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仰忠
1976年11月,我告别插队支农5年的下埠口村,被分配到偏僻山区的武义县前湾合作商店工作,从此我就与供销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前湾村系革命老区,距柳城畲族镇10华里左右。合作商店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利用、限制的商业网点,由供销合作社归口管理。虽然合作商店职工的身份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但也算是捧上了居民“铁饭碗”。
前湾店设在村西的高坡上,四间简陋的平屋,几只破旧的柜台货架上摆着针头线脑、鞋帽热水瓶等日用小商品,围墙内山地上还种着瓜果蔬菜,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店里两位六七十岁的老职工老单伯和老韩叔,一见到有年青人来店工作很是高兴。因店里没食堂,老单伯用黄泥帮我添糊了一个小台灶,3人是用木炭各自生火做饭的。白天站柜台的工作也不太忙,老韩叔教我糊纸袋、用草纸学包点心。他包的那温州式点心礼包长方通角,再放上一条红纸用莆草一缚很得体,这礼包却是那个年代走亲访友的畅销品。晚上关了店门,我们就像“鸡归寨”一样在店堂后壁的小房间内各自睡觉。自己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来一台“海燕”牌收音机,平时无聊时就打开收音机听听革命歌曲解解寂寞。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当年供销工作总方针,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下,粮油豆、棉布、白糖、肥皂、火柴等均需凭票供应。这前湾店受托负责向前湾、江下、冰坛、后坪山、荷叶山头等5个村代发除粮油豆以外的票证。每年年初,我们都将棉花票、布票、购货证按农户人头数分好,然后到各村各户上门发放,有时甚至晚上还要前去补发。有一天,一位名叫老五的山下鲍村人来到前湾店内,悄悄地问:“店老板,我妻子生小孩坐‘月子’,能不能把红糖卖点给我?”“卖糖凭票供应,再说我店里也没红糖卖啊。”我回答说。老五向我央求:“店老板,做个好人,求求你,白糖卖点给我也行。”我见他苦苦哀求便起了怜悯之心,就破例地卖给他一斤白糖,老五很感激连声说:“谢谢、谢谢!”。
有一次,柳城供销社组织送货下乡,我自告奋勇地挑着装有90斤食盐的货担,和10多位职工一起前往边远山区大坑村。一路上,遇到村庄,大家歇歇脚,村民们便拥来围观购买百货副食商品,唯独我挑的食盐不能卖,因为供销社王主任说过这食盐是要挑到山区目的地才可以卖。于是,我就像骆驼一样坚持挑着担走山路20多里到达了大坑。自己本以为下山空手总可以轻松一点了,但王主任要求以畅销的食盐换购废品棕榈掌,这样可以方便群众一举两得,结果还是由我继续要把棕榈掌挑下山。这来回50多里路,一起去的走得气喘吁吁,而对于支农锻炼过的我来说还算不上什么辛苦。由于知青下乡期间自己担任过通讯员、电影放映员,所以区社也常邀我去帮助供销社写点新闻稿件等活动。
1982年初,组织上借调我到溪里供销分社沈店商店担任收银员工作,离家近了,但晚上除休息天外还是要守店的。不久供销合作社实行由全民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体制改革,我戴着集体性质的“帽子”顺理成章地转正为供销社职工。1983年,我被调往三角店供销分社担任副经理主管农资供应。针对分田到户不久农民迫切需要了解科学种田知识,我就买来科普书籍并向乡农技员请教,在农资窗口办起了黑板报,宣传科学施肥、合理用药知识。我还到乡广播站播音讲解农资使用常识,深受广大农户的欢迎。当时乡报道员还专题投稿给县广播站播出《一心为农的好经理》,这一年当地老百姓推选我为桃溪滩乡人民代表。1984年8月,壶山供销社把我调到履坦供销分社担任经理职务,正逢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导致供销社业务萎缩之际。如何冲出困境?以农为本、强化服务就是自己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对受到业务冲击最大的副食品商店入手,鼓励延长营业时间,采取送货下乡、进城赶集摆摊等措施,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同时根据信息我们从县服装一厂采购了一车报废处理的零散布头,晚上与棉百商店职工一起挑选零头布分别计价,并通过镇广播站作了广告宣传。次日上午,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人难以置信,上百位妇女从乡村赶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拥入棉百商店争购零头布,连大柜台也差点被推翻,不到半小时这批零头布就被抢购一空,这一笔生意收获不菲。针对农资库存积压现状,我向领导汇报后召开全镇各村会计会议,委托各村对缺肥的困难户进行调查摸底,然后将100多吨化肥赊销给这些农户,并由村会计负责在困难户粮食收获后统一归还给供销社农资款。这一招双赢效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金华日报》还就此刊登了一篇题为《农村困难户的及时雨》的文章作了报道宣传。
1985年11月,县社借调我进机关工作,发挥我写稿的热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撰写宣传供销社改革与发展的稿件被报纸电台采用的有上千篇,连续5年被《浙江日报》评为积极通讯员。1986年4月,县社指派我到杭州参加为期3个月的浙江省司法厅法律顾问培训班,使我受到了法律常识的启蒙教育。之后县社成立了法律顾问室,由我分管合同、职工教育、集体商业、宣传报道等工作。为了依法诉讼解决外部经济纠纷,供销社需要培养自己的律师,1988年4月,县社支持我到县司法局报名参加全国律考,但由于我没有法律专业的文凭,不符合报考条件而吃了“闭门羹”。但我并没有气馁,决心业余攻读法律专业。同年9月,我报名参加电大检察班法律专业的学习。通过三年的刻苦学习,我取得了电大毕业证书。为迎律考,我坚持复习,参加了浙江省律师资格考试培训班。在培训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没在杭州逛过一次街,白天听课、晚上看书。1992年盛夏,我到金华五中考点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由于过度疲劳,考试中自己曾发生了双眼视觉短暂漆黑的现象,这一年尽管我用了洪荒之力,但律考成绩还是仅欠三分而败北。这失败没有挫伤我的意志,接着又历经一年的努力,1993年10月初,我在金华卫校考点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考,终于考试成绩合格,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从而成为供销社系统的首位律师。
县社党委历来重视企业法制建设,由于加强经济合同管理,全系统除茶厂有应收款纠纷外各下属企业不良资产较少。1995年,武义县供销社被评为“全国供销系统法制工作先进单位”,这是我县供销社建社以来的最高荣誉。1998年12月,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即我离开县社机关走上了专职律师的执业道路。“扶上马、送一程”,县供销社系统有十家单位聘请我为常年法律顾问,支持我的业务发展。
多年来,我虽在律师岗位,但仍关注着供销社事业的发展,如今投资两亿元的供销农贸城在城南拔地而起,它集电商、有机农产品展销及农产品批发、加工、仓储、物流、零售为一体,为全县农村专业合作社及农民群众搭建了信息与销售的广阔平台,也为武义老百姓购买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带来了便利与实惠,这喜人的景象使我这位老供销感到十分欣慰。
供销社是我为之工作而付出青春22年的地方,也是培养我取得不断进步的摇篮。我感恩在心、我祈祷并相信为农服务的我县供销合作事业一定会如日中天壮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