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楣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与“第一次”邂逅的铭心刻骨的经历。本文中我要回忆的是我在43年医师生涯中的两件事。
70年代末的那个除夕夜，是我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义第一人民医院内科值的第一次夜班。
晚上10点，一阵救护车急促地鸣笛声传进了急诊值班室。几位神色紧张的年轻人抬着一位中年妇女，冲进了急诊室。“医生，快救救我妈！她喝了……”那位大声喊话的男子流着眼泪，那声调近乎央求。
我闻到了一股浓烈呛人的农药味，我迅速给她进行检查。根据我在医大学习和实习时掌握的知识，我从病人呕吐物气味以及神志不清、肌束颤动、瞳孔缩小如针尖大小等生命体症综合判断，我确认病人是甲胺磷农药重度中毒。我立即为她采取了注射催吐针、洗胃等急救措施，一直到病人呕吐物无农药气味为止。
第一次单独值班，我就遇到了危重病人，我在心里叮嘱自己，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出差错。
深夜12点了，医院外面的大街小巷响起了除旧迎新的密集鞭炮声，我知道这是亲人团聚、万家灯火的温馨时刻。可在这时，我最担心的意外还是发生了，这位病人出现了躁动不安、皮肤干燥、瞳孔放大、心率加快等症状。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阿托品”药理反应，于是我马上把原来滴注“阿托品”由每15分钟一次，改为每半小时一次，并逐步减少给药量。
凌晨一点后，除夕夜的鞭炮声渐渐停歇。累了几个小时，睡意向我袭来，但我不敢有丝毫松懈。我静静地守候在病人床边一夜未合眼，一直到太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其它医生来接班，才拖着灌了铅似的沉重的双腿往家的方向走去。到第三天，病人的生命体症指标已完全正常，一个星期后痊愈出院了。俗话说“人命关天”，是万万容不得半点差池的，在这次我的首诊中，我深深感到当好一名称职、尽责的医生，自己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啊。
第二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那年医院领导决定选派我到浙一医院进行学习B型超声诊断技术。得知这个消息我心里很激动，因为那个年代B超诊断技术尚未普及应用，全省的县级医院多数没有开展。能够掌握这项新兴医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患者，这又是我的医师生涯中一个新的起点。
我放下年幼的儿子，一门心思地赶赴浙一医院报到学习。在进修的半年中，我一次也没有回过家，废寝忘食地钻研业务。学成后，我在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组建了“B超”室(比永康第一人民医院早组建了一年)。
“B超”室成立初期，诊室设施简陋，只有一台黑白B超检查仪，就连超声耦合剂也是根据我从浙一医院带回来的配方，在本院药剂室自制而成。挂着“B超”室的牌子，实际上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开张”时，我第一次为病人做检查的情景。那天来的是一位早孕阴道流血的患者。我根据她停经50来天，尿检阳性报告为她作了认真反复的B超检查，我第一时间确诊是“宫内早孕难免流产”。因为自己没有以往的经验可参照，我一夜睡不好觉。第二天一上班，就急匆匆到妇产科门诊室讨教。我问那位患者是否已经做了人流手术？妇产科医生告诉我，在清宫手术过程中未见明显胚胎“绒毛”。这一回答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难道是我诊断错了？难道是“宫外孕”或是“假孕囊”？我的心里顿时七上八下的。
如果真的是“宫外孕”，不及时给予补救，就会出现患者大出血而危及生命，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我得赶快找回患者复查，我心里焦急万分，总生怕自己是误诊。那个年代的通讯联系条件没有现在这般发达便捷，大多数家庭连座机电话都没有。我千方百计地回想患者和病历卡上留下的极少的一点线索，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去寻访。半天下来，我终于从离县城5里路开外的郊区一户农民家里见到了她。
我向这位患者说明了来意，并当即把她带回医院做了非常仔细的复查，结果没有发现异常，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叮嘱她一旦出现腹痛、间歇性出血等症状，要随时回医院复检。这样我还是放不下心来，接下去的一个月里，我每周回访一次，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患者安然无恙，我心中的那块石头才落下地来。
岁月荏苒，一转眼我已从医几十年。虽然我已退休，但我如今依然被医院返聘，紧张忙碌地工作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我的辛勤劳动也得到了广大病人的信任和党组织的关怀，多次获县、市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医院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始终把“第一次”，当成以后的“每一次”，才能杜绝差错发生。用自己的“良心”对待病人，才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和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