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似锦
五月，浙江省武义县一件文化大事轰动了全国，武义县博物馆新馆再次公展埋藏地下800年本地出土的文物——南宋徐谓礼文书。
收藏界有“一页宋纸，一两黄金”之说，博物馆馆藏完整的17卷徐谓礼宋纸文书洋洋4万余字。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说：“元代以前，从地下挖掘出来的纸质文书，这是第一份。”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它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徐谓礼“文书穿越八百年”的10道“录白告身”(委任状)，11道“录白赦黄”(履历表)，80则“录白印纸”(官员档案、年度考核表)，考古界前所未见；原汁原味的文书《宋史》文献少有记载，徐谓礼文书因此价值不菲，一下子可以填补大段宋朝历史的空缺。
宋朝财政税收集权于中央，地方担负经征之责。宋朝赋税一向以田赋为主，且以土地和人丁为主要征税对象。实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等“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富国”“强兵”之策，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文明而又繁荣的一个王朝。
北宋亡，南宋统治淮河以南半壁江山，竟然达150多年之久。五世九帝的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的局面，维护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商品经济显然比北宋更为发达。
徐谓礼文书完整地记录了一个普通官员从底层到中层、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仕宦履历，反映了南宋的官场百态。
文书的主人徐谓礼生长在浙江武义“名儒之家”“达官家族”。祖父徐钜，荣登宋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科卫泾榜进士，初任固始县主簿，因病辞仕，后来借儿子的光显贵，朝廷特赠徐钜为朝奉大夫(五品)。父亲徐邦宪，南宋名臣，荣登宋绍熙四年(1193)癸丑科礼部第一(即省元)，后官至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嘉定七年，任太平知州(正四品)。
南宋科举制和恩荫制并行。恩荫制度是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享受的特权，比如官员告老退休时“致仕荫补”。受“学而优则仕”影响，徐谓礼“少受经膝下”，自幼受教于父亲，曾立志以才学博取科举功名，可惜没有成功。嘉定十四年依靠父荫以任子法入仕，被授予寄禄官阶末阶承务郎。徐谓礼仕宦近三十年，官职的升迁比较平稳，多数都是按官场惯例“磨勘转官”，这与恩荫制度的束缚有直接的关系。
武义县博物馆馆藏徐谓礼宦海浮沉三十载的“印纸”，十三个官位阶梯的历史脉络清晰。一起审视，能否找出专家学者已经作出的“催纳税赋”，是南宋官员政绩最主要考核指标的论据？要靠你细心阅读。
徐谓礼初任官衔，嘉定十四年五月(1221)，是中央官员“监临安府粮料院”，监管当时南宋首都的粮食。阶官为“承务郎”，主管部门内部的籍账。此任一干就是8年，“从九品”变成了“正八品”官员。
第二个官衔，绍定二年(1229)，27岁的徐谓礼离开京城(杭州)成了地方官“知平江府吴县丞”。
第三个官衔，瑞平一年(1234)，32岁的徐谓礼再度升迁“权知建康府溧阳县”，掌管一方行政事务。供职5年，其间母亲过世，依照“丁忧”(祖制)特地赶回家守丧三年。
第四个、五个官衔，嘉熙三年(1239)，徐谓礼再度回京出任“主管官告院”。不过任职时间很短，同一年，又被任命为江西境内的“添差通判建昌军”。
第六个、七个官衔，淳祐二年(1242)，徐谓礼再次回到京城做官，仍为正八品，朝廷给他的职位是“监三省枢密院门兼提辖封桩上库”。上任一个多月就因“为臣寮论列罢黜”，又过了一个月，重新被任命“主管台州崇道观”。
第八个官衔，淳祐四年(1244)，又被派往建康(现在的南京)，出任“权通判建康军”。
第九个官衔，淳祐四年八月，出任“浙西两淮发运副使司主管文字”，成为“正七品”官员。
第十个、第十一个官衔，淳祐七年(1247)，徐谓礼被任命为“将作监主簿”，掌管宫室建筑，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器皿的制作和纱罗缎匹的刺绣以及各种异样器用打造。七个月后，徐谓礼再度出任新职“太府寺丞”，太府寺即大司农(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掌钱谷金帛诸货币。
第十二个官衔，淳祐八年(1248)，徐谓礼再度到地方任职“权知信州”，掌管信州(现在的江西上饶)地区的行政事务。从“朝请郎”升为“朝散大夫”(从六品)。
最末也是最高一个官衔，淳佑十二年(1252)，朝廷任命他为“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徐谓礼仕途差不多达到了顶峰，不幸的是，徐谓礼赴泉州就职之前，因患疾病，猝然去世，未履新职。
中国宋史研究会前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说：“徐谓礼文书，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南宋官僚制度在地方政务运行的实例。”
徐谓礼一生共有三次因政绩出众受赏升迁，从“印纸”中找出受赏升迁的事例看，因为它们或多或少与税赋有关。
最明显的事例是淳祐十年(1250)九月知信州任上，徐谓礼因“职事修举”推赏转官，从第二十阶的朝请郎升转第十九阶的朝奉大夫。那么，这次所谓“职事修举”是指何事？出土的徐谓礼文书未见提及。《宋史》卷四一○《牟子才传》有如下记载：“信州守徐谓礼奉行经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饥民啸聚为乱。”
追溯当时的南宋历史背景，金被灭之后南宋继续抵抗元朝入侵，因此，战争不断，税赋沉沉。
南宋的中央税赋以土地税为主要税源，税产流失十分严重的主因是地方豪强胥吏勾结作弊，大量税产未能登录到土地税产簿上所造成。宋绍兴(1131—1162)年间曾大规模推行经界，丈量民户的土地，从而改善了税籍不实的局面。绍兴之后至淳祐年间，税籍不实的情况又日趋严重，朝廷不得不重新推行经界，清理“土地税”和“纳税证明”。
整顿税籍，信州地方官员徐谓礼可谓雷厉风行，强势镇压聚众闹事“饥民”有功，于是，出土的“印纸”里就有了推行经界“职事修举”而受朝廷赏识转官一阶的档案记录。
现在，回过头来从另外角度入手研究，南宋时期地方官员的“功过事件”主要是负责催缴的各项赋税是否如期完成。
南宋官员的业绩考核主要是钱粮，最核心的内容是夏秋的两税的记录，如绵多少钱、绢多少钱、糯米多少、粳米多少，每一笔都写得很清楚，最后都有一个“已纳足”或者“见催无”的记号，说明“都纳足了”，“没有欠缺的”。
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研究后发现：徐谓礼文书中有关“交税”的数额，恰好说明“原额主义”的存在，即宋朝开国皇帝定下的缴税额度以后每年都不改变。徐谓礼出知建康府溧阳县的几则考课批书的“印纸”中，关于溧阳县端平元年(1234)夏秋两税及常平租课的数据，与相隔几十年的《景定建康志》里关于溧阳的缴税额度几乎完全一致，从而印证了上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