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策
何谓财政？以财理政，以政理财；政府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财政。武义自1949年5月9日解放，经历“十年浩劫”的动荡曲折后，迎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之后一路高歌猛进、奋进七十年——在建制的沿革和改革的深化中，武义的财政建设也一边追赶时代大潮、一边不断提升。
“七十年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经济快速增长、贫困人口减少、人均收入增加，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乡均衡发展程度显著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快速提升。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财政的可靠支撑。”82岁的县财政局退休干部何清桂感慨，七十年间，我县财税工作鼎故革新，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财税管理体制的系列重大变革，从一度窘迫的“吃饭财政”时期，突围到守望幸福的“公共财政”时期，再到开启“财政能力”建设新征程，一路走来，保障民生福祉，服务地方发展，参与了历史进程也折射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起于贫弱：建国初期，在百废待举中沿革，破旧立新步入正轨
税收是财政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保证国家运转、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政权中，税收以田赋为主(称“赋税”)，民国时才开征新税种。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田赋制度，改征“农业税”。
“农业税”包括公粮、田赋、公柴及乡村经费等各项负担。
——《浙江省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1949年10月颁行)
我县是传统农业县，但是农业基础薄弱。“日是黄金雨是宝，全靠老天保佑好”的农谚反映出解放初期的农业生产水平——旱涝不保收，全靠天吃饭。以农业税为主要支撑的财政收入十分微薄，1949年财政总收入仅104万元，其中97.5%来自农业税。
1950年，我县实施第一次税制改革，统一了除农业税(正税)外的14个税种(实征9个)。1953年实施第二次税制改革，将大部分货物税改为“商品流通税”；随后将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业统一税”，并初建县级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新税制的建立，对恢复和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农业税、企业收入和工商各税成为县财政预算内三项主要收入。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初这个时期，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直线下降，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3)为68.37%，“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降至49.54%，改革开放初只占17.36%；农业税废除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仅占7.32%。
历经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全县经济建设及财政、税收管理制度频繁变动、财力贫弱。1977年，社会发展逐渐回正，当年县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千万大关。百废待举之际，在那个没有富余财力的计划经济时代，财政支出按照“一要建设、二要吃饭”的方针，重点保障经济建设；基本建设完成了，之后就是要保障“吃饭”。“吃饭财政”，由此闯入历史视野。
二共克时艰：“吃饭财政”时期，在精打细算中探索，鼎故革新夯实基础
经过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十年浩劫的混乱与苦撑，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刻，但财力疲软的状况并无法在一朝一夕间改变。
“当时县财政的状况就是‘平时讨、年终要’，向省财政要。部门办公经费都没得。”何清桂作为亲历者讲述了“吃饭财政”时期的窘境。由于财政捉襟见肘，一万元的财政拨付，就“够格”上县委常委会讨论；也曾因县财政无力拨付某部门500元的办公经费，该部门领导甚至迁怒于老何。“保工资、办公、治安，还要保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生产，平均每年2000万的财政收入，就算是保基本运转，缺口也还是很大。”回忆起当年“难做”的财政工作，何清桂感叹，一年忙到头最大的目标就是“实现收支平衡”；而所谓“收支平衡”，不过是通过暂缓向亏损国企拨付补助、由银行向国企贷款预交税款等各种办法制造的“假平衡”，用以勉强过年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施行了系列放权让利重大政策。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活力充分迸发，全县财政收入逐年稳定增加，县财政也终于实现了真正的“收支平衡”，“吃饭财政”终成历史。
改革开放初到90年代末这个时期，经济体制刚从“计划”中“脱胎”出来，财政管理也从服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逐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面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诸多弊端，比如国有企业普遍“吃大锅饭”，无盈利动力；单位私设“小金库”，资金用度缺乏约束，“钱乱花”问题突出等，我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实施国企“利改税”、乡级财政重建、“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
国有企业“利改税”，实行“工效挂钩”，打破国企“大锅饭”。同时开展清仓查库、扭亏增盈工作，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停办或转产。80年代初开始推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县属国营企业工业利润由1979年的99万元上升到1986年的800.6万元，增加7倍多。
重建乡级财政，县乡“分灶吃饭”。我县曾建立乡级财政制度，1959年管理中断。1986年1月，重建乡级财政管理，建立34个乡级财政所，实行“划定范围、划分税种，核定基数，收支挂钩，超收分成，超支不补，一定两年”的管理办法，实现了从“统收统支(统揽)”向“分灶吃饭”转变，充分调动乡镇积极性。
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开展“小金库”清理、规范收支，实行“票款分离”、破除收费乱象，告别预算内、预算外“双轨”造成的收支不清问题。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全县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财政实力在鼎故革新中壮大，支出结构也得到调整，逐渐从“保基本”尚不足，到有余力“保民生”转变。
三厚积薄发：公共财政”时代，在服务保障中蜕变，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本世纪初。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进一步释放，民营企业迎来黄金时代——从东北部乡镇桐琴的工业勃兴，到“工业强县”战略的确立，武义挺起了工业经济的脊梁，财政收入增长驶入快车道，增长速度一日千里。2007年县财政收入首次跃上10亿台阶——从亿元到10亿，整整历时十年！那时的武义人民不会想到，再一个十年之后——2017年，县财政仅税收收入实现了近40亿元——跨越世纪再回望，武义财政从积贫积弱迈向了与经济共增长。
1998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确立“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目标，开启了公共财政时期，“民为财之母，财为民所用”的属性得到凸显，财政投入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民生领域倾斜。与“十五”“十一五”计划时期财政预算内对公共事业和社会服务支出97707万元、239797万元相比，“十二五”县财政投入达95.8亿元，达到历史之最。特别是在医保和社保重大民生工程领域，覆盖城乡的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和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在此时期逐步建成。
从“十五”到“十二五”，我县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财政收支快速增长，财税工作也向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极快推进：
2002年开始实行集中统一核算改革(后来叫“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主要要解决各部门单位违反财经纪律、乱发奖金、财物、乱收乱支等收支不规范问题。县机关会计核算中心、行政服务中心财税窗口、政府采购管理中心、乡镇财政管理中心在这一时期相继设立。
2004年试点、2005~2006年全面推行部门(包括财政拨款事业单位)预算改革，将预算内、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实现“收入有计划、支出有方向”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之后，2015年2月，我县首次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全部提交人代会审议，“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前提，意味着不再存在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收支。)
2008年前后实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主要针对县属国有企业利润支配不规范、运营投资采购、招投标环节的“灰色地带”，进行全面清产核资，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及国有资产经营运算制度。
……
被浓墨重彩载入史册的，还有2006年3月农业税的彻底取消，一项历行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广大农民欢欣鼓舞——从“初税亩”“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再到“农业税”，历朝历代都曾探索所谓“与民休息”的税制，却只有“农业税”的废除，才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为农民减负。与此同时，为期3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各项减负政策的落实、涉农收费的规范、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康庄工程、饮水“清泉工程”的实施……使农业、农村在时代的演进中与城市共繁荣，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得实惠、奔小康。
四走向振兴：财政能力提升，在财政资源上挖潜，服务国家治理需要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公论：“需求”与“可能”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一方面，对民生领域的支出，呈现出“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的现实处境；面对社会运转刚性需求的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宏大”的数据表象背后，是与经济周期性相伴随的财力增长的波动性。另一方面，如何通过加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这都涉及财政能力的问题。
“财政能力实际上就是利用公共资源最大限度保障社会良序前进所需公共品的能力，通俗讲，就是利用有限财力资源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能力。”县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宏亮说，当前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举个例子，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振兴乡村并提供所需的公共品。乡村振兴所需的公共品是很多的，包括农村教育、农民社保、农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而且乡村振兴的同时，城市依然要发展、也需要必要的公共品支持；然而，财政可用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如何最大限度满足各方需求？这就是对财政能力的考验。
财政能力大小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挖掘财政资源的动员能力，比如公共资金的统筹管理、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效应、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等。二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能力，比如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构建“集中财力办大事”框架等等。
拿分设二十多年的国税、地税2018年得以“复合”来说，就折射了财政能力的提升——税收征管手段变化、进一步提高征税效率、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当时税收都是要靠税务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收取的，由于交通工具不发达，通常是步行，为防万一要随身佩枪。有次去宣平山区造纸作坊征收货物税，走了五十里山路，收来2000元税款，半路还险遭土匪谋财害命。
这是85岁的税务局退休干部王煜楚口述的建国初期征税情形。
到90年代光景，逐渐有了自行车、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为了收取出城交易的茶叶、木材、药材等税费，设卡"打游击"是常用征税手段。当时的计算工具呢，就是算盘，税务从业人员，珠算功底最次也要达到"四六级"(一三级为高级)。再后来有了税务数据采集器，极大提高了税务申报、数据采集和计算分析的效率。
税收征管手段随时代变迁不断进步。1997年县国税局开展信息化建设，在柳城、王宅、直属征管分局、县局机关四个局域网的基础上推广应用ZTAX税收征管软件，实现了以县为单位集中征收；1999年10月实现税银联网，告别现金缴税的历史；2001年全国税收管理信息系统(金税工程)实施，实现了税款征收无纸化操作。如今财税系统的金税三期工程，则具备了“功能更加强大、运行更加稳定、系统更加兼容、用户体验更好”的新特点。
技术迭代更新推动国地税合并，也使纳税人网上申报、银税联网自动扣除，征管机关网上验证、网上稽核、网上服务成为可能，财政资源动员能力显著增强。
财政能力建设无止境，财政改革依然在路上。浙江省政府智库专家李永友指出，财政能力建设需要站在国家治理高度推进；要以政府转型为支撑，否则难具持续性；要积极探索现代财政制度；改革创新，寻求财政作用发挥的最有效方式；拓展技术支持，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财政信息……
是否建成现代财政制度是检验财政能力建设成效的载体，但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高低才是衡量财政能力的唯一标准。畅想未来，到建国100年时，我们的财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