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在地球的那一边》，这样的书名让人有惝恍迷离之感。前些日，读到一首《诗经》英译，许渊冲先生的译笔，题目是《WHERE IS SHE》，她在哪儿？是啊，她在哪儿？一时竟想不出《诗经》中哪里有这么一篇，向下看去，一边试着从英文翻回中文，依然茫然不知在何方，直到灵光乍现，顿悟了，原来是《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可不就是“她在哪儿”。而“在地球的那一边”，也就是“在水一方”，其中隐含的问题，也就是Where Is She。
《蒹葭》中，“伊人”是谁，我们不知，咏者为何人，我们也不知，咏者为什么划着小船找啊找，我们还是不知。《蒹葭》的好处全在于此，全在这种不知也不必知。但在眼前这本书里，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咏者是名叫周寿伟的诗人，三千年后，他乘着飞机飞啊飞，绕着地球顺着飞逆着飞，道也不阻路也不长，三千年前的人为空间所限所苦因而有所思，三千年后的人是飞人和飞鸟，一日阅尽半个地球的云，落下来，就是巴黎或者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天远地远之处。
周寿伟写一部诗，吟咏他的飞人生涯。书名是《在地球的那一边》，这个句子颇堪玩味。“那一边”，遥指着远方，而且是“在”远方，但同时，指着那一边也就指明了这一边，没有这一边何谈那一边呢？周寿伟在这个空间的词语游戏中凸显了他的身份的双重性：这一边是中国，他是中国人，他是21世纪的中国人，但同时，他又是“在世界”和“在全球”，这一部诗是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上、地球上的飞翔、寻访和对话。
这种对话盛大豪华，比如在爱丁堡，周寿伟与司各特、休谟、玛格丽特女王同行漫步(《漫步爱丁堡》)；比如在巴塞罗那，从赫拉克勒斯到哈米尔卡·巴卡，从哥伦布到高迪、米罗、毕加索，诸神同在(《穿越巴塞罗那》)。这个名叫周寿伟的中国诗人，他的世界在他的诗中经历了急剧的膨胀，或者说，外在的世界在他的诗中发生了急剧的收缩。膨胀，是因为风劲四蹄轻，所向无空阔，天马行空，可以飞往任何地方，他前往和言说的空间如此广远。而同时，这也是世界的相对收缩，对这个中国诗人来说，世界、异域、地球的那一边在空间上不再遥远，更重要的是，“那一边”不再是绝对的他者，路不远心也不远，地球者，小小寰球而已哉，所到之处，相揖相接，相谈甚欢，甚至有宾至如归之感。
——这端的是只有这个时代才能写出的诗，或者说，在这个时代才会有周寿伟这样的诗人。中国经济的巨大扩张，中国深度地参与甚至引领全球化进程，这使得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获得了这个古老民族此前从未有过的感受力——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地球的这一边和那一边在飞行中正在变得有如比邻，他们的空间感、他们的世界观极大地扩展，他们是飞鸟，穿越前人不可想象的界限，他们正在实现生活和心灵上的越界，他们有可能正在像“地球人”一样感受、思考、想像和言说。
与此同时，他们也变成了更自觉更深情的中国人，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人的行动的辩证法在于，他们走得越远，他们实际上也会越加执着地企望一种根性、一个故乡。《在地球的那一边》因此也同时是在书写和指认世界的这一边，书中另一部分诗是有关作者的故乡、江南，关于中国风景和风物，这一部分和关于异域的部分构成了互文关系，周寿伟于穿梭回环、瞻望徘徊中，所思的根本其实仍是那个古老的“Where”问题，在《蒹葭》中，她在哪儿其实也是我在哪儿，人通过“她”或“他”而测量和体认“我”，而我在哪儿也就从根本上界定了我是谁。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古诗十九首》)中国传统中，远方与远行是基本的和深邃的母题，在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这个母题中包含着重大的心理危机：一种失去感，远行之人不是获得世界而是失去他的世界。与此相对的，《在地球的那一边》却没有任何失去感，远行只会使人的世界变得辽阔饱满，人在远行中获得了更大更好的自己。
——从《蒹葭》、从《古诗十九首》出发，我们已经走出了多远啊，在21世纪，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中国人已经别有诗心。《在地球的那一边》就是这份新的诗心的回响。
谨序。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原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