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雄伟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就在四十年前，我的高中生活开始了。而这四十年的大变革大发展，我们所置身的社会变化之大，以至于现在说起当年的真实生活，却恍若隔世令人难以置信。我常常想，对于后人，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一些真实的历史场景呢？
绝无仅有的两次高一
1979年9月，“文革”结束三年后，通过正规的高中入学考试，我被武义一中录取。那一届的武义一中有七个班，我被分到了高一(1)班。
但是，这已是我第二次读高一了，这也是我们那一批学生独有的经历。第一次读高一，是1977年9月开始的，在武义县的要巨高中，后来被称作“社办高中”、“土高中”。当年，很多大队社员(就是现在的村民)说，按我的考试成绩，一定会被下杨高中(这是我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高中，在王宅镇，当年的下杨区政府所在地)录取。而当录取通知书送到时，信封上却明明写着“要巨高中就读”。看着几个成绩较差的大队干部子女都去了下杨高中，我的心中不免有几分惆怅和不甘。但是，虽是读“土高中”，我却因此成为家族有记忆以来第一个高中生，想着毕业后将成为农村的“知识青年”了，还真是很高兴的。
意想不到的是，在要巨高中读了一年之后，按照上级文件要求，要巨高中被解散了，我也不能接着读高二了，被迫返回要巨初中读初三。此前的初中，只有初二，我们成了那个年代的第一批初三学生。阴差阳错，世事弄人，可也正是因为“高中返回初中”这一特别的变动，让我有幸赶上中国教育制度拨乱反正的历史节奏，才有了武义一中以及之后本科、研究生的就读机会。想起来令人后怕的是，仅比我早一年进入土高中并如期毕业的学生，大部分都失去了进一步升学的机会。因此，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我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少年的世界
回想起来，步入武义一中读高中确实如同梦幻！实际上，之前连做梦都不敢，也从来没有做过。第一次这样一个人离开农村到县城住校，一切来得都太突然了。
我从小没有离开过要巨村，从六岁开始做放牛娃——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一样，在村里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每天早晨六点起床，骑在牛背上，在田间山野(听起来很浪漫吧)看着牛吃饱清草树叶，在八九点钟才去上学，下午三四点钟，又去放牛。每逢农忙耕种时节，中午不到十一点，我们又要去换班喂牛。记得，每年会因此分得五百斤稻谷，这已够我童年的口粮，回头看来，从六岁起就能养活自己也真是奇迹。整个小学、初中、土高中、初三，日复一日连续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很难想象，甚至都不敢回想，那些年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到底有多少。
一年的每个周末和假期，是全天候的放牛加劳动。没有收割机、插秧机，在炎热的农忙季节，从早上六点到晚间九点，在近乎滚烫发臭的水田里，弯着腰割稻、插秧，后背和脖子几番晒脱了皮，双腿被无数蚂蟥叮咬得流血不止，这堪称世间最艰苦的劳作和肉体付出，却是过去历代中国南方农民的真实农村生活。
后来，我走遍了全国各地、世界各国，都没看到比这更艰辛的劳作了。付出那么多的艰辛，物质却是极度匮乏，人们吃不好甚至吃不饱。没有烘干机，遇台风、持续降雨，稻谷就会倒伏变质，让农民颗粒无收。与此同时，一年到头，大队、生产队的社员之间经常会有各种纷争，甚至打斗，让本该无忧的童年少年岁月充满惊恐和不安……那时的我，也在思考“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真希望能发明各种机器，替代这些最艰苦的劳动。
整个童年少年，没有看过真正的课外书，仅有的几本连环画，每天都看，一本连环画看上不止千遍。村里、学校、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没有报纸。
所幸，村口小山上每天播出的高音喇叭，成了我最贴心的朋友和最好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是当年我感知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广播”、“广播连续剧”、“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等各种节目，成了我童年、少年每一天的期待和享受。直到现在，回乡探亲时，我还会刻意仰望村口的小山，寻找那远去的记忆。
直到进入武义一中，才放下牛绳停止每日在农田里的劳作，这一突然的变化，令我内心极不踏实，我甚至会经常因此而内疚自责。所以，每到周末，还会尽力多干农活。
到武义一中，第一次住校。每个星期回家，武义与要巨间当年是沙石路，会经过很多山坡，步行来回需要五个小时。没有自行车，偶尔有一两趟公交车在离要巨村五里外的村庄停靠，车票并不贵，但也坐不起。高中三年，我没坐过公交汽车，偶尔能蹭上一趟村里到县城的拖拉机，那可是谢天谢地了。回校时，和其他乡下的同学一样，用扁担挑着十多斤大米、一大杯的霉干菜或咸菜，算是一周的口粮。霉干菜、咸菜主要用菜籽油炒，一年中会有几次也用猪肉炒。一年到头，口袋里几乎没有一分零花钱，看着城里的同学喝着三分钱一杯的豆浆，都只能眼馋。每天只吃干饭干菜，没蔬菜更没有水果，可以想象正值青春岁月的学生，营养跟不上，上课很多人都打瞌睡。
到了县城，村口每日的高音喇叭广播听不到了，一开始真不习惯，怅然若失。但是，很快另一样东西强烈地吸引了我，填补了这一缺憾，那就是武义一中校门口两边的报窗。没人会注意到我，除周六回家外，每天课余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在校门口的报窗，隔着玻璃，如饥似渴地看里面每一份报纸的每一篇文章，新闻、政治、文学、法律、经济、生活、健康、趣闻、幽默，特别是小说连载，各种主题无所不及。经常会看到天黑，实在看不清了，才离开。甚至在周五回家前，以及周日回校后的一个小时空隙，也会赶紧过去，看完重点文章。那时买不起手表，更没有手机，常常会因为看得太投入，上课铃声响了，才往教室跑，因此迟到而被班主任批评，还写了好多次检讨书。
这个习惯，也陪伴着我之后的整个大学生涯，当然进入大学后，买了手表，也就没有迟到了。如同要巨村口的高音喇叭，武义一中的报窗，也是那个年代，我们感知外面动态世界最直接最有用的通道。感叹如今它们都已成为往事，近十年间广播、报纸已被电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边缘化了。但是，当年对于它们的这种痴迷，真是给了我极大的回报，它们让我的知识面和思考力从极其封闭的世界向外不断扩展和延伸，并且改变着我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不经意中，给我增添了几分经世济民的历史情怀。
文学之梦 经济学之路
在高一(1)班，只有在上语文课和数学课中，我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语文课的朱明康老师，绅士风范、博学多才，高屋建瓴又生动活泼，他是我最敬重、最怀念的老师。我的作文，经常被朱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里朗读。也许朱老师并不知道，当年他的这一举动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情，无意间点亮了我人生的希望，指明了我未来追求的方向。以至于在1980年高二文理分班时，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文科班。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出重要的自主选择。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普遍重理轻文，而且文科班升学率极低，从理科重点班，选择到整个年级末尾的文科班——高二(7)班，还真需要勇气。当然，时至今日，我仍对这样的勇气暗自庆幸。
正是到了文科班，我的心情豁朗开朗。在高二文科班，遇上了很多我特别敬重的老师：豁达开朗、通古达今的语文课吕明昌老师，仙风道骨、明达深刻的政治课魏昌喜老师，优雅清新、亲切宜人的地理课方月奇老师……我的作文，依旧常被吕明昌老师当作范文朗读。政治、地理、历史，也都深深吸引了我，激发起我的学习热情和思考动力。高二文科班，也是我最值得回忆最快乐充实的高中生活时光。美好时光飞逝，两年制高中转眼结束，那年高考我们班只有一个同学考上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我的高考语文成绩也是全校数一数二的，但综合成绩没能上线。
面对这一预想的结果，我没有一丝消沉，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高考文科复习班，当时也叫高三，是高三(4)班，那是在1981年9月。
高三的同学来自全县各个高中，年龄大小不一，背景也相当复杂。同时，学校的生活条件也更差了，全班男同学都集中住在离校门口很近的一个破旧的寺庙偏房里。人多嘴杂，经常有人半夜还在走动喧哗；下雨时屋顶常会漏水，晚上睡觉脸上会被雨水滴醒；蚊子也很多，咬得人浑身是包。这一年，还真没有几天是能睡足觉的。更加可怕的是，虽然每天只能干吃米饭咸菜，但在周末回家挑米菜时，却不断被村里人讥讽，他们开玩笑说“蛀米虫又回来了”。面对这些难言的折磨和打击，我们有的同学中途退学了，而我也第一次有了“要是考不上大学，一切都完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这也是我一生中身心最受煎熬的艰难岁月！面对这一切，我经常一清早独自到壶山顶上读古诗文，力借古人悲天悯人的历史情怀，来支撑必胜的人生信念。我的作文，照例经常被语文课吴凤祥老师当作范文朗读。我认为吴凤祥老师是武义一中最慈祥最有耐心的老师，一身长者风范，镇定自若、令人敬仰。
1982年高三结束，我如愿考上了上海财经学院(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特别值得安慰的是我语文考了90分(百分制)。那一年，也是武义一中文科有史以来考得最好的一年。
但可惜，由于对英语的厌烦和忽视，高考英语仅靠猜题得了30分，本科按70%计分，即实际记入成绩只有21分。要是能考50分，当年能进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专业呢。刚进入大学时，连英文26个字母都念不全，因此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四年，我用了比其他同学多不止一倍的时间猛攻英语，被迫成为全校最用功的学生，快毕业的时候，已经能读懂英文版的语法书了。四年后，我以全校英语高分，考入了中国经济学最高学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因此也彻底摆脱了高中英语的梦魇。不可思议的是，如今工作中每天都在使用英语，有时博士硕士的英语翻译，还需由我来把关。
对我来说，系统的学习经历早已远去，但是高中和高考的记忆却依然清晰若现，我在文科生中数学算好的，初中时还当过数学课代表，可是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会在梦里因为做不出高中数学题而着急，惊醒后又庆幸自己早已高中毕业，可见高中经历影响之大啊！
参加工作三十年，也一直没有停止学习，但主要是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等知识和学科。高中时最喜爱的纯文学，渐行渐远，难得品味。今天写这样的似有文学气息的文章，丝丝的遗憾，难言的怀恋，不禁油然而生。
怀恋的，最多的是武义一中三年难忘的岁月和半月池边的一草一木。
(作者系武义一中1981届校友，现任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罗马大学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