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政
吕祖谦逝世后，从族归葬明招山。宋淳煕八至九年(1181-1182)，这一年多时间内为主，至少64位友人和门生痛写祭文，至少19位友人和门生吟过哀诗。(《东莱集·附录》)这些友人中，有些是友人兼门生的。概述：祭文类：64人有46篇祭文，都是私祭。其中30位高朋讲友等写有20篇祭文(其中12人合写2篇)；当时顶尖讲友就有4人(朱熹、陈亮、陆九渊、叶适)，讲友类兼门人的4人4篇(刘清之、陈傅良、陆九渊、叶适)，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功名的)兼门人5人(尤袤、丘崈、郑伯英、楼钥、俞亨宗)，副相1人(周必大)，吏部侍郎1人(赵子直)，高朋4人(杨万里、蔡戡、辛弃疾、张枃)府县首长等。其中门人34位写有26篇祭文(其中有15人写7篇，有2人前后写有3篇)。哀诗类：19人写有26首哀诗。其中3人另有祭文，4人写有11首，巩丰是长诗；长辈1人(岳父韩元吉)，高朋2人(陈良佑、孙宪文)，同年1人(邵浩)，门人15人。(参见笔者《吕祖谦本事》)
后来还有金华府县公祭祭文，见附录。
上述情况可见当年吕祖俭、吕乔年父子用心用力何其良苦，收集与保存、录辑下来何其艰辛！以时人公认的“东南三贤”张栻、吕祖谦、朱熹来看，张栻的《南轩集》四十四卷就无附录，也当然没有祭张子文(散佚无存)，朱熹《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也无附录祭朱子文等。但是可想而知，朱、张二大儒丧祭时不可能没有祭文的。而《东莱集》有附录，这是吕子哀荣之一。
哀祭吕子诗文，是明招省级遗址的重要血肉，是明招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可比拟和替代的“非遗”。这样的祭文与哀诗，就看上述数据，让今天还能领略到古人的风雅、儒雅、清雅和文雅，不是随便什么热闹的丧祭场景可以比拟的。这是吕子哀荣之二。
如此多的祭吕祖谦文，写些什么呢？都说文人相轻相妒，在吕祖谦这里，根本没有！这是吕子哀荣之三。
这些哀荣，后来共同为吕祖谦神位从祀孔庙(这也是吕祖谦最大的哀荣)作了铺垫，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通常的祭文和哀诗，虽然惯例都不惜有溢美之词，但对于哀祭吕祖谦的诗文，都是出自作者真情实感的长期积累和临时迸发，而且都是各自在各地异时写好准备的，互相一般不知道具体文章及其辞句，表达的语词各有千秋，可是诗文的主旨与内容，回忆与评价吕祖谦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境界，却出奇的一致，可谓一边倒，在当时讲究儒者儒官风骨的时代，不可多见，可贵至宝。就祭者，老中青的三类儒官或士人来说，都分别是当时一流人物，朱熹、陆九渊、陈亮等人也都不是会“曲阿”之人，其文章要经得起“流传”的考验、“时人”的考验、“时间”的考验，他们都不会拿自己的“信誉”来随便“溢美”，来“交易”！他们都把吕祖谦看做自己心目中的“杰出人物”。这不是一句“溢美之词”就可以掩盖逝者和祭者的真实境遇与水平的。细读朱熹《祭吕伯恭文》，任何人都会对吕祖谦肃然起敬，不敢怠慢，对朱熹更加敬重有加！——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敬重朱熹，而不去设问朱熹当时为啥如此敬重吕祖谦，事后也一直保留这篇祭文，吕祖谦的不是“奥妙”的奥妙在哪里，一方面在吕祖谦的行迹遗产里，一方面就在这些异口同声(异口同义)的祭文和哀诗里，一部分在《宋史·本传》里，基本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近代以来一帮学者、士人的关注与评价，所下功夫不深，有失偏颇。
门人中尊吕祭吕最痛心的，是巩丰和呂孝祥(仲平)及其戴衍(在伯)。金华的呂孝祥(仲平)与同学戴衍(在伯)一起，先后遗留三篇合署的《祭吕东莱文》。巩丰与兄弟一起作《祭东莱先生文》，巩丰又吟长篇哀诗《古风》一首，回眸与东莱先生的种种交往遗事，不尽哀思可掬！
“同年”中尊吕祭吕最长心的，是楼钥，隆兴元年省试初第一，折行辈从吕祖谦学。他专程到过丽泽堂，与吕祖谦促膝论学问辩。他不仅领衔与众“同年”写有《祭吕东莱文》，过了27年，1208年，还为婺城撰写了《东莱吕太史祠堂记》，文中自称“听教为多”(楼鈅《攻媿集》卷五十五)，影响颇远。
亲人中尊吕祭吕最伤心的，无疑是胞弟兼门人吕祖俭了。《宋史》吕祖俭传记载，他在任命为明州仓即将赴任时，恰好吕祖谦病逝。朝廷规定，半年以上不上任者为违法，但祖俭坚持欲服完一整年的丧期，朝廷居然特例同意，并因此而颁令今后以一年为限。此后，他不仅尽心传家学，尽力将吕学广播于浙东，而且撰写《祭东莱文》，文首即称：“哀哀吾兄，少长相依。拊育教诲，义兼父兄……”。为先兄撰有《吕东莱圹记》，简洁的《东莱吕成公(谦)年谱》。与长子吕乔年，两人共同编成了《吕东莱太史公文集》40卷(包括上述祭文与哀诗)；一起培育吕祖谦的孤儿。功不可没！但长期以来，其名被掩，其学多佚，令人惋惜不已。
友人中尊吕祭吕最上心的是“东南三贤”之一的朱熹老夫子。淳熙九年(1182)他不仅转道入明招山，专门撰写了《祭吕伯恭文》，一边哀诵祭文一边哭拜；接着跋山涉水赶赴婺城丽泽堂，探望吕祖谦遗属，视察吕祖谦遗物，哀阅吕祖谦遗著，为遗著日记写跋文，谒见遗像后撰写了《吕伯恭画像赞》，全文如下：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芘民，出其余足以立教而垂世。然而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不诡于流俗。迎之，而不见其来，随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唯观之者有以得其天焉，则庶或遗编之可续(《朱子文集·(吕伯恭)画像赞》)。朱夫子的言行，可谓尊吕之标杆了。
宋人中尊吕祭吕最富有激情的，是宋末的王柏(1197-1274)夫子，他是北山四先生之一，是吕祖谦再传门人，其家有以吕祖谦为师范之传统。他不仅在晚年留下《拜明招二先生墓有感十首》诗，还先后撰有《跋敕额代明招作》《跋丽泽遗文录后》二文，还应聘过丽泽书院山长。宋末大儒王应麟(1223-1296)，干脆私淑吕东莱(因时代不同，无缘面拜，只有心底里以吕祖谦为师了)，后来史称“独得吕学大成”。如此者多多。王柏、王应麟的态度反映了宋末元初乃至后代儒家士人，对吕东莱的敬仰之至！王柏写下《拜明招二先生墓有感十首》之时，正是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正月下圣旨，颁令吕祖谦神位从祀孔庙之后，他乘清明节之际专程赴明招山，拜谒吕东莱兄弟墓，有感于诗而不竭，其中诗其三“九原英魄一山藏，回首怀忠道路长。天意未开南北限，要教北学王南方。”其五“炯炯长空一片心，东南鼎立统斯文。卷藏万古春归去，只有余光在此君。”诗中少不了独特的赞叹，并非“溢美之词”。
吕祖谦逝世后，整个晚宋(1181-1279)将近100年间，赞吕学吕依旧，尊吕祭吕尤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