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 瀚
水稻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标志，从古到今滋养了华夏民族的身体发肤，中华民族得以一代代繁衍至今。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完全可以这样来比喻：如果中华文明是熊熊大火，那么水稻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就是维持中华文明不灭的薪柴。
1949年以来，我国水稻亩产经历两次飞跃，一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水稻矮秆化，二是70年代中期以后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两次飞跃均使全国水稻亩产提高了近百斤，武义也是如此。
杂交水稻解决“吃饭问题”
“我出生在解放前，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正处在身体发育的时候，由于先天的营养不良，加之出生后从没吃饱过饭，在步入青年时代之前的十几年里，我基本上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在我的印象里，一日三餐能吃上大米，绝对是一种奢望。也许是因为挨饿的记忆太深刻了，所以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对水稻种植特别留意。”听爷爷谈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情况，语气中充满了感慨，“当时县里种植的水稻都是高杆，禾苗高达1米3以上。高杆不耐肥、不抗倒、不抗病、产量低，一般亩产最高300斤，并且生产周期长，每年只能种一季。那时生产队里人均不到一亩田，除上交国家的公粮外，人均口粮就是200斤稻谷左右，碾成大米约140斤，一年365天，平均每天就是4两大米的口粮，很多时候靠红薯等杂粮填饱肚子。上世纪60年代后期，大队开始推广矮杆水稻品种，逐渐更替高杆品种。矮杆品种抗寒性较强，耐肥抗倒，生产周期比较短，种一季中稻亩产可达600斤，还可以作双季稻种植，两季相加亩产可达800多斤。虽然矮杆明显比老品种高产，但墨守成规的农民还是不愿意接受，有些生产队仍在种植‘高杆’。为了彻底推广新品种，当时的公社、大队领导组织民兵、学生去铲除‘高杆’，强制种植矮杆，我读完小学就参加过‘铲除高杆’的行动。种植矮杆水稻，虽然使粮食增产了，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人口激增的年代，翻番的粮食产品与激增的人口数量相抵消，所以人们仍然生活在半饥饿状态。好在当时我的家庭条件相对别人来说还算优越。记得在读初、高中时，我每周能带上3斤大米，加上一些红薯作一周的口粮，每天早晚能吃上大米饭，中午吃红薯，但我的多数同学一天只能吃上一餐大米饭。即便是红薯也不是想吃就有吃的，每次开饭时，总有同学的红薯被人‘偷走’的事件发生。”
1976年，时任县农业局副局长的陈汉林参加了在金华召开的杂交晚稻推广会议，接下了武义试种推广的任务。于是，县政府专程从湖南、江西等地引进南优2号等杂交稻种子在县农科所试种1.199亩，亩产501.9公斤，比常规早稻广陆矮4号、红梅早增18.5—40.79%，试验获得成功。同年在桐琴果园试种12.05亩，这批杂交晚稻，经过精心培育，也获得了大丰收，平均亩产达到了402公斤，比当时普遍种植的晚粳良种“红58”每亩增产91.5公斤，增产达到了29.47%。
杂交稻亩产突破400公斤，这在当时普遍亩产只有三百多斤的年代，引起了全县轰动，也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重视。县农业局趁热打铁，在全县6个区34个公社推广开来，建立了示范田。而杂交晚稻也因为其优势明显，根系发达、生长旺盛、分蘖率高、穗型大、结实率高等诸多优点，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农业部门迅速组织技术力量赴海南繁种制种，为大面积推广提供种子。
从1976年开始，我县就陆陆续续引进了许多新的杂交水稻种，其中汕优6号、汕优64和汕优63种植面积最大、时间最长。至1983年，全县种植杂交晚稻13.36万亩，亩产达436公斤，比早中稻亩产高96公斤，实现晚稻超早稻。
武义人眼中的“袁隆平”
在农村，许多老一辈的农民不知道县委书记、县长叫啥名，却知道一个叫黄烈文的农业局农技干部。因为他亲民爱民，把自己当成农民的一员。为了培育杂交水稻种子，他与山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年的实践探索，终于成功选配了“汕优64”杂交晚稻，为吃饭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对种子的研究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家里的事情一点都顾不上。我们的三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身边。”黄烈文的老伴汪又男说起丈夫年轻时的“工作狂”，至今仍有些抱怨。1972年10月，黄烈文的第三个孩子即将降生。预产期是10月4日，但黄烈文10月3日就再也坐不住了，不顾妻子的再三请求，卷起铺盖就要下乡。临走时撂下一句话：“生孩子可以等，但育种工作不能等。”“她嘴上对我抱怨，但心里还是支持我工作的。”事隔多年，黄烈文仍觉得对不住妻子。他开玩笑说，那时候大家思想都比较单纯，如果是现在，老伴非跟自己离婚不可。
在黄烈文的努力下，他所蹲点联系的乡镇，水稻产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有的村水稻亩产甚至提高了120多公斤。在那个水稻亩产普遍只有300多公斤的年代，黄烈文成了农民眼中的“香饽饽”。
1981年，在农村长期蹲点过程中，黄烈文发现当地农民普遍种植的“汕优6号”杂交稻开始出现抗病性、种性退化的现象，而且其生育期太长。要想改良这一品种，就必须在“汕优6号”种子母本基础上，找到与之相配的优良父本。经过对比研究，黄烈文发现湖南的“威优64”种子其父本“测64”可能适合。于是，黄烈文决定赴湖南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求助。
“当时袁隆平的名气已经很大，全国各地前去参观取经的人很多。作为县里的一个小小农技员，我也很担心人家会不会搭理我。”黄烈文说，自己未见袁隆平前，就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同时也做好了第二次、第三次拜访的准备。
见到袁隆平后，黄烈文将自己改良种子的设想和盘托出。有理有据的分析、可靠翔实的数据让袁隆平对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农技员一下子刮目相看。“一个县里的农技员对良种的选育研究得这么透，而且对育种工作这么投入，让我非常感动。”黄烈文至今还记着袁隆平当时说的话。袁隆平马上叫助手去寻找“威优64”父本“测64”。但由于所有的种子都被送到了海南基地试种，根本无法找到。袁隆平想起了自己作为样本密封保存的两公斤种子来，他让助手立刻取出0.25公斤交给黄烈文。拿到种子的黄烈文激动万分，要知道视种子为生命的袁隆平拿自己的样本送人还是平生第一次。
有了父本后，黄烈文马上安排人员赴海南育种，并于1982年育种成功杂交稻“汕优64”。经过连续试种，1990年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在全国推广。武义县也被袁隆平列为湖南之外为数不多的育种基地之一。
为了优质稻种的选育和推广，黄烈文将自己的办公地点放在了田间地头。县农业局一项统计显示，35年来，黄烈文在基层连续蹲点10个月以上的共有七个地方。每到一地，黄烈文总是自带干粮和铺盖，白天泡在田里，晚上住在农民家中。黄烈文成为武义乃至全国的“种子王”。采访时，黄烈文说：“我工作的信条很简单，就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黄烈文痴迷种子的理由。凭着袁隆平给的半斤种子选配成功了“汕优64”杂交晚稻新组合，成为了浙江省杂交晚稻的当家组合，黄烈文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1990年，“汕优64”杂交晚稻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在全国推广。据统计，如今，该品种在全国推广面积达近2亿亩，全国平均亩产增加50公斤，农民增收84亿元。
从“吃饱饭”到“吃好饭”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的人们更注重健康，合理膳食。而无公害的有机水稻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种植户们也从以前追求高产到如今注重品质。
在坦洪乡，潘宝忠创立了“龙眼山”有机大米的品牌，如今一共有90亩有机大米和800多亩的无公害大米。“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让武义人的碗里装自己的粮食，让更多人吃上地道的米。”潘宝忠说，祖辈、父辈一代代口口相传的饥寒交迫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提高粮食产量、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在我县南部山区，稻农们种稻不喜欢用化肥，也基本不用除草剂，而是惯用农家肥和人工拔草。“这不正符合现代人对绿色无污染食品的追求么？”这个发现，打开了潘宝忠种植有机大米的思路。如今为了获得有机认证，潘宝忠对稻田的打理十分用心，工人下田除草都不能穿胶鞋，害怕污染土壤。精心管理之下，潘宝忠的稻田里种出的大米品质极佳，在市场上也渐渐有了名气。
从人工栽种、肩挑背磨，到依托科技和新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种植，回忆起水稻种植过程的变化，潘宝忠感慨万千，“从前种田利润低，收割时受天气影响大，单打独斗的种植无法种出品质优、经济效益好的水稻。”创立初期，潘宝忠遇到了很多困难：资金少、机械化程度低、经营理念落后、人手不足、天灾造成谷物霉烂……都让他非常焦心。后来，在县农业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始进行科学化发展，从插秧到收割，实现了机械化操作。
“和传统种植模式相比，发展现代农业每亩土地可节约180元左右。”潘宝忠介绍，不仅如此，我们统一将一部分稻谷销到粮库，另一部分农产品统一加工销售，获取更大利润。在潘宝忠看来，水稻稻谷质量有了保证，只是完成了第一产业水稻种植的生产部分。“想让种出来的水稻成功走向更大的市场、提高经济效益，必须通过第二产业加工销售来完成。”他说。
“让想种田的人会种田，让会种田的人能赚钱。”展望未来，潘宝忠表示，要增加更多的农机，尤其是烘干机，尽量不让粮食由于天气的原因而霉烂。“我们将利用农机与农艺结合，生产出更多优质安全的稻米。让中国人的碗里盛满中国人自己种的粮食，并且是优质安全的粮食。”
从“吃饱饭”到“吃好饭”的转变，体现出潘宝忠在内的水稻种植大户不舍的追求。
工厂化育秧
调优稻种成为主旋律
2019年3月，在履坦工厂化育秧基地大棚里，只见一台全自动播种机上，叠盘机正在有序运转，10多位工人正忙碌着，递送盘子、加育秧基质、加谷种、搬运秧盘，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装基质、洒谷种、覆表土、浇润水，一会儿的功夫，一张张秧盘就做好了。随后，工人们用衔接式秧盘输送带，将秧盘直接输送到田头。 “机械育秧要注意几个环节，播种要均匀、盖土要到位、水要浇透……”基地负责人一遍遍地和工人们强调着。
来自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的孙雄彪告诉记者，有了水稻播种流水线和田间衔接式输送带，减少了人工使用量，大大提高了育秧进度。此外，自2018年开始武义县启用了温控式叠盘暗出苗方式，秧盘做好之后被直接送进了暗房，48个小时可以出苗，大大提高出苗率，提高秧苗素质。
据了解，早在2013年我县就制定出台了全县统一育供秧实施方案。通过政府补贴方式，减少农户育秧成本，提高农户统一育供秧积极性。我县也是全省较早实现全域统一育供秧的县市，无论是普及率还是育秧技术都排在全省前列。而这种节本增效的做法也得到了广大种粮大户的好评。
我县从2006年起在桃溪镇开始对工厂化育秧技术及相关设备研制的探索，2007年由县农业局下属粮油、农机、种子、农业综合开发等4个单位合伙发起建立王宅镇仁村首个万亩工厂化育秧基地，每个单位都派驻有丰富生产管理经验和较强科研推广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工厂化育秧工作，做到农机农艺紧密结合，着力解决工厂化育秧技术瓶颈。通过两年的试点和摸索，工厂化育秧技术实现突破，相关技术趋于成熟。通过引导与推广，基层农技化育秧发展实践推广组织、工商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身工厂化育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我县工厂化育秧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2008年桃溪镇农业综合服站出资建立了项湾育秧中心、2009年由企业主刘淑昌投资建立了履坦镇履一育秧中心、2010年由跃平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投资建立了泉溪镇巩宅育秧中心、2011年由广丰粮食专业合作社投资建立了桐琴镇杨排育秧中心，到目前5个育秧中心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基本能满足全县的单次机插供秧需求。
水稻育秧改变了传统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模式，实现了传统生产方式逐步向现代生产模式的转变，农民摆脱土地和农事的束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同时，育秧基地为农户提供秧苗，开展机插服务，可以保证种子安全，降低育秧、插秧等生产过程风险，实现生产风险的转化，加快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的推广，促进粮食产量和质量的提升。
“现在每年的工厂化育秧的稻种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适合我县的自然条件。”孙雄彪告诉记者，“2007年刚开始我县有3200亩育秧，选用的是两优0293，2009年到2013年选用的是甬优12、15、17，2014至2015年用的是甬优538，2016年有所改变，主要种植春优84，2017年主要品种是春优84和华浙优1，2019年我们引进了嘉丰优2号、华浙优71等品种。”
(本版部分图片由张建成、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