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国强
婺州窑创烧于东汉，发展成熟于六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末明初之季。婺州窑是我国著名的六大青瓷窑系之一，婺州窑自创烧到衰落，历一千三百余年薪火不断，五代、北宋鼎盛时期其优质产品经婺江入钱塘作为贡瓷源源不断送往北方和远销海外。其漫长的发展历史和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是较为罕见的。
武义古代是一个陶瓷生产大县。据目前考古调查发现，武义出土有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且自东汉始就有先民立窑烧造陶瓷产品、历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各朝，窑火不断，产品远销中外，名载史册。武义目前发现有古龙窑遗址130多处，占金华地区已发现婺州古窑址四分之一强。所以武义是历史上婺州古瓷的主要产地。婺州窑是中国历史上对金华十县烧造古瓷产品窑口的统称，是我国古代六大著名青瓷窑口之一。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茶经》一书中将婺州窑烧造的茶盏名列第三，足见婺州窑之产品早在唐代已名誉中华。据浙江考古所和浙江省博物馆对武义泉溪阳丰陈大塘坑五代古窑址(水堆周窑址)的挖掘考古调查发现表明: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武义泉溪陈大塘坑窑就是专门为吴越国皇族钱氏烧造贡瓷的专门窑场，其产品与著名的越窑上林湖“秘色瓷”比美。所以，武义古陶瓷生产的历史及其文化遗存正是上古先民遗留给我们的一个极具旅游开发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之金矿。
关于这一著名窑系由盛转衰的原因，引起了不少历史学者和古陶瓷研究者的兴趣和注意。笔者认为:一个窑场的兴盛与衰落的原因是多元复杂的。一般而言，瓷土资源，燃料供应、运输条件、产品质量，是一个地方窑场发展的基本前提。但除这四个基本条件外，一个窑场自身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创新以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转变等因素也是决定一个窑场发展与衰落相当重要的原因。
(一)婺州窑制坯原料，限制了产品质量的提升
金、衢盆地江河丘陵地带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红色粉砂岩风化物黏土。这种黏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是烧制大型器物较好的制坯材料，但因其含铁量过高，杂质颗粒较粗，因此烧制成器后，胎骨的颜色过深，气孔率过高，影响到了成品的质量。就婺州窑的发展而言，其所依赖的这一制坯原料的缺陷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早在西晋时期，聪明的婺州窑工就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首创了利用一种淘洗的较为精细的白色化妆瓷土来在粉砂岩黏土所制的坯胎外表涂抹，使坯胎外表更加光洁，然后再入窑烧制，使所烧制的青瓷产品达到较为莹润光洁的效果。
就整个发展与衰落全过程考察与分析，婺州窑自东汉创烧以来，其生产目标一直定位在烧制当地民用的日常用瓷和丧葬所用的冥器产品这两个具体的任务之上。我国早期瓷业尚停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之内，处于一个自产自销的发展阶段，因此其时的窑系与行业之间的竞争不大。再加之，我国历史上自唐之前的瓷业发展一直稳定在“南青北白”这一历史文化格局之中，这种发展布局对婺州窑亦未产生多大的冲击。自秦汉以来中央封建皇朝加快了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与开发，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六朝以来中原地区豪族大姓为避战乱而纷纷大批南迁，金、衢盆地人口聚增，使当地山地得以开垦，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一形势进一步刺激了婺州窑青瓷生产业的发展。据初步统计当时以烧制青瓷为主的婺州窑之窑场遍布婺州大地，数量多达四百余座。
一个民窑窑系的生产与发展，与其生产成本、质量、产品市场的需求变化以及同行的发展与竞争等因素有极大的关系。从以上分析与讨论，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到婺州窑自身发展竞争力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制坯的原料粉砂岩黏土的含铁量过高和杂质过多的问题，尽管早在西晋时期婺州窑窑工已发明创造了化妆土技术来弥补婺州窑生产过程中的这一缺陷，但这并未对其发展带来关键性的改变，所以化妆土技术也只能是暂时的满足了其发展的需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日常用瓷质量的品质要求及审美要求的提高，必将影响到婺州窑的生产与发展。与婺州窑相邻的江西景德镇盛产青白瓷以湖田窑为代表。在五代、北宋初期，凭借其优质的高岭瓷土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艺，已生产出了类冰似玉的薄胎透光的“薄如纸，声如磬，美如青白之玉”的优质影青瓷产品。在金、衢盆地一些北宋时期较为高档的墓葬之陪葬器物之中已发现有产自景德镇湖田窑青白影青瓷产品出现。这一现象的出现，表明这一地区社会上层和贵族的审美需求和日常用瓷的鉴赏品味标准已明显发生了变化。但婺州窑在生产工艺产品质量上没有抓住这一市场发展变化的契机，做好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市场开发工作，而仍停留在粗放型的生产制作水平阶段。自元立朝以来，在景德镇设官署烧造官府用瓷，景德镇青花瓷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景德镇所产的这种轻薄而致密坚硬如玉的胎质以及其青花炫丽夺目的装饰品质，及其相对低廉的产品价格，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销售市场。景德镇雄霸瓷业生产的龙头地位，成为世界闻名的瓷都。这一切对仍停留在生产胎体厚重，胎骨粗糙，釉面青黄瓷器为主的婺州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当时婺州窑地区具体窑址生产场所发掘的资料来看，元代婺州窑部分窑场面对景德镇青花瓷以及后起之秀龙泉青瓷的崛起，为了能在这两大窑系夹缝之中寻求生存之道也曾作过一些抗争和努力。如武义、东阳、永康等地发现的一些元代窑场为发挥自身烧制青瓷的生产经验与传统向龙泉窑学习青瓷的生产工艺，烧制龙泉青瓷，但终究因产品的质量品质和生产成本等问题，最终放弃了努力。这一结果导制了婺州窑这一具有一千三百多年烧造历史的著名青瓷窑系停止了生产。一些青瓷窑场为了生存和迎合新的社会市场的需求，自明以后就改烧青花瓷，具有一定影响的江山青花瓷就诞生在这一时期。
(二)单一的釉色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制约了婺州窑的发展
婺州窑自东汉创烧以来，其基本釉色为单一的石灰钙釉。虽然为了突破这种单一素面的青釉风格与面貌，自西晋晚期始出现了褐色点彩，到了唐代也出现了褐斑装饰以及乳浊釉花瓷，宋之后又出现了釉下褐纹装饰等工艺，但并没有发展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主流拳头产品，而最终被历史发展潮流所淘汰。
从目前婺州窑窑址考古发掘报告资料分析: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为了满足贡瓷和外销用瓷庞大的生产数量之需要，婺州窑部分窑场如武义县泉溪水碓周窑，东阳市歌山窑等，在一段时期内曾承接过生产贡瓷和外销瓷的任务。所以在生产原料精选、成型、装烧、装饰工艺等方面均作了较大的努力，使其产品的工艺和质量水平已基本接近越窑上林湖之产品。但是，这些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婺州窑窑场的生产，只不过是在生产过程之中，以模仿越窑产品为目标，走了一条不计成本的精细化的生产作业之路。而在其瓷胎原料，釉质配方等方面均未作出重大的突破与变革。
但就在这一时期，我国南北瓷器生产发展水平到了宋代，尤其是北宋晚期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以南方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产品质量，已达到了类冰似玉的水平，史称这一时期景德镇湖田窑所烧制的青白瓷为“饶玉”。北方自北宋定都汴京，设置官窑烧制宫庭用瓷以来，汝窑、钧窑、定窑等窑场在胎料精选，釉质配方，烧成温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与突破。其结果就使得婺州窑地区这些以生产精细和高档用瓷为主的窑口，如武义水碓周窑，东阳歌山窑等窑场的产品相形见拙，再加之生产这些精细的具有越窑风格的婺州窑产品，因生产成本过高，所以一旦其贡瓷和外销用瓷的生产地位丢失，便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次就其釉质和烧制温度而言，同为南方新兴的青瓷窑场龙泉窑，因其釉质配方和烧成温度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并在广泛吸取越窑、婺州窑、瓯窑等知名窑场青瓷烧造经验的基础之上，终于在南宋烧制出了以石灰碱釉为主要特色的梅子青釉和粉青釉两大特色产品，从而一跃而成为名震中外的一代名窑。由于婺州窑在其胎料选用，釉料配方研制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均没有得到革新与提高，终于在与其他窑系激烈的生产竞争之中逐渐衰落而最终导制停止生产。
(三)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变革导制了产品市场的萎缩，最终促使婺州窑衰落
就婺州窑生产的产品结构格局而言，其冥器生产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生产份额。婺州窑古窑址考察发掘报告表明，甚至有的窑场是专门为生产冥器而开设的。可见，冥器生产是婺州窑生产之中一项大宗产品。所以民间丧葬习俗以及明器制度的变革等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变化，必将影响其生产与发展。
冥器，又作“明器”、“盟器”，是指专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一般用陶土，竹木和石头制成，也有一些用玉和金属以及纸等材料制成，其使用功能主要是用以安慰死者之灵魂。《礼记:檀弓下》有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考察金、衢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婺州窑之陶瓷器物，大部分应属为当时死者随葬而烧制的明器。为什么婺州窑能成为烧制冥器的陶瓷窑场，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婺州窑之生产所用的粉砂岩黏土具有很好的可塑性，造型堆塑性能极强，非常适合于制作型制复杂，需要各种堆塑、盘捏、粘贴等工艺来表达复杂文化内涵的冥器生产。其二，婺州窑自东汉始，就有烧造瓷质冥器的生产传统，其窑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极强的堆塑、盘捏、粘贴等造型技艺能力，这种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生产经验，促进了当地冥器生产业的兴旺与发展。其三，婺州窑之冥器生产主要以当地粉砂岩黏土作原料，随地取材，就山邻河设窑烧造，而当地又有充足的燃薪蓄备，所以原料、生产、运输成本相对低廉。正是这种原料、生产、运输成本的优势，支持着婺州窑冥器生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明器制度的发展，一直深受国家朝庭典章礼制和社会世俗文化发展的双重影响和左右。秦汉时期明器生产一般以模拟日常生活器物用具为主，如釜、灶、缶、盆、兵马、人俑，以及反映庄园生活的成套楼房模型等。东汉后期又出现了镇墓瓶等特殊明器。这一时期婺州窑所烧制的冥器典型器物为五联罐。魏晋南北朝时期，明器制度在两汉基础之上，融汇了边陲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特点，与汉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铜器之属已不多见，漆器则显著减少，而瓷制明器的数量则大增。这一时期婺州窑烧制冥器有:男女俑、尖头船形灶、猪圈、狗圈等。典型代表器物为于肩部及顶盖堆塑各种人物形象、楼台馆阁、长廊屋舍的青瓷堆塑谷仓。东晋到南朝作改用盘口壶装谷物来代替谷仓。隋唐时期，中国的明器制度则出现了以封建朝庭法令典章制度形式来规范执行。如《唐会要·葬》就对各级官员身后之事的陪葬
用品作出了具体的数量与品质上的严格等级规定。这一时期窑州窑生产的冥器，唐早期主要器形有:盘口壶;唐代后期主要器型有:蟠龙瓶和堆贴波浪纹粮罂以及各种形制的谷仓等。宋元之时，我国的丧葬明器制度以及丧葬习俗均受到了佛、道两大宗教的影响。就金、衢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已发现的这一时期墓葬出土之明器具体特征来看，因其地较接近道教的南宗圣地江西龙虎山，所以受道教文化的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和明显。宋元时期婺州窑主要生产的冥器产品有:谷仓、多角瓶、五管瓶、龙瓶、龙虎瓶、堆塑塔瓶、堆纹瓶等。
江西龙虎山之张天师属正一教符箓派，其主要以符水治病，祈福禳灾为行道的主要内容，因而更能在民间广为流行和产生巨大的影响。宋元之时正是在这种浓厚的神仙道术的氛围之下，金、衢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民间丧葬活动及陪葬之明器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道教文化色彩。如:设法事道场，葬地堪舆，筑室埋地券和置放明器神然之物等。《大汉原陵秘葬经》是宋元时期道家方土奉行的经典，其中就宣扬:“凡大葬后墓内不立明器神煞，亡灵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生人不吉、大殃咎也。”正因为有如此浓厚的道家神仙鬼灵思想背景，所以宋元时期金、衢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墓葬之中就出土了大量的陶瓷“明器神煞”和压胜之物。由此可推知，宋元时期婺州窑诸窑场生产龙虎瓶、堆塑塔瓶等“明器神煞”之物的繁荣景象是何等兴旺。
明清时期的民间丧葬制度与宋元时期相比较有了显著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以儒家典章礼制和历代丧制为依据，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当时的社会风尚而进行增删、演变，一扫宋、元佛道鬼神观念的滥觞之风。加之，一大批开明的封建土大夫对丧葬崇尚奢靡之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所以，这一时期的民间丧葬制度，特别是宋、元时期崇尚“明器神煞”“压胜之物”等有浓厚仙佛神道思想的器物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则是风水和迷信观念及其丧葬风俗的另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滥觞。据一些地方志记载，此时的丧葬习俗的特点是:“丧葬颇崇外饰”、“风水迷信致丧者停棺数年而不葬”;“民间丧俗以奢侈为尚”。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曰:“间有富贵家饭僧焚修，费动百千，冥器，幡幢照耀数里，随椁封树，比之陵寝”。康熙《扬州府志》引王祚昌《厚俗篇》:“(扬州)有余之家，于百日处，期年内举葬，又欲夸多逞富，斗异标奇，巧制幡幢、轿马、伞扇、仆御、侍从，形状如真，充塞经路，优儿童子，扮演故事，锦绣入衣，辉煌映日，更有涂面栽须为高台之戏每每倾跌，断臂折股，不恤圜阓。妇女比户垂帘，道间观者如堵。”又据《杭俗遗风》载:“除亲友送礼吊奠外，至亲如儿女亲家，又须上饭。礼用素席汤饭，龙香彩烛、五花五神、祭轴、绫匾、绫对、四事。龙香者，高三尺许，上有顶、下有座，中立一柱、盘龙一条，装饰人物花卉等。……彩烛亦高三尺许，亦有座，纸扎白象一对，象背插烛;五花五神者，造像生花五盆，像生神五位，长尺有半，暗藏戏文一出。……总之愈出愈奇，愈形讲究而已，此系花神店所造，用五色绸绢为之。祭轴尼羽绸缎不等，匾对、挽联以白绫墨字为重。”
由此观之，明清之时的冥器生产。的确已由原来的窑场烧制而变成由市井冥具花店用纸、布、绸、绢来扎制。这些扎制冥器用品，于出殡之时用来排场铺陈显富，再送至死者坟前焚化。正是这一明器生产和使用制度的变化，终于完结了婺州窑烧造冥器用品近两千余年的历史，而于元末明初退出了生产舞台，成为了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