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民
我是1957年进入当时的武义县第二初级中学的。
乍一到校感到中学真是了不起，祠堂的房子比我们乡下的大，柱子也比我们乡下的粗，前面还有池塘，牌坊……，后来才知道，这不叫祠堂，是一个县最大的一座孔庙，难怪这样气派。教室也高乡下一等，外面有走廊，里面没有柱子，有玻璃窗户，晚上还有电灯。课桌虽然有些老旧，可也比我们乡下新式多了，在这样的地方读书，一开头便有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中学的老师我也感到特别多，大部分都不认识，年长者的风度与睿智，年青者的聪慧与机敏，都给当学生的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数学老师不用圆规、三角板在黑板上作图，画圆就是圆，画方就是方；体育老师不用拉线就可以画成规规矩矩的篮球场；有个老师的话特别难懂，我真的佩服他，这么难懂的话他是怎么学会的呢？后来才懂，是他乡音太重，普通话没学好：那时在我的眼中，老师的一切都是了不起的。
所谓读书就是读“课本”，每个学期一迭的“新课本”，要学习，要考试的知识全在里面了。可读了六年书，对课本的印象似乎不怎么深刻了，印象深刻的还是老师，或许是因为“课本”里“知识”是通过老师的“课堂”传授给我们之故吧！
老师的“授业”很严格，语文作业、作文里的“一点”之差都不放过，俄语老师发现一音不准就得重背……，有一次是出大纰漏了，数学期中考试时，一张卷子反面题目未看到，中午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整了，幸亏我能在他给的纸上答对了题，他才笑了，取出钱让我替他到街上买包烟了事，我后来的做事认真就是从此开始的。
那时老师的“传道”不仅流于言，更是践于行。我当过若干学期的物理课代表，上课前后都要捧仪器，平时也常常要帮老师批改作业、试卷，但在我的学期成绩单上，其它课有5分的(当时采用5分制)，物理老师从未给过我5分。老师没错，班里罕见的几个5分，个个比我强，老师的做法使我领悟：什么叫做公正，公平，领悟无情之中所隐含的真情。这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还有更忘不了的，是在一中读到的“课本”之外、老师“课堂”之外的“天书”。社会的自然的“天书”。
我读到的第一册天书是“反右派”。一进校，满目都是叫“大字报”的东西，第一次班里集中，老师就给我们讲右派的种种“不是”，并且教导我们：对右派要叫“先生”。不能叫老师，当时我好纳闷，解放初，父亲带我去上学，见到教我们的人，父亲教我叫“先生”，他说别叫我“先生”，要叫我“老师”，难道他以前坏？轮到我们上第一节音乐课，老师教的第一首歌，第一句就是“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凑巧，我们的语文老师里有一个右派，人很高大，很和气，不像妖怪。他只能教我们拼音字母，后来是简化汉字，不能讲解课文，我发现他只在课堂说话，走出课堂，就不跟我们说话。也不跟其他老师说话，我没敢叫他老师，也不忍心叫他先生。直到他在校园里消失，在我邻村的田头地角出现。
那时起，我远离了杀伐之心，讨厌那些本不该有的人与人的斗争，我也同情那些与人斗争中的无辜的落败者。后来我到教育局，第一件利用职权的事就是暂缓解散落实政策办公室，彻查解放以来的冤假错案。结果又有百余人得到纠正。那都是些经法院判决的案子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的恻隐之心生于何？不得而知，而长于一中，固化于一中是没错的。
读到的第二册天书是“大跃进”，第一步跳跃前进的是“大办钢铁”，先是拿脸盆到代石去洗铁砂，一天洗出半杯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后来又带我们到岭下汤炼铁，也许班主任是物理老师的缘故吧，我们还到城郊的石楼梯去炼过钢，我们学生是拉风箱，那风箱要两个人才拉得动。小小初中生，居然经历了从采砂到炼钢的全过程。全民办钢铁，于国家是得不偿失，但于我是增长了见识。第二步跳跃前进的是“大办粮食”，口号是亩产万斤粮。我们孩子也得种试验田，不过很小，约20平方米，在新凉亭，头一年秋田板挖了一尺多深，铺上草，施上肥，盖上土，种上小麦；往后是每周劳动课都去看，都去管，大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而且施的肥更多，化的神气也更多，冬天的长势，真叫喜人，全班都在期待来年亩产上万斤。可天有不测风云，乐极生悲了，几天的春雨，垫底的草腐烂了，试验田变成了水洼，麦苗遭到了灭顶之灾！万斤粮的幻想破灭了！读过“大跃进”这册天书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懂得“尊重科学”的道理。
第三节天书最为难忘，可以说是不堪回首，那就是“饿肚子”。初三到高中阶段，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最贪吃，也最能吃，恰恰遇上最没得吃。
那时，我们最害怕的是第四节上体育课，最感恩的是体育老师组织跑步少两圈，哨子节奏慢一点，个人测试时能让其他同学坐下……晚自修下课，实在饿得睡不着，就啃几口生萝卜，有一天，因为是周末了，生萝卜很少了，一个生萝卜三个人分着吃。那个年代可真是一个“吃萝卜”的年代。当时的体会也就是想吃萝卜，最好是煮熟的，能吃饱。读了这节天书，受益终生，打那时至今已将近六十年了，再未有过生活苦的感觉，感到每天都是幸福的。但是也有一点使我受害终生，那就是对饭菜的敬畏，明明知道剩饭剩菜再吃是有害无益，还是舍不得倒掉，这就是“饿肚子”落下的“神经病”。
在一中的六年，正是如此这般的投下了一块块人格的基石，一层层知识的积淀，毕业考试通过了，就那时的我来说，也就是读书生涯的终点，可老师却要我留下来考大学，并且是阴差阳错般被录取了。我哪敢有读大学的奢望呢，幸好那年部队也向应届高中毕业生征兵，我也是合格，不巧的是当时征兵要服从高考，我只能鼓起勇气到兵役局要求，等大学报到时间过了再送新兵，兵役局也欣然答应了，可不知哪位好心的同学向老师告了密，被高考带队的梅(绍文)老师叫去“开导”了一通，说:“服兵役进了大学还有机会，而且可以保留学籍，放弃读大学，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了……”。同时又给了我十元钱(后来知道，那时老师的月工资也不过五十来元)，严令我先去读书。在一中的最后时刻，老师又帮了我一把。使我至今感动的是，梅老师仅仅是我们高中的政治老师，既不是班主任，也没有特殊交往，我无可抗拒的收下他给的钱，就是不能抗拒他的意志，现在回忆起来，这种严厉中所包含的爱心，是父母都难以企及的。
一中，是值得我感恩！因为感恩，我对一中也充满着期待，像对年青人般的期待！
当我年青的时候，觉得一中是老的，现在我老了，觉得一中是年青的。我希望她永远年青！
今年是母校八秩诞辰之年，也是再迁新址之年，我期待又是承先启后，树立新风之年，更希望是扬帆出海，奔向远大目标之年！
(作者：武义一中校友，1960年初中、1963年高中毕业，原武义教育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