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郑百泉整理严桂根
郑文林热心教育事业，特别是对家乡中学教育的尽心尽职，是令其同辈人和他的学生们敬佩不已的。
(一)为了家乡学子，义务开办补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战火迅猛南延。郑文林和楼质明、徐光宝、徐铭新、卢国顺、王昌孙、徐光仁、杨鸿德等一批在外求学或工作的中青年，也因失学、失业而陆续返回家乡。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好友常常相聚于县城永丰门口“楼恒久米行”的，楼质明家，谈论时事，担忧时局。
那时，武义尚无中学，小学毕业即告失学。少数能到外地上中学的学生，也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搬迁或停课，也都失学在家。不少家长和学生要求补习学业。而因战事返乡的前述中青年当中，大多数受过大专教育，对中学课程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特别是年龄较大，且在杭州、绍兴等地任过中学教师的郑文林和楼质明，具有办学经验，敢想敢干。于是，经过他俩的鼓动和组织，就在楼恒久米行一间砻房的楼下，放上几张方桌，办起了补习班。郑文林负责庶务兼教史地，楼质明安排课务兼教国文，数理分别由徐光宝、卢国顺、王昌孙任教，生理卫生由徐铭新医生任教，徐光仁教英语。大家都是尽义务教学，用的是开明课本。
因用作教学的房间低矮而光线不好，师生们就常到永丰门外熟溪岸旁，席地朗读和讲解，颇得教学相长之乐。后来因为学生人数增加，就由徐铭新安排用竹篾隔成几间教室，分班定时进行各科教学，还添加高一英语。
虽然教学环境不佳，但学习结合实际活跃，师生情绪良好，家长都有好感。补习班崇尚现代实验科学始祖弗·培根之名，取名为“培根补习学校”，意在为家乡、为国家的根本大业，培养年轻一代。当时还草拟了简章，准备扩大招生……
(二)为了坚持办学，忍辱赔礼道歉
日寇入侵浙江，绍兴沦陷之后，稽山中学于1941年夏南迁武义城郊草马湖、明王寺、横塘一带，应邵鸿书校长等邀请，郑文林赴校任教；武义县城沦陷后，学校辗转塘里、郭洞等地，最后迁至宣平县俞源；稽山中学继续南迁景宁时，郑文林被推为稽山中学武义分部主任，主持校务，带领师生克服种种困难，继续坚持办学。
当时日寇随时可能出来扫荡，周围环境极险，学校条件极差，工作生活艰苦。白天师生们借村中俞氏宗祠上课，夜晚则要沿溪穿过村庄借洞主庙两侧的香客房睡觉。
虽说是中学生，但多数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不很懂事。一天早上，庙祝田富爷爷找到郑文林主任反映：“昨天晚上，不知是哪个学生在洞主庙的正厅，对着神龛拉了一摊屎。”郑文林一听，觉得非同小可，这事弄不好，学生就会被村里人赶出洞主庙，断了学生的住处。他立即对庙祝说：“是我们管教不严，我们一定会加强教育。你放心，我担保决不会再出现这种事。”学校立即一方面对学生加强了教育，一方面采取了改善措施：在宿舍门外，放几个便桶，雇人每天清理。从那以后，类似的事确实没再发生。
可偏不巧的是，一天晚上，郑文林从学校回洞主庙休息，走到庙前的石板桥上时，一脚踩空，摔了下去，脚踝受重伤，打上石膏还拄上了双拐，身上也有几处伤。
传言随即风起，说是神佛发火了，洞主给的惩罚。连乡绅们也找郑文林，说这是学生对神佛的不敬造成的，要点烛烧香，向洞主跪拜认罪，还要沿街发放馒头，公开认错，否则香客房就不能再让学生住了。
作为一校之长，郑文林虽然不迷信，但心里明白：这是一种要挟，如若明确反对后果是严重的。为了能把学校办下去，让来自各地的学子们能安心读书，郑文林只得忍辱负重，很快就在乡绅的陪同(应该说是监视)下，就照他们说的做——点烛烧香向洞主跪拜认罪，并以学校的名义，沿街分发馒头，临街两边每户两个……公开道了歉，此事才平息。
(三)为了筹措校资，冒雪长途跋涉
一年深冬，学校放了寒假，老师、学生都已回家过年。而郑文林为了筹措资金，为了确保俞氏宗祠和洞主庙的香客房能继续借用办学，还得去宣平县城去拜会士绅王亦雪。
雨雪不止，几乎没个晴天。当时条件艰苦，从俞源到宣平城里，只能步行。而要在这样的雨雪天步行，家里却连双雨鞋也没有。时间紧迫怎么办？只能穿着草鞋去。为了能让脚暖和些，当时想了两种办法：一是用棕片包脚，然后穿上草鞋，棕片易于包，但缺点是棕丝会挂雪球，而且越挂越多，越挂越大，走起来脚会越走越沉；第二个办法是用稻草裹脚，再套上草鞋，裹时较难却不会挂球，而保暖效果两者相差无几。全家考虑再三，决定采用后法。
第二天一早准备妥当，郑文林就手持雨伞出发了。这一天，全家人都为他担心，不仅因为雨雪，脚泡雪水湿冷路难走，更放心不下的是当时路上很不安全，兵、匪都有，随时都可能被扣留，甚至遭枪杀。
直到晚上七点多，郑文林雪人似地、疲惫地回到家，全家人这才放下心来。事后才知道，事情是办妥了，从县里也筹到一笔钱。但去的路上，还真的被当地的国军抓去过，直等到联系县城里的那位绅士王亦雪出面证实后才得以放出。
(四)为了教育，拒绝任省参议
抗战胜利后，稽山中学要回迁绍兴，郑文林与邵鸿书等就一起筹办武义县私立明招初级中学。1946年7月，明招中学正式开学，郑文林被推为首任校长。
1948年夏，暑假已过了一大半，明招中学下学期的教职员聘任工作已完成，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开学了。就在这时，身兼明招中学董事长的汤恩伯发来一纸调令：调郑文林任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免去明招中学校长职务。
这调免令来得很突然，董事会中的多数董事均不知情。学校办得好好的，郑文林也没出什么错，怎么就给免了校长之职呢？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是好事，郑文林高就了，当了省参议。只有郑文林心里最清楚，他接到调令后，一句话也不说，知道自己该走了。
他把学校需移交的事准备就绪，等新校长汤马伟一到，做了交接后，就离开了家乡武义，也不到省参议会报到，而是重返绍兴稽山中学教书去了。
事后，听人说，这次的调免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汤恩伯的亲信、董事会的董事鲍子善向汤告了郑文林的状。因为汤恩伯每次给学校的拨款都是经鲍子善的手，然后再拿给学校，早给或是晚给都由鲍决定。而学校经费紧张，作为一校之长郑文林不得不一次次去向鲍索要，就在这一控一要之中，两人矛盾越积越深，最后翻了脸。而鲍是汤的亲信，又是汤掌控明招中学的眼线，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言自明。
而郑文林为什么又不去当省参议呢？一是他看清了这个调令的实质，“免”是真的，“调任”只是汤碍于面子的虚招；二是他热爱教育工作，不愿放弃自己一生从事的教育事业。
(回忆者系郑文林之子、明招中学首批学生，现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