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艳红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建院八十周年，我在武一医工作已经三十多年，我和武一医的故事应该有一箩筐，从头到脚娓娓道来，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所以甭说区区的两三千字，就算是三万字也表述不尽。但要从众多的经历中只选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其中的一点来说，我就犯了选择困难综合症。选择再难也总得选，那么选哪一个呢？要不就说说“非典”那一段吧！说说“疑似非典”病人来临的那个晚上。
2003年，那已经是十六年前的事情了。那一年的“非典”，千禧年之前出生的人应该多少都会有印象。我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他应该是印象相当深刻的，因为那一年的暑假，我带他出去旅行，虽然“非典”已渐近尾声，但进出火车站每个人都要量体温。那一年的学校也和许多单位一样，对于发烧、咳嗽的都要密切观察监控。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只要我值班，儿子就睡在值班室里，故事就从这里说起了。
当时，“非典”的飓风已经横扫全国，所有的医院都成了一个战场，对有外出的，有咳嗽、发烧的一律进行严格检查、隔离、观察，县里建立了相应的观察室、诊疗区、疑似病人诊疗点。初时，病人诊疗点设在宣平，相关的科室都派人进驻，原则上是只进不出。后来这个点移到了现在的中医院，外人都视它如古时的麻风村。据说附近的商家都不愿意卖商品给里面的医务人员。我要说的那一个值班的晚上，隔离点还在宣平。
那一晚，儿子早早去值班室睡了。那些天上班我都是全副武装的，帽子、口罩、手套，工作衣裤自是不必说了，更特殊的时候还用到眼罩。一接了班就穿戴上了，一直到十点钟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一切都没什么异样。凌晨两点多时，我被电话叫醒。人总是这样的，刚上班时很严谨，半夜起来时就会疏忽。因为这个时候的活多半是小做一会就可以完成，然后就可以回去继续休息的，因此繁琐的穿脱总是被我们免去，我只披了件工作服就出来了。来的是两个外地人，看样子像一对小情侣，患病的是女孩，症状是发烧，化验项目是血常规，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女孩的黄头发很是记忆深刻(以下就称她为“黄发妹”了)。我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化验，小情侣走了。这时，放射科值班的人走了过来，慢悠悠地说：“看胸片，这个患者很像是非典。”我的脑袋“轰”地一下，“非典？很像？”脑海顿时掀起惊涛骇浪：“接第一例‘非典’患者的整个团队包括司机及医护人员因被感染不治，全部罹难。”“某某医院某护士长因感染发病而亡。”“全国目前共有N多医护人员因感染而殉职。”……虽然已经知道了该病疯狂的传染性及极高的致死性，而且医院已经三令五申，但从没想到它离我们这么近，它又来得这么快，万一真的是确诊病例，万一被感染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啊！“唉！怎么会？怎么可能？为什么我那么疏忽大意？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口罩都不戴？儿子就睡在隔壁，怎么办？怎么办？明天我会不会被隔离？儿子能不能去上学？”一股脑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好希望时间可以倒流，很懊恼自己的不慎，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只能祈祷着那个“黄发妹”不是“非典”。不敢再回值班室，戴上口罩，走出门去，将室内所有可以开的紫外线都开了起来，呆呆地在走廊上坐到天亮。没有任何的通知，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只是远在宣平的隔离点已爆开了花。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有疑似“非典”病人要送过去的消息。在隔离区的同事打我电话，劈头就是一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我混混沌沌地下班，恍忽中踢翻了走廊上的一只痰盂，污水溅了一脚背。医院里熙熙攘攘，到处都是外出回来被要求体检的人员。
接下去的休息天是史上最彷徨最恐惧最焦虑的休息天。一整天我都没敢出去，唯一的防护品口罩一直都没敢摘下来，生怕自己这个“传染源”会传播给更多的人。现在想回去，还是太心存侥幸了，竟然任由儿子放学回家来，怎么着也该让别人接过去暂避下。其实啊“命”很重要，“运”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个“黄发妹”只是疑似病人，隔离治疗后症状便消失了。所以最大的幸运不是遇事侥幸逃过一劫，而是从来不曾遇见过真正的灾祸。
医院是病人聚集的场所，医务人员自然也成了各种传染病的高危易感人群，什么经呼吸道传播的、血源性传播的、接触传播的……有人就会有病，有病就要有医生有医院，哪哪都是如此。当初选择学医时，并没想到过这些风险。我毕业后进了武一医，一工作就是三十多年，身边的人来了走，走了又有新的来，有的是中途调进来的，有的半路调出去了，有的和我一样从毕业进来就不曾离开，工作简历上是极简单的“某年某月~~至今，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我是那个来了就到退休才走的，是那个经历了武一医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八十周年院庆的，等九十周年院庆的时候，还将以一个退休人员的身份来祝福武一医。如果还要写征文，我想征文的题目一定是《从一而终话武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