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焉鼎
叶一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7年多了，他的书印艺术，也越来越为艺术界收藏界人士所认识。前些天，有网友告知，叶的印章，在沪，私下交流有已涨至近十万一方，价格超过许多与他同辈的名家。近日，偶然机缘读到一些叶一苇先生早年的简化字篆刻。由此引发了笔者对简化字篆刻方面的一些探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兴起过一段时间，用简化字入印。具体发起人已难考，其实许多印人在不同时期都曾刻过简化字印。而以日用楷行字体入印也可以说是“古已有之”。
魏晋时虽篆书入印依旧占统治地位，但也出现了楷书印。最早的一枚楷书印，当算晋朝的“零陵太守章”，此印质朴、颇具古意，线条也甚挺拨，但章法总觉散乱，自非佳刻。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楷书印当也不乏其例，只是因为这些印章历来被边缘化，难入主流，而得不到肯定和发扬罢了。宋、元民间用印日趋广泛，普通平民百姓大多不会写字，他们用印以代署押，不讲究入印文字，“署押印”就应运而生，元代出现了楷书署押印，这种楷书署押印使“不用篆书入印”得以扩展。特别是元、明、清以来，印人辈出，偶用楷书入印的自然大有人在，如元代王冕的“会稽佳山水”，明代朱简的“臣虎”，清代赵穆的“秋声馆”。近代刻印名家用楷书入印的，如余任天的“见大亭”一印，楷意浓郁，与余先生其他篆刻佳作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又如来楚生刻的“来”，简琴斋为张大千所刻制的“张”，皆是以元押为模板的楷书印。鲁迅先生也甚爱用楷书印，据说他的遗印中，就有七枚楷书印，其中“随喜”一印，当然就是极地道的楷书印。在叶一苇先生生前，笔者不曾听其谈论过这类简化字印。在其晚年，也未见其创作刻制过此类印章。(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小公子开设书画装裱店时，见有刻过一方“XXX裱画店”的实用图章)。新近读到的叶一苇先生这批简化字印，笔者揣测大概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作品。因为那个时代背景下，简化字成为政治任务，倡导艺术要走向大众，为工农服务。篆刻创作由此也出现了简化字入印的时潮，文字内容大多有明显的政治烙印，叶一苇先生所刊的印章内容也大多取材自毛主席诗词或农家谚语等，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九万里”，“燕子低飞要下雨”，“棉花云”等等。当时一些篆刻高手名家如方介堪、单晓天、方去疾诸先生也积极参与了简化字印创作，并且出了许多精品。在旧书市场，笔者见过七十年代上海书画社出版的两本此类印集——《新印谱——革命样板戏唱词选刻》和《书法刻印——批林批孔专辑》，均有不少佳作，堪称印章领域的奇葩。叶先生这类印刻，基本特点其一：简体汉字入印。印文全部为当下正在使用中的简化汉字，字体用的是楷书、行书、隶书等，不是传统惯常使用的篆书、金文等古体字。特点其二：古意盎然。依然采用传统的篆刻模式，比如汉印的满白、秦玺印、汉碑刻、汉砖刻文等等。特点其三：讲究艺术性。虽简化字入印，但与街面上的日用私章，有本质区别。简化字入印，除了形体本身的“简”外，文字选用、刀法、章法等等都有古典的味道，字体上吸收经典书法的精神，刀法章法上参入古典印章和流派篆刻的手法，真可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简体并不是简单，自有一种深广的丰富，寓丰富于简体之中。概括而言，其最显著的特点，当然是印文通俗易认一目了然，不用加注释就都会看得懂，内容也是紧跟时代，与政治相关联。真的体现了艺术为生活服务，为百姓服务，农家老太也能认出来，用现在的话讲，与百姓零距离。但这一印风还是没有一直流传，仅成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昙花一现。它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尝试。也许是兴趣的更变，也许是小众高雅艺术走向通俗化的难度，叶一苇先生晚年就没再深化这方面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