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忠
小时候，我的家搬了许多次，那是因为我家一直以来租房居住，而租期一满，有的房东不再出租房屋，我父母就像流浪者一样不得不搬家。
父母一生“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全家仅靠父亲做手艺的微薄收入糊口，父母将我兄弟姐妹四人拉扯大已经很不容易了，买房的事连想都不敢想。
24岁那年，我从农村知青招工分配到浙南山区合作商店工作。父亲对我说：“你已到了谈婚事的年纪，家里也没有什么能力帮助你，这点钱你收下，以后做家具、结婚就要靠你自己存钱来张罗了。”说着，父亲递给我40元钱。那时我的月工资25元，木匠的工资一天是1元6角；猪肉是6角5分钱一斤，父亲给的这40元钱在当时可算是一笔不菲的数额。
这一年的冬天，我凑足300元钱作为典金，向柳城镇县后村一位姓江的农户典来5年期免租房一间，约定5年期满房东退还典金收回租房。之后，我便将已做好的床、衣柜、桌、椅子等家具搬进这间约10个平方米的典租房，虽然房内显得有些拥挤，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家”。
1980年我结婚，婚假仅三天。假期一过，妻子就返回距柳城50多公里远的武义厂里上班。那时候职工调动工作可难啊，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我与她分居两地，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我天天盼着自己能早点调到武义工作。
一个月四天休息日，我每月调休到武义一趟。因无住房，只好到乡下岳母家栖息。但她家也就一间房子，岳母便向邻居临时借用柴房。岳母把柴禾堆在一边，空出位置摆上一张简易的两头档木床，好让我和妻子晚上在此住宿。
到了夜晚，我和妻子睡在这间既无电灯又无卫生间的柴房里，时不时地听到柴禾堆中的老鼠蹿来蹿去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更可恶的还是蚊子乘虚偷袭“嗡、嗡”地飞来，防不胜防。
婚后第二年，妻子生下女儿，单位照顾她，安排了一小间房子，便于我妻子喂奶及住宿。这小房间仅八九个平方，墙靠西，夏日的骄阳暴晒墙面，白天室内温度也有35度。才几个月大的女儿睡在凉席上浑身是汗，将她转个身，那凉席上便留下女儿流汗湿透的痕迹。我花140元钱，好不容易从杨家砩矿机修车间买来一台落地扇。
1982年，妻子所在单位在厂区建造了一幢职工宿舍楼，我家分得廉租房一小套，室内房间一大一小，还有小餐厅连着锅灶。虽然只有30来个平方米也无卫生间，但对我俩来说已经是知足了。
这一年，我从山区调到离县城10多公里远的乡下供销社工作，家具也随之运到妻子这边的厂区职工宿舍。离家近了，又有住房，“双喜临门”，心里高兴，无言以表。
乡下供销社的职工除有事请假外，晚上一般都要睡在商店内值班。有一天深夜，女儿发高烧，我又不在家，妻子抱着女儿从厂区出来，迎着呼呼的寒风，十分无助地沿着九岭弯弯曲曲的沙石公路，步行四公里赶到县城医院急诊。那时，我是多么想在县城有一套住房啊。
1985年，组织上调动我到县供销社机关工作，想想自己这以后不仅天天可以回家居住，而且还有时间到幼儿园接送活泼可爱的女儿，心里不由乐滋滋的。
不久，县社照顾安排了职工学校的一间新房子让我家居住，于是我们把家具从厂区宿舍搬运至县城。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使我更好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与学习之中。
1988年，县社派工作组下乡，作为组长，我身先士卒深入基层，很少回家。有一天，我接到领导电话，称县社已安排原商业局的一套旧宿舍租给我家居住，要求我们三天之内搬家腾空职校房间。于是，我们又搬了家。
这套一楼旧宿舍虽然面积有40多平方，但中间走廊黑乎乎的，房间内光线较暗且又潮湿，白天也需开灯照明。据说缺房的干部还有不少，能让我租到这套廉价的旧宿舍已经是不错了。
妻子的工作单位系县里的重点企业。1989年，厂里在县城新建两幢职工集资宿舍，我家被列入房改对象，分来一套53平方米第四层(共五层)集资宿舍的购买指标。但需交纳房款8500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俩东借西凑才筹足交清。经简易油漆与粉刷，我们从那又潮又暗的老商业局旧宿舍乔迁至这里的新家。从此，我家第一次有了自己产权证的住房。
改革开放，国强民富，房地产开发建设日新月异。1997年，我家卖掉集资宿舍，新买来一套136平方米的大套房，装修之后，我们择日乔迁，高高兴兴地搬家入住。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生活水平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家又转让了套房，在县城梅郎山公园以西的南湖花苑，新买了一幢连体别墅，还买来崭新的小轿车。
想想过去，搬家是出于无奈；看看现在，搬家为改善生活。从搬家也可看出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同时让我深深感悟到：党的好政策像阳光雨露，勤奋才能根深叶茂，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