮孚并没有死在赴广途中，他只是归去了，回归到山林，回归到率真，回归到明招山（吕乔年《金貂亭记》：（孚）得广州刺史，去之明招山下，终焉山下。）任屐齿印满苍苔，任性灵在微醺中扶摇。他归去了，“焦鷃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薮泽”。武义，是他在人间寄寓的最后驻足，花开花落，云涌云散，他的足迹依然鲜明。这位卓尔不群的浪子，却在武义觅得归乡。

    县志中记载着另一位来武义隐居人士的事迹：“沈寿民，字眉生，号耕岩，江南宣城名诸生。崇祯丙子命复保举贤良，东阳张公玉笥抚应天，以寿民应诏得入都，即劾本兵杨嗣同夺情误国，罪适奸党司领，舌寝其疏抵书通政，将劾之，始入奏，其亢直激烈有如此，故珰孽阮大铖秉南都，衔首疏有鼓煸丰艺语，矫诏出，缇骑必欲置之死。寿民变名晦迹，挈家入婺，隐于武川之岩坞，流离困苦，拾薪采麦，恬然也。晚归
宛陵，明道淑世，至老弥笃。”

    与阮孚知世乱不可为而隐相比，沈寿民更多了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在世道浑浊之际，毅然上书陈弊，而忠诚的结果却是死神的逼迫，善恶的逻辑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颠颠倒倒。无奈中，沈寿民选择了武义，选择了这片隐逸的山川，虽然流离困苦，这里却是一片清朗的土地，自然的土地，天覆地承，生生不息，没有指鹿为马，没有屈心抑志，是是非非之外，沈寿民在这里寻见拾薪采麦的清平之乐。

    “千竿秀竹，一弯绿水，满地桑麻。怕有渔郎寻觅，沿溪不种桃花。”在迷途中人们渴望归乡，在落寞的世上人们寻觅着桃源，武义清丽的山山水水如同一个谜，白云出岫，黄鸟归林，不如归去的声响向觅渡的人们柔声召唤。（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