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东良
老人最怕跌，一摔阎王接。我妈在距她九十岁生日不到三个月时跌了一跤，医院诊断为膑骨粉碎性骨折。妈妈被剧痛折磨得数度昏迷。
记得那天我和弟妹把妈妈小心翼翼推到骨科手术室前的“等待区”，我低头瞥见地上划着一条扎眼的红线，红线上方赫然印着“闲人莫入”四个黄色大字。我的鼻子一酸，泪水盈满了眼眶。
有一种不祥之兆重重地袭击了我。在我眼里，这仿佛是一条阴阳相隔的界线。她能承受一场大手术么？不幸真的来临。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妈妈就在我的怀里，在弟妹们撕心裂肺地哭喊中，安祥地永远睡着了，她老人家的灵魂早已飞到了居住在天边的爱人身旁。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是不喜欢用七锁八锁锁着桌、柜的，就像她老人家敞亮的性格。做完“头七”(南方人为刚去世的亲人行的祭祀礼)，兄妹仨开始整理妈妈的遗物。家里的两个老式大衣柜没上锁，那张旧得已经掉漆的写字桌也没上一把锁，整理了大半天，唯独那只用独片樟木板制成的老式长方形箱子，被一把铁挂锁锁着。找不到钥匙，只好用笨办法打开了它。
樟木箱子里面被几条簇新的毛巾被和丝棉枕心塞得实实的，捧出这些织品后，我妻子大声说：“阿良，你瞧，妈还在箱底压着一个布包袱。”我心里想，难道这个四方通角的布包袱里面有金银器皿、现金或者信用卡、存折？
解开这个细碎花纹布包袱的结扣后，我被惊呆了好大一会儿。我定睛一看，包袱里放的是几十本杂志、获奖证书和厚厚一叠剪报。天哪！那本封面有些泛黄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县文化馆的文学刊物《红山花》；那本红底烫金的是《浙江日报优秀通讯员》证书。我细心翻阅几十张从国家、省市县报刊杂志上认真剪下的纸页，作者清一色都是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这个从小很少流泪的人忍不住泪珠噗噗直往下掉，视线已完全模糊不清。我为从小没有读过书的妈妈对儿子的有心有意而震惊而感恩不尽。
父母之爱，有的是子女们可以随时感受得到的。比如小时候儿女们病了，爸妈焦急地守护在身旁，比如有好吃的好穿的，爸妈舍不得吃穿，尽量先让儿女们吃饱穿暖，但这些都仅是一种表现在物质层面上的父母之爱。
父母之爱，有的未必让你立刻能够感受得到，她需要你长大成熟后，在你有了人生阅历后甚至到了你自己也开始变老的时候，才能幡然明晓其中那份浓得化不开的深爱。可惜，我们对这种日久天长、潜移默化的启迪，往往懂得太少，懂得太晚。
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我十七岁那年，参加学校里组织的农业劳动后，写下了一首题为《抢收》的诗后，斗胆寄给县文化馆，想不到被刊登在那本七十年代县里唯一的文学刊物上。编辑胡彬老师还把这期杂志寄到了学校。见到自己的诗歌和名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那个兴奋劲真的无法用任何美妙的语言来描述。放学回家，我迫不及待地拿着它向妈妈报告喜讯。我妈妈虽没有念过一天书，但解放初进过扫盲班，勉强能看懂这首诗。我看见妈妈的脸上有赞许的笑容，以为她要大大表扬我一番。哪料，她放下杂志后却只给了我一句让我颇为扫兴的话：“能写写了，不要骄傲，要更努力些。”
还有另一件事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打算把发表在各地报刊杂志上的散文作品整理汇总，出一本集子。虽然是与一批金华市作家用同一个书号出书，但也需要个人掏一笔在当时是不小数目的出版费用。“妈，我想出书，个人要付几千元钱……”。妈妈听完我的话，双眼闪过一道欣慰的光，只听她说：“我的儿子写出了书，好事啊！爸妈支持你，不用担心的。”
八十年代爸妈的工资都不高，平时节约得一件衣服都要穿许多年。妈妈患有一种慢性病，每年都要化去不少医药费，拿出家里不多的积蓄资助我，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第二年夏天，我的第一本专著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把新书送到妈妈床前，把书中的开篇《兵缘》朗读给她听。妈妈微笑着听着，拉过我的手嘱咐道：“你爸爸十九岁参加革命，南下浙江，如果像你这样有文化，他就能为党为百姓做更大的事情。你读了大学，文化高了，要用文化多宣传百姓生活和当下形势。当了作家要更加谦虚，做人还是要摆在第一位的。”
这两件事，让我反复咀嚼了几十年。这几十年，我一直铭记着她老人家的嘱咐，以虔诚之心对待笔下的每一个文字，先后创作出一百多万字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金融作家……
有一种爱，妈妈没有说出来，悄悄地藏在了她的内心深处。如今，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她继续成为了我提笔耕耘的源泉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