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义一中 1975届高中二班 傅伟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到武义一中读高中的人。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上学时期正好赶上十年“文化大革命”，可谓是生不逢时。小学和初中我都是在乡村学校读的，没有上过大学校，没有见过世面，学到的文化知识也少得可怜。当自己得知能到武义一中读高中时，真是喜出望外，感到十分荣幸。一中，是当时武义的最高学府，而且又在县城，对于像我这种乡下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谓是梦寐以求，神往已久。1973年8月底，我用锄头柄当扁担挑着铺盖和米菜来一中上学时，我们村的村民一个个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此情此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们初中行将毕业前两个多月，突然传来说初中毕业要参加文化考试，高中要择优录取。我们当时虽然文化知识基础很差，但大家还是真正努力了一把，希望自己能考得好一点，争取能上高中。后来，我到一中报到以后，才发现当年武义一中招生的高中新生并不是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录取的，主要还是根据学生家庭背景。其中的原因，当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弄明白。原来，当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求进行文化知识测试。结果，在辽宁省闹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这个事件被“四人帮”利用，把“白卷英雄”张铁生当作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斗争的英雄。于是，当年大学、中学招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并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热潮。我是满怀希望来到一中的，想不到已经风云突变，学校已经不敢抓教学了。我们这些新生，先是到学校的农场(在现在的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山上开垦山地，种茶叶、种菜，为期一周。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上要求我们带一把锄头的原因。然后才开始所谓的上课，但劳动课还是比较多，每周至少有半天安排劳动，劳动的项目主要是抬人粪尿到学校农场去施肥。从学校到农场有七八里路，走的都是田间小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还要爬山涉水，两个人抬大半捅人粪尿，很是吃力。
由于当时的报纸、广播都在宣传“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迹，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作斗争，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受其鼓惑，失去了是非判断能力，也跃跃欲试，想做“白卷英雄”。“读书无用”的思想弥漫校园，学习风气每况愈下。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老师为求自保，也不敢认真教书。像我这种来自乡村学校的学生，本来学习基础差，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学科知识几乎是空白，再加上自己又不用功，在课堂上总是一脸的茫然。但事情还没完，不久以后，北京又闹出了一个“黄帅事件”，这件事又被“四人帮”利用，大做文章。1973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文章，迅速在全国学校掀起了一场反“师道尊严”的运动，把小学生黄帅树为反“师道尊严”的英雄典型，召号广大学生向她学习，勇敢地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教师再次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当时，一中的“工宣队”、团委都开大会，动员、号召我们写大字报，批判所谓的“师道尊严”。戴着“臭老九”帽子的教师又处在风口浪尖，噤若寒蝉，更是不敢认真教书了。老师为了避免引火烧身，招来灾难，对学生在课堂上的捣乱、不做作业、考试作弊等行为也不敢管，听之任之，老师和学生差不多都是在混日子。一个学期，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到了第二个学期，情况并没有好转。河南又闹出了一个“马振扶事件”，一个初中学生受到老师的批评教育后自杀身亡。这个事件再次被“四人帮”所利用。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5号文件，向全国印发了《马振扶事件的现场调查报告》，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政治运动。这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教学秩序彻底遭到破坏。当时的武义一中就搞起了“半工半读”，上课时间越来越少，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多，让学生去农村学农，帮助农民干农活，干家务活；到工厂学工，帮助工人干活；让我们背着行李徒步到金华军分区去学军，学习操练。经常是早出晚归，跑来跑去。老师不用教书，学生不用读书，可谓是皆大欢喜。到了1974年秋学期，情况继续恶化。“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当时，中共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印发全党，要求全国深入开展批判林彪、批判尊孔反法思想。一中又被迫披甲上阵，全校师生一起“批林批孔”。虽然，我们还弄不明白孔子是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思想，就义愤填膺、口诛笔伐、东抄西拼地写起了所谓的批判文章。如果要讲收获，就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地学了几篇与孔子有关的古文。第三个学期又这样在“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过去了。1975年，我们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干脆把我们这些学生全部“赶出”校园，以班级为单位，分赴全县各地“开门办学”。班主任把我们带到了东皋村，开始了为期一个学期的学工、学农、学医生活。
1975年7月1日，我口袋里装着一本武义一中的高中毕业证书，脑袋空空地回到了村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农民。
回想起在武义一中的读书生活，我们这些当年正值青春年华的莘莘学子，一次次被极“左”的政治潮流所裹挟，不是搞阶级斗争批这批那，就是搞开门办学跑东跑西，搞乱了思想，没有了理想，荒废了学业，虚度了年华，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
当然，事物都有多面性。我们在一中的读书生活，虽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生活也很艰苦，但当时的我们，没有学习的负担，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成绩排名的烦恼，没有升学落榜的痛苦，大家的身心还是健康的。后来，我回想起来，这两年的高中读书生活，也有另外的收获。正是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是增强了我的体质。我从小体质一直不太好，容易感冒发烧。我记得上高一时，我的身高只有151厘米，体重80多斤，又矮又瘦，是班里最矮小的男生之一。高中两年，我都坐在教室第一排座位。当时一中有一项规定，所有的住校生早晨起床后都必须参加晨跑，然后再吃早餐。晨跑从一中分部开始，一直跑到当时的武义有机化工厂大门口，体力好的还可以一直跑到“五一塘”，然后往回跑。当时的这段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而且是沙石路，跑起来特别吃力。每天跑一个来回，大概有一千五百到二千多米的路程。这样跑了几个月以后，我就感觉到自己的体质有所增强了。一年以后，我就很少生病了。后来，我的体质也越来越好，能够承受回乡务农时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是一中的晨跑给我打下的基础。
二是让我学会了健走。在一中上学时，我向其他同学学习，每周六中午放学后，不吃中饭就往家里赶，回家后再吃中饭。因为路途远，所以，大家都走得飞快。开始，我要小跑才能跟上他们，后来，我也走得和他们一样快了，就这样，我也学会了健步走，并且养成了习惯。直到现在，我走路也还是比较快的。健走已经成了我后来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了我的健身习惯。
三是学习了一点医学基础知识。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班主任朱明康老师。学校搞“开门办学”，朱老师把我们带到了东皋村去学工、学农、学医。我们猜想，学医很可能是朱老师有意用心安排的。老实说，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学农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回家就要干农活。学工也没有意义，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根本没有当工人的机会。而让我们学一点医学知识，倒是乐意的，也是有点用处的，学医满足了来自不同家庭学生的共同需求。所以，同学们大都学得认真。我高中毕业回家后，村干部认为我在学校学过医，就让我担任“赤脚医生”(后来称“乡村医生”)，也算是学有所用了。虽然，命运不济，自己后来未能继续学医，实现当一名正式医生的梦想，而是阴差阳错地去读了师范，成为了一名教师，但高中时的这段学医经历和后来三年当“赤脚医生”的从医经历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一般的小毛病，不用看医生，我可以自己解决，即使大一点的毛病，自己解决不了，也会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淡定和从容，对身体保健之类则会有更多的理智，决不会人云亦云，一味盲从。
光阴荏苒，转眼又四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时光不会倒流，人生不能重来。我还是要感谢母校——武义一中。虽然，高中两年，虚度了许多宝贵的时光，但毕竟我在这里认识了新老师，结识了新同学，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在这里得到了成长。在当时那种高压的政治环境里，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都已身不由己，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和要求来苛求当时的学校和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本身就是教育。我们获得了另外一种人生的体验，收获了另外的一种人生经验。其实，挫折和磨难也是一种教育，承受挫折和磨难的能力也是人生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母校迎来了八十华诞，适逢国家盛世，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国家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学校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衷心希望母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校办得更好，造福于武义人民。真诚祝福母校明天更美好，前程更灿烂，事业更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