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在为民众提供了一条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渠道的同时，也表明，民众渴望更多常态化的疏解之道，渴望公权力打破封闭运行的格局，更多地晾晒在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监督。

　　据报道，8月5日，湖南经视《经视问政》第八期节目播出，节目曝光了衡阳县西渡木材检查站站长和副站长涉嫌执法犯法，不仅违规经销木材，而且还涉嫌无证运输。对此，衡阳市市长周海兵当场决定将二人停职。这一表现，获得了现场嘉宾和众多网友的支持，但也有人撰文提出，“电视问政不该成为审判场”。

　　市长一声“先停职”，在获得嘉宾与网友点赞的同时，也引发公共舆论的很多思考。客观而言，这些质疑并非没有意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潮流、法治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的语境下，权力运行必须体现程序正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电视问政”同样应该依法问政，不能越俎代庖，替代严肃的组织程序。

　　不过，似乎也不能过于匆忙地否认“电视问政”的诚意，更不能将“电视问政”“广场问政”等做法指为“官员秀场”。

　　让官员到电视或者广场等公开场域接受公众质询，应该说，是权力运行公开的一种有益探索。一者，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共讨论的平台，可以就一些公共议题表达诉求、质询官员、解决问题，即便一时不能求解，也会起到释放压力的作用。事实上，从诸多实例可见，民众对此热情很高。再者，对于那些久已习惯“关门决策”的官员来说，众人围观之下，也缩短了与民众良性互动的距离。公权力的责任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本来就该向公众公开透明，解释、说明，再解释、再说明，并在一次次的攻防互动中，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赢得民众的信任。

　　此外，官员现场接受质询，也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气场，倒逼更多的官员恪尽职守，服务民众。看似接受质询的只是少数官员，实则已使得当地政府官员产生了整体性的压力与焦虑。无论是台上的脸红、流汗，还是台下的紧张、难堪，其实都源于民意的力量。而焦虑的缓解，既有赖于官员规范权力、约束行为，也离不开民众持续强化的监督和表达。凡此种种，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官场生态。

　　从2005年兰州“一把手上电视”起，电视问政已成为各地民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这一做法，在为民众提供了一条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渠道的同时，也表明，民众渴望更多常态化的疏解之道，渴望公权力打破封闭运行的格局，更多地晾晒在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监督。对于这样的“问政饥渴”，地方政府应该因势利导，顺应民众的诉求，以最大的诚意，积极探索电视问政之外的权力监督常态化制度。

　　说到底，“电视问政”只是权力公开运行的一个途径，而非全部。事实上，若想真正做到约束权力、规范权力、扎紧制度的笼子，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积极回应民众监督，而不仅仅是处理一两个问题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