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
老李，是来自陕西扶风的考古技工。2004年以来，一直跟着我奔波在各个考古工地。
1970年代，他在西藏的中印边陲当兵。在于他，这是段充满光荣感和优越感的时光。他说，藏民很穷，部队食堂里的剩饭菜，他们也会偷吃；他又说，印度人很怂，时不时前来挑衅，但只要我威武之师严阵以待，便又逃之夭夭。
复员后，他在老家玩了几年，在当地的毛巾厂当过保安。结婚后，老实住家。他家门口，曾经是先周、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不爱宝，经常有大城市里的考古队莅临工作。于是，老李成功转型，成为一名考古技工。
考古技工，本是农民的一种。考古队来了，他就是工地上的技术工人。考古队走了，就回老家种地。这些年，因为浙江的考古队支付的报酬，较陕西的更高。于是，他们就跑来浙江讨生活。
他家有五亩地，灌溉不畅，只种小麦，大不了再种一季玉米。俗话说“粮贱伤农”，那些年粮食不值钱，种地只是糊口，赚不了钱。
当年名目繁多的“农业税”，在性质上，约与解放前的“田租”相当。一亩地的苹果特产税是240元，辣椒特产税，按人头算，每人每年折合25元。除此，可能还有烤烟税、西瓜税。
老李坐下来，一盘算，不对啊，我种了小麦，就种不了苹果，种了苹果，就种不了辣椒。至于烤烟、西瓜，几百年来，就不曾在我家地上长过。
老李向有司如实反映情况，有司说“老李，你是军人，要服从大局”。
怎么办？老李不种地了，就往外头跑。从此，地上只长野草。很好，野草不征税。
有司体察民情，既然田地荒着，那么，苹果、辣椒、西瓜、烤烟等税，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罢罢罢，酌情收一些。老李说，从此农业税，加上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普九教育费，每人每年一千元左右。
老李在外头跑，这笔钱尽管不愿意交，但勉强能应付。不出门的人，一年也挣不到几个块，能赖则赖，能抗则抗，有匪徒出手打了“有司”的人，这也好办，关起来。
当然，这些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老李说，现在好了，农业税没有了，杂七杂八的费用也取消了。我五十五岁了，终于赶上了好时代，我要管好这五亩地。
老李的说法与“专家”的腔调如出一辙。专家说，中国历史五千年，哪个朝代种地不收租，只有今天不要钱，所以这就叫盛世。
我说，老李啊，你以后发财了，可不能忘了浙江还有我这个穷朋友啊——那五亩地，可不得了，每年水稻种两季，每季4000斤；冬小麦、春小麦各种一季；苹果、烤烟、西瓜、大豆、玉米、高粱、苜蓿……又分别种一季。说不定可以在种植各类作物的同时，又被征用去建设高速公路，还能领到一笔巨额的土地赔偿金。总之，发财了。
老李大骂：“妈的，这种算法，你，你，你，这是强盗的算法。”
我说：“妈的，你，你，你这是污蔑，这是统计学。我看新闻，据权威统计，我省人均收入已经突破七八千美元，最近没空看更新的数据报表，说不准，早就成功突破万元关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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