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国江
在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之前，我是一名“农村知识青年”，这是当时我对自己的定位。当时全国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那些被称作“知识青年”插队下乡来的城镇户口青年，其文化程度也不过是高中以下的青年学生。本人于1976年高中毕业，同班城镇居民户口的同学下乡到农村，即称下乡知识青年，我是农村户口，回村后也应该算有知识的人了，所以我把自己划定为“农村知识青年”，尽管我们这些农村知识青年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是无法与“下乡知识青年”相比较的。从学校毕业回到自己从小生长的农村后，我这个“农村知识青年”立刻显示出自身出生在农村的优势，在干农活方面学得快、干得像，迅速成长为一个农活里手。而那些从杭州或本县县城下乡插队来的知识青年，因为从小不接触农活，农活技术学得就慢一些，有的人甚至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的“笨”，一年干下来所挣的工分还养活不了自己，在生产队里成为被讥笑的对象。
我因为读书年龄早，16岁时就高中毕业，身体还未发育，个子才一米五十多点，回乡开始是跟着生产队里的妇女队干农活，半年后，进了生产队植保组干。在治虫时，组里其他正劳力(拿10工分的)洒一桶药水，我这个拿五、六分工分的也得打一桶药水，治虫的面积也与他们一般多，现在想回去当时是生产队是剥削了我这个小伙子的劳动了。在农村里干了一年多后，生产队买回了一台柴油动力打稻机，生产队长觉得我是高中毕业生，有些文化，就让我当了动力打稻机的管理员。由此，我就要扛着这台比脚踏打稻机重得多的动力打稻机，从这畈田到另一畈田地去收割稻谷。每到吃饭收工时，还要用小推车装载满满的六筐稻谷运回生产队的晒场，这时肚子往往饿得“前壁贴后壁”，靠的是一股多攒工分的精神力量来完成。几年下来，我身体晒得黑黑的，个子也长到一米七几了，农村的活基本都拿得下，完成了从一个学生娃子到一个青年农民的蜕变。
在那段“背脊朝天肚向地”的农民生活里，人也做得有些麻木了，每天早出晚归，就是想多挣几分工分，多挣几分、一毛钱，期望着能盖几间土瓦房，最终娶上一个农村媳妇，过着父辈那样传统的农村生活。我认为我的生活就是这般了，因为在当时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前途。在那几年里，有的村干部子女读书回村后不知什么门路谋得了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有的是去参了军，而这一切都轮不到我这样没权没势的家庭。我父亲因在外地工厂工作，家中劳动力不强，我家庭在村里是弱势群体，因此在村里也没地位。记得有一回我向村书记提出要去参军，书记一句“你家没劳动力!”就把我顶回来了。事实也确如村书记所说的那般，有时生产队在山上分柴火，劳动力多的家庭一人一担就挑回家了，而我却要来回挑几趟，有时路途远，晚上乌七八黑还在挑，人疲惫不堪，想去死死掉算了的念头都会有。因为我读过高中，文化知识还是有一些，平时喜欢看书是我在农村那段日子区别于大多数其他农村青年的唯一特点。闲暇时我会到村里一些有些文化的人家里借书看，记得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前后看了不下三遍。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我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那种不怕困难失败、顽强奋斗的精神是支撑我在农村生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时间到了1979下半年，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参加高考后被高考扩招录取，当时考上大学是一件特光荣的事，在上学前他特地来到我家同我道别。虽然当时恢复高考已有两年，但这春雷一直未把我震醒。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农村干了这么多年，课本文化知识早已忘了，况且自己整个求学期间一直处在“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学习黄帅反潮流”及“张铁生交白卷光荣”的气候下，学校学习也不正常，常有整月安排去“学工”、“学农”活动，学到的文化知识有限，我记得英语是在高一才开始学，但只学两个星期就停掉了，所以也就觉得考大学这事好像与己无关。但这位同学的来访，却把我心中的希望之火点燃。我在家中与该同学推杯换盏，恭祝他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之后我送他到村口，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中怅然若失，对比之下，对自己以后的前途有了思考……过了一段时间，我找个机会小心翼翼的向母亲提出了要去复习考大学的要求，母亲却立即否定了我的想法，母亲说家中没劳动力，我是长子，让我在农村生产队干下去。但我想参加高考的欲望没有被扑灭，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提出了分家立户的要求。在农村，子女长大往往是娶了媳妇后才分家立户，可我在还没成家就提出了分家立户的这个要求让父母有些震惊。我在心里是有这般的盘算，分家立户后家里起码要分给我两间房，一间当卧房，另一间做厨房，我的计划若实现，我就会把分给自己的房子卖掉，筹集到上复习班读书的钱。但徜若考不上，我也就无家可归了。可见当时我为考大学确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最后，父母见我决心这么大，也就开恩允许我去复习了。
考大学在当时是非常的难，全国一年才招十几万人，我们全县一年才考上一、二十个人，真可谓“百里挑一”，考上大学的人有“天之骄子”之称。国家在文革期间停了这么多年的高考后恢复高考制度，是国家走上正规，为适应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网罗天下英才为国家服务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因之前学习基础不好，又加上严重的偏科，尽管我发奋读书，但还是连续参加了几年的高考后，才考上了当时的杭州大学。由于我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首批考上大学的人，村组织认为我考上大学为村里争了光，奖励了我三百元。当时这笔资金足够办齐所有上学必备的铺盖及衣物，可见村里对高考的重视与支持，至今我对村里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高考，也由此改变我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工作，先教书，后到政府机关工作，先后在县扶贫办、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及县人大多个部门工作。工作中我参与了我县的“下山脱贫”工作，“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创建工作，在各个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一份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回想往事，心中充满对国家拨乱反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感激！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实施，像我这种出身农村普通家庭，没有关系、没有势力，很可能我至今仍躬耕山陇，在做一平凡的农夫，更不可能拥有现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平台。是“高考”，给了我一条精彩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