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宝
读小学时的第一堂图画课，是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面五星红旗，彩色的，很鲜艳。老师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长方形，红色象征革命，旗面上的五颗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然后，发给我们图画簿，要我们照黑板上的样子画红旗。虽然，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当时根本不懂什么革命，什么大团结，可觉得好玩好画，就稀里哗啦地画开了，还用黄蜡笔涂了五个五角星，用红蜡笔涂了整个旗面。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在学校操场上竖起了一根竹竿，竹竿上绑着一面五星红旗，老师让我们行少先队队礼(那时叫红小兵)，唱《东方红》，要我和另一个同学拉动绳子，把国旗升到竹竿顶。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升旗仪式，自己就是升旗手。
升旗仪式结束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很多国旗的故事。她说，国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我们的红领巾就是红旗的一角；第一面国旗是在1949年10月1日，由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升起的……她还说了些毛主席建立新中国，领导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等。小时候有些木讷的我，虽然听不懂这些，却因这次图画课和升旗仪式，与国旗结下了至深的情缘。画国旗和看升旗仪式，成了我50年来不变的爱好。
可长到十六七岁时，我渐渐觉得现实社会并不像老师所说的那么美好，那时我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整天跟大人们在生产队劳作，晒得乌漆墨黑、累得苦不堪言，可到年终分红时还亏空，还要借储备粮过年。再大一点，到了二十来岁，看到新闻报道里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和街头路边兜售的黄色书报、车站巷角播放的淫秽录像，我这颗年轻懵懂的心困惑了。国旗还是红色的吗？五角星还闪亮吗？一段时间，我曾放弃了画国旗的爱好。
这时，一本叫《红岩》的小说里，江竹筠烈士渣滓洞中绣红旗的悲壮情节触及到了我的内心深处。我在想，人生对于我来说也许还是个未知数。我虽然愤世嫉俗，但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虽然常常彷徨苦闷，但还没有麻木，没有消沉！十年内乱，使我们这些本应该生活在“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农村田野，过着无忧无虑、纯真浪漫童年的孩子早熟了。我终于清醒，江姐在渣滓洞尚能视死如归绣红旗，胸怀希望，我为何不能包容眼前，把眼光放远些呢？与其怨天尤人、大喊大叫，不如脚踏实地、从我做起。
就在这一年，刚刚20岁的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就在这一年，分田到户。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进入了普通家庭。
就在这一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严打开始了，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就在这一年，我和几个伙伴第一次骑着自行车去县城过了国庆节。当来到老车站对面的县消防队门口，抬头仰望迎风飘扬的国旗时，我心中的激昂油然而生。这不是小时候当过升旗手的重温，也不是木讷少年对红色国旗的简单崇拜，而是经过怀疑否定、焦虑叹息后的重新认识，是理智深沉的热爱。
于是，我重拾自己画国旗和看升旗仪式的爱好。只要一有空歇就会有意无意地在任何地方画起来，没有纸笔就用手指在腿上、在地上画，或者找根树枝，蘸点水在石板上画。眼到之处皆画板。后来，参加工作了，在开会听报告时，也会不自觉地在笔记本上画几面国旗。总之，随手画国旗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和嗜好，直至今天。
亲眼看到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是在1989年的11月初，单位组织到北京旅游7天。我们是4日下午从金华坐火车去北京的，那时火车慢，到达时已经是5日的下午了。入住旅馆后，我就向服务员打听看升旗仪式的事。服务员说，看升旗仪式要在凌晨4点之前赶到天安门广场，否则人太多，看不清楚。我们是3点多赶到天安门广场的，广场上果然已是人山人海。在等了3个多小时后，大约是6点40分左右，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那边走来，英姿飒爽。很快，升旗仪式在雄壮豪迈的国歌声中开始了。虽然挤不到前面看清升旗细节，但望着鲜艳的国旗伴着金色朝阳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沸腾的热血顿时涌遍全身，多么壮美的场面，多么壮美的感觉，即使千遍万遍也看不够呀！
为了近距离地看清楚升旗仪式那振奋人心的瞬间，当晚和第二天，连续两个晚上，我都是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坐等天亮看升旗的。同去北京的单位同事说我傻，深更半夜冻得半死，就为了看一下升国旗，不划算。可我却不是这样想的。很多人因为很多原因，去不了北京，看不到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而我们已经到北京了，为什么不能好好享受祖国给予我们的精神财富呢？的确，我在升旗现场也没有喊过“祖国，我爱你！”这样的口号，可就在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的时候，我会忘掉自我，将所有的情感凝聚成对国旗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升华涤荡自己的心灵。
自1989年以后，我大概又去过五六次北京。每次去北京，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是我必不可少的行程，无论是跟团游还是自行游。也许，这就是我的国旗情缘。
我热爱生活，喜欢从中发现、体会生活的美，用乐观的心探寻描绘心中的旗帜，惟愿五星红旗在每一个早晨伴随雄壮的国歌，永远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