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说：“武义下山脱贫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全国政协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看了武义下山脱贫工作总结材料后，作出重要批示：武义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尤其是东部地区更应借鉴。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武义调研时指出：“要着力做好下山脱贫的后半篇文章，对搬迁下山村庄加强规划，突出一村一特色，切实把生态资本转化为发展资本，让农民‘下得来、稳得住、富得快’。”
从现在的壶山街道车里村一路向北行驶，攀爬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从山脚绕道山顶，再穿过400多米的长隧道，就能来到原王尖村。原王尖村在2006年的时候就享受县里下山脱贫政策，整体搬迁到壶山街道三角店地界了。下山前，村子里原有120多户农家326个人口，在没有通村公路的年代，山民们爬岭出山到武义县城有近30华里路程，距离履坦古渡口也有20多华里。其中更偏远的徐山自然村，早在县扶贫办成立前就已自发迁移下山，搬到了当时的壶山街道桃溪滩村。回忆起当时的“搬迁史”，村里老人回忆：
开始是两村(原王尖村徐山自然村和壶山街道原桃溪滩村)之间自发以山换田，村里人离开深山在桃溪滩种田割稻，因为来回路途遥远，慢慢地就在田头地角搭建简易仓库和晒谷场，存放农具粮食，人也寄宿在里面。后来又适应了农闲时在“家门口”打工创业的生活，就不回家(徐山村老家)，甚至把山里全家全村都迁了出来。
王尖村是我县通过异地搬迁、实现整村脱贫的一个典型；其脱贫史，也是我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下山脱贫创举的一个缩影。从1991年6月武义被确定为贫困县、8月建立县扶持贫困地区开发经济办公室(简称“县扶贫办”)，到1993年7月开展下山脱贫试点，此后十年，武义走出了一条影响力巨大的下山脱贫之路。
身在深山苦自知
我县地处浙江中部，地理分布呈“八山半水分半田”的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多山而缺田、缺水的山区县。生活在高山深山里的农民，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大多以伐煤炭为谋生主业。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鬃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白居易的这首《卖炭翁》，也可以说是当时很多山民的人生写照。行路、上学、就医、婚姻、用水、用电、邮电通讯和发展经济“七大难”，世世代代困扰着居住在高山深山区的人们，苦不堪言而又无可奈何。
王宅镇原子溪村坐落在海拔917米的高山上，但耕种的田地却全部都在8里多远的山脚下。村民种田种地一年到头都要山上山下两头跑，“双抢”时节更是要“两头乌”——半夜三更起床，摸黑下山脚干活，忙活一天直到七乌八黑才回家门。山路更是高低不平、弯曲狭窄的山径，种子、肥料挑下山去，收获的粮食挑上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如是年复一年。村民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
“集体经济时期，山民们通常要走几十里山路到山外供销社购买液态化肥氨水。长长的羊肠小道，挑上两桶上百斤氨气熏天的液态化肥，三步一喘、十步一歇地爬过山岭，好不容易回到村里早已满天星光。要是途中气力不济，一个不小心把装氨水的尿桶滑出扁担，更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一天的辛苦和汗水就全白费了。”
“一年夏天，村支书儿子不幸农药中毒，四五个壮汉用箩筐抬他下山到医院救治，谁知刚抬到半山腰，病人就停止了呼吸。”
坐落于高山中的西联乡田铺村，距当时的乡初中所在地30多里地，“送孩子上学凌晨2点就必须起来烧饭，给孩子备好一个星期的米菜与换洗衣服，匆匆吃好饭，点上火再匆匆出门一路上要翻过十几个山头、绕过十几道山涧水，走上3个多小时才能到。”
深山农民们的用水也是个大难题。上坦村1600口人都靠一眼井水取水饮用，天旱时节那口井就是全村人的“命根子”——村民们在井边排长队等候取水，通宵才能取回一桶煮饭烧菜的水；原明山乡谢山村天旱时村前小溪断流，村民只能到山脚下的山涧里取水，山涧因天旱而干涸，人们就用锄头挖，挖到一点就用勺子舀出一点，好半天才能舀出一桶水。高山深山缺水的村民取了贵如油的水一般都要用四次：先洗脸再擦身再洗脚再煮猪食；或者先洗米、洗菜，再洗手洗脚，再喂猪喂牛羊；缺水山村，有的老人活上一百岁也没洗过像样澡都不稀奇。山民们所谓“洗澡”，严格的说只是用湿毛巾在身上各处擦一擦而已……
据统计，搬迁前的九龙山村在1995年底，全村人均收入仅300元，已连续8年没有盖泥木结构的新房子， 7年没有一户娶过亲，6年没有出生过一个小孩，5年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全村“打光棍”者42人。
还有村民至今记得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有一次，原县扶贫办主任董春法和助手到塘岗的高山村里走访，村干部很是高兴，执意要留他们吃饭。山村接待贵客的最高规格是炒粉丝配酒。生产队长搬来两脚梯，从阁楼上拿下来一袋粉丝，却发现因平时舍不得吃，存放时间过长爬满了蛀虫。队长只得到邻居家去借；除了借粉丝还借菜油、酱油、味精和酸菜。等炒好粉丝叫来两个村干部作陪，碗不够又去借。5个人用的10只碗，是队长跑了3家才借全的。
走出大山天地宽
1991年6月，省委、省政府确定武义县南部山区13个乡镇为贫困地区——我县被列为浙江省8个贫困县之一。武义下山脱贫工作也在这一年起步。
据统计，当时武义县人均收入300元以下革命老区行政村共有88个，占全县276个老区行政村的32%；南部贫困山区13个乡镇，面积占了全县的一半、人口占全县的三分之一，有8万人居住在高山、深山和石山区。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县实行“一进一出、一上一下”的脱贫思路。“一进”是引进人才、奖金、项目，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私企业；“一出”是抓劳务输出，引导山民下山务工，走出山界、县界甚至国界，去学本领、赚钞票，进而见世面、转观念。“一上”是指送科技进山开展科技扶贫，“一下”是指让生存、发展环境特别恶劣的高深山山民搬迁下山。
1994年6月《武义县高山深山农民居住迁移试行办法》出台，扶贫脱贫工作重心转向“下山异地脱贫”。这时，离董春法上任县扶贫办主任刚好整一年。据原县文联秘书长邹唯成回忆：
董春法全身心投入了这项造福高深山村民子孙万代的事业，为此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他随身带一块能量海拔、测气温的手表，一本地图册和一支手电筒，深入高深山地区的每一个自然村核对该村土地、人口、收入等基本情况，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爬，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征求意见。就拿西联乡来说，仅1996年，董主任就跑了43趟，全乡61个自然村到过58个，其中高山区的饭甄村就去了28次，参加了4次村民会议，听取脱贫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和科技人员翻山越岭，劝导高山农民种植高山蔬菜，增加山民收入。在贫困山区，“董春法”这个名字家喻户晓，被尊称为“董公”。
不少乡党委书记感慨：董春法对全县各乡各个贫困村的情况都十分了解，这些村海拔多少、人口多少、收入多少、适宜发展什么、大龄青年几个、谁家娶了媳妇生了娃等等，甚至比驻村干部还清楚。贫困山区人民对董春法的感情也极深，大家一起下村，村民们总是亲热地先与他打招呼。
回顾我县异地下山脱贫的历程，可以归纳出县政府统一规划迁移、本乡镇迁移和跨乡镇迁移这三种基本形式。“县政府统一规划迁移”就是由县政府统一规划，在城郊建立下山异地脱贫示范村。如县城北郊“下山脱贫示范村”，帮助185户600多个高深山山民落户城镇，通过在县城务工、创业，不仅“脱了贫”，还“致了富”。“本乡镇迁移”就是在本乡镇范围内，把山顶、山腰居住者搬迁到山脚开阔地或公路边，由分散的自然村搬迁到行政村、中心村或乡镇政府所在地。西联乡马口区域就是典型例子。马口村原本只有住户300余户、千把人口；通过搬迁，2000年底已有14个自然村891户2650人迁来此处安家，原先4家商铺也增加到数十家，大大集聚了人口和资源，加快了城镇化步伐。“跨乡镇迁移”就是让高深山贫困农民离开本乡本土搬迁到平原地区乡镇。我县实施下山异地脱贫工程以来，地处“平原地区”的武阳镇、泉溪镇、桐琴镇、履坦镇、王宅镇、邵宅、桃溪滩乡先后接纳13个贫困乡镇3000多户山民，让10000多人圆了脱贫致富梦，尤其是一个小小的桃溪滩乡，就接受了7个贫困乡1000多名下山农民。此类型搬迁的关键，就在于“平原地区”乡镇愿意出让水田和土地，为搬迁前来落户的山民提供生产、生活与发展的种种资源，考验的是牺牲精神和奉献情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视察我县下山脱贫工作时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下山脱贫工作中，接受乡镇、村做了大量的工作，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先富帮后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我县的下山脱贫工作也得到了上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据县扶贫办统计，1996年至2000年，全县共获得扶贫奖金5543万元，其中省人民政府5年间拨付资金达1000多万元。
拔掉穷根奔小康
下山前，一家5口住在坦洪乡软朝村26平方米土坯房的廖春飞，原本是准备自己打一辈子光棍，也要勒紧裤腰带给弟弟娶个媳妇“传宗接代”的他，怎么也想不到1996年村庄迎来整体搬迁的机遇，兄弟俩抓紧机遇走出大山，从建筑工地干起，再到开办超市，几年打拼下来，兄弟俩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年收入达到200万，在武义、苏州、昆山都买了洋房，娶上了漂亮媳妇。
下山脱贫天地宽，拔掉穷根奔小康。下山前在生活条件恶劣的贫瘠高深山，下山后户户住上三层五层小洋房，是无数下山脱贫农民的真实生活经历。下山脱贫对于高深山农民来说，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下山后，他们在造房欠债的压力中抢抓就业创业机遇，充分发挥吃苦耐劳、实干苦干的“山里人”精神，在短短数年内就把一穷二白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超过了搬迁所在地的“平原村”居民，甚至还成为了奔赴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开办超市的主力军。
我县的扶贫脱贫工作，从最先送钱送物“输血”，到修桥筑路式的“帮扶”，不断探索、实践，终于走出一条以下山异地脱贫为主的“造血型”成功之路。正是这条路，使全县十分之一的贫困人群走下高山、走出深山，彻底改变了世代穷困的命运。2001年1月1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武义县下山脱贫汇报材料》上批示“武义走出了一条下山异地脱贫的正确道路，他们的经验十分可贵。”之后，《人民日报》《浙江日报》争相报道了我县十年下山脱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近年来，我县创新整村搬迁下山脱贫的模式，让山民集体迁到平原地区开始新生活，这样的下山脱贫村在我县有424个，共16902户、51106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下山脱贫。同时，得益于下山脱贫和后续退耕还林，我县山区生态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与保护，全县森林覆盖率逐步回升至74%。
(本版部分图文由张建成、董春法、邹唯成、老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