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宣
概述
括苍之脉，嵩山峻岭，山青水秀，峰峦叠翠。陶氏后裔，集居桃源，名曰陶村，远近闻名。距村一里，有一禅寺，掩藏其中，泉石辉映，五柳溪绕，背靠福平山，左拥木鱼山，右抱蜻蜓山，面峙饭甑坛。后唐天成二年始建，后晋天福二年宗一弟子重建，名曰福田，施舍穷者，供以食宿。南宋绍熙，大兴土木，扩建寺院，大殿始成。“建佛有阁，演法有堂，食居有室，栖钟有楼……塑像此设……丹垩金碧。”宋貌大殿，独领风骚。绍熙甲午，朝庭恩赐，名曰延福，赐紫宣教大师守一。元延祐年间，重修大殿，刘演之碑，自有定论。明正统年间，宣邑矿工，抗税不纳，遂成起义。“官兵往复，僧俗出避，毁宇为薪……”幸留大殿。盖因如此，天顺年间，又修大殿，也及寺院。知县恳请孟端撰一碑文，碑文详叙：“数年之间，诸工旋作，群废俱举，图绘殿壁”，至今犹存。此后五百六十余载，断断续续，进行修建，才留至今。一九三四年，古建筑泰斗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不惧艰辛，从杭来此，考证九天。遭遇“文革”，江山浩劫，延福寺院也不例外，曾为它用，佛光有眼，但未全毁，大殿尚保。一九六O到一九八O年，同治大学陈从周教授，亦来考证。《考古》、《文物》，多有文章。随之引起政府重视。时来运转。公元1996年，国务院宣布延福寺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夏季，浙江省委领导亲临考察时曰：千年古刹，江南一绝，国之瑰宝，必须修复，延续历史，造福子孙。中共武义县委、县人民政府即成立领导小组，开始谋划，设计图纸，招标投标，按时进场，动工修建，历时三载，投入亿元，始告竣工。今之古刹，寺院一新，国保坚固，佛像复元，佛事鼎盛，名扬处婺。今之延福寺，集古建筑、佛教、文化、旅游为一体。寺之历史文脉可续矣！
一
延福寺并非香火旺盛的大寺，亦不自称释佛圣地，而是一处世外清修之寺也。所以有关其寺史，典籍中记载甚少，仅在《宣平县志》、碑文、东垄村现存的《陶氏家乘》中的两次修缮题记对其有些相关记载。这次在编纂《延福寺志》过程中，我们进行深入挖掘寺史资料时，发现了陶村下库王自然村一王姓族长后代保存了大量从明朝到民国期间有关延福寺及周围寺庵的契约、诉状、调解书、完税契据等史料，对理清延福寺院建制以及管理体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延福寺的始建时间，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尚有争议。刘演碑文称：“唐天成二年，因其胜而刹焉”；陶孟端碑文亦然。而《宣平县志》却有“晋天福二年，僧宗一建”一说。说法虽出处不明，但年号僧名俱全，且后续《宣平县志》引用时也未加更正，言之凿凿，不由人置之不理。天成是后唐李嗣源年号，二年即公元927年，也是吴越国钱鏐宝正二年。理论上讲建寺应题宝正年号为妥，后人虽可折算，一来叙史多沿袭旧文，二来折算也可能发生错误。况且刘演碑刻成时距寺庙初建已近400年，内容是否完全正确，也值得探究。但治史向来重金石之说，因其经久不变，没有传抄之误，固可信度高。天福为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二年为公元937年。此时，吴越国已取消自立年号，没有折算一说。但《宣平县志》成书晚于刘演碑和陶孟端碑，也无更多可佐证的史料。而从清代到民国的《宣平县志》又记载：“延福寺在县北二十五里，晋天福二年，僧宗一建。”这样，延福寺初建时间虽两者只相差10年，但也引起了矛盾，发生了歧议。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和歧议，寺志编撰人员寻找到宣平县第二部县志，成书于明嘉靖年间，该《宣平县志》是说晋天福二年，僧宗一重建。可后来所编的《宣平县志》中遗漏了“重”一字，于是就出现公元927年和公元937年之争了。事实上，唐天成二年(927)所建的“福田院”，完全是由民间筹资所建，其性质为慈善机构类。到了晋天福二年(937)再由宗一弟子以其师傅宗一的旗号对“福田院”进行重建扩大。其理由是，《宋高僧传》中说：“梁福州玄沙院师备传，王氏始有闽土，奏赐紫衣，号宗一大师，开平二年(908)年终，至今浙之左右，山门盛传宗。江表学人无不乘风偃草。”可见到了晋天福二年(937)，宗一大师已经去世29年了。但由于宗一大师在浙中南地区的影响极大，他的弟子凭借他的影响力来到“福田院”重建扩大其寺院。
延福寺初名“福田院”。福田，在佛教中为一种比喻：给贫者施供养救济等善事，农夫种田耕地自有福报也，故名福田。其中以“佛及圣弟子为福田”为基本说。后贫穷田之说起，乃称礼佛之事为敬田，救贫之事为悲田。唐代即有悲田院，安顿需救济之人。北宋京师建有东、西、南、北四座福田院，亦为此义。福田一说无论从喻体来看，还是从推广出来的社会机构来看，都侧重于一时一地的平民。它既不像“宗教寺”那样有至高的信仰，也不像“广济寺”那样兼济天下，而是追求一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给自足的状态。刘演碑文称：“自浮屠释教盛行天下，其学者尤喜治宫室，穷极侈靡而求福田之利益也……(院)名福田，亦将求利益也”。当初建寺目的更注重“利益”之实效。至于延福一名，则是南宋中期所改，刘演碑文称“绍熙甲午，始更名曰延福”。绍熙无甲午，疑为淳熙甲午(1174)或绍熙甲寅(1194)。但此疑点目前尚无史料可证，只能留待后人考证了。
延福寺初建时规模大小，因最早古碑已毁，刘演碑文中未提及，只是说从后唐始建到南宋中期约200多年间，“世运江河，率土陵谷，阐厥攸始，莫纪其极”。这期间的兴衰变化已经无可追寻考证了。直至南宋绍熙年间，在佛学研究领域中有深厚造诣且是南宋朝庭赐紫宣教大师守一，立志修复延福寺院。为此，他“曳杖负笠，历抵诸方，□求化施，铢寸累积，归罄衣囊，增大其计，甓坚材良，山积云委”。在累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方开始大兴土木，竖殿建阁，“建佛有阁，演法有堂，安居有室，栖钟有楼，门垣廊庑，仓廪庖湢，悉具体焉”。延福寺在经历了一段衰微破败之后，再一次迅速崛起，雄踞在宣平福平山中。经过重塑和修整，装裱贴金，佛像和整体建筑修饰一新，金碧辉煌，气势非凡。而此时的延福寺还广有山林田产，收入颇丰，达到了鼎盛时期。
又过百余年，寺院经风雨侵袭破败不堪。元延祐四年(1317)，由皆山师德环主事，在信众的乐助下，再次进行了大规模修缮。至元泰定甲子年(1324)完工，“空翔地涌，粲然复兴，继承规禁，以时会堂，梵呗清越，饶磬间作，无有高下。酿为醇风，方来衲子，无食息之所者咸归焉，于以绍先志不怠也。”于是经大修缮后，延福寺又进入一个繁盛期。鉴于当时原有铭刻寺院历史的石碑已损坏，“旧碑已泯，愿谒君记，以证永久”。因此，镌刻新碑纪其盛。刘演碑文就是在这时候撰刻而成的，此碑遂成记载延福寺历史的最早文献了。
明代，延福寺经历了一次兵燹大劫难。正统年间(1436~1449)，浙闽赣地区(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曾多次爆发矿工和农民起义。其中起义坚持到最后的首领之一陶德义，便是陶村人。于是，这一带便成了明军和起义军双方频繁出入之地。陶孟端的碑文中记有：“乡寇蓦发，僧俗出避，官兵往复，毁宇为薪，存者无几。”由于这次兵燹之灾，把寺院多数矮小的建筑木材拆卸下来当柴烧了，“尚得宗谱、惟谦相继茸理，堂殿获存”。当时也许是靠这两位僧人的努力，大殿才奇迹般地被保存了下来。之后又有“文碧、涧清有志空门，弃俗入寺，夙血夜寐，春耕夏种，营作惟艰，积累稍稔”，延福寺香火才得以延续。至明天顺年间(1457~1464)，“群废具举，图绘殿壁，修创廊厢”，从而使佛事、香火归于正常，并添置了一些田产，寺院也有所扩大。延福寺大殿下檐也是此时所加，因而使这座单檐的小型佛殿扩大了使用面积，并变成今天的重檐模式。明天顺七年(1463)陶孟端撰写的《延福寺重修记》碑，详细记载了这一段历史，又成为一块填补早期文献不足的重要碑记。
清代以后，有关延福寺修建的记载和证据逐渐增多。据《宣平县志》记载：“有康熙九年(1670)僧照应重建后殿、观音堂和两廊。
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十三年(1748)僧通茂同徒定明屡次修整大殿，创兴天王宝殿，并两廊厢屋二十一间，装塑天王金身四尊。……道光十八年住持僧汉书重建山门。同治四年住持僧妙显重修。”在建国后的历次修缮中，发现留存有墨迹题记五条，其中四条尚可辩读，基本上都是清代的修缮记录。东次间乳栿下有“康熙五十四年(1715)菊月重修，僧普惠通德谨题”的墨迹。内槽天花发现有乾隆九年(1744)“释迦和阿难二尊忽焉倾颓”，于第二年(1745)重塑金身，并“恐其风雨之漂滋，尘埃之飞坠，因以创□一座”的墨迹，落款为“延福寺住持僧通茂徒定明，徒孙逢广”。在当心间上檐阑额下有“大清雍正十三年(1735)前僧师父普惠派下住持通茂□□同修葺大殿，重建山门”的墨迹。大殿后之观音堂脊檐下有“大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岁次乙巳桂月中浣谷旦延福寺云栖派师父景顺命徒住持僧心洁捐资重建谨记”字样。这说明观音堂为全寺修建年代最晚的建筑。
二
延福寺因其大殿木结构独特而名扬中外，从而引起古建筑专家学者们高度重视。民国二十二年(1933)，宣平县华塘村的一位有识之士陈育仁给浙江省政府写信，反映延福寺为千年古建筑，要求省政府予以保护。1933年6月16日，浙江省教育厅教字第1152号训令下达宣平县政府，文中指出：“宣平县陈育仁去函件反映陶村延福寺为千年古建筑，如果实系古代建筑，自应予设法查明保护。”宣平县政府很快采取行动，并于同年12月25日发训令“查明保护”。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佛教会浙江宣平分会成立。民间的推动，政府的支持，成为延福寺保护和研究的先决条件。而真正揭示其价值，堪称学术意义上的古建筑研究，则始于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于1929年在北京成立，拉开了中国古建筑系统考察研究的帷幕。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朱启钤社长的邀请，投身于这一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实地调查、踏勘，历经千辛万苦，使一大批唐宋时期的古建筑得以浮出尘埃，成为世人心中的国宝。
恰好1934年10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应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之邀，南下杭州商讨六和塔的重修计划。在杭期间，他们听到了有关延福寺的情况，决定杭州的工作完成后，转赴延福寺实地考察，一探究竟。同年11月中旬，他们不怕路途艰辛，来到延福寺考察了九天。自此以后，延福寺在中国建筑史上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兴趣和重视。1960年后同治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会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同志和同济大学的有关学者，还有日本的关口欣也博士，先后多次来到延福寺考察研究。20世纪70年代祈英涛先生带领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梁超同高级工程师孔祥珍前往延福寺勘察测绘。梁超先生还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分别两次到延福寺重点勘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等专家学者曾多次到延福寺考察、测绘，指导大殿修缮工作。正因为这些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武义县政府申报延福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才得以成功。1996年11月20日国发〔1996〕47号文件，国务院批准“延福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对延福寺大殿到底建于宋还是建于元，大殿墙壁上的画和书法到底是作于明还是作于清，目前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七章第二节“元代实物”，陈从周《浙江武义县延福寺元构大殿》，梁超《浙江省武义县延福寺大殿方案设计概说》，黄滋《元代古刹延福寺及其大殿的维修对策》、《元代木构延福寺》等书刊，基本上肯定了延福寺大殿是元代建造的，但也埋有南宋所建的伏笔。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乡贤认为，延福寺大殿始建于南宋绍熙年间。其理由：一是元泰室甲子刘演《重修延福院记》碑，碑文只写重修，没有写重建。二是元朝统治时间一共只有九十八年，而真正统一全国也只八十余年，元泰定属元朝中期，那么延福寺大殿就是元朝初年所建，到元泰定也只不过四十多年，需要大修吗？如果是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所建的大殿，到了元泰定(约1324)，这样就相差130多年了。以此推算南宋绍熙年间建造延福寺大殿，到了元泰定年间有130多年时间，大殿应该大修了。从元朝到清朝延福寺的大殿共大修过三次，也就是元、明、清三朝各进行过一次大修，而每次大修的相隔时间均在150年左右。这也是江南木结构(在有人居住的情况下)的基本规律。三是《延福寺史料影印件汇编》中第108页，道光年间延福寺僧汉明的起诉状中写道：“宣邑延福寺自宋建设，装塑牟尼佛像，□系县北居民之香火，并非东垄庄之社神……。”从此诉状中可以看出，自宋朝开始建造，并装塑有释迦牟尼佛像，而一般释迦牟尼佛都是塑在寺中大殿里。这里也基本可以肯定延福寺大殿始建于南宋。四是有些专家学者直接肯定延福寺大殿是宋代产物。黄滋《元代木构延福寺》第78页有这样一段叙述：1989年11月2日，杨烈高级工程师在省文物局副局长梅福根陪同下到延福寺考察，并发表了对延福寺年代的看法，他说：“以我看来，柱和梁架大多数大构件还是宋代的，元代构件只是部分，延福寺的时代应是宋为妥。”从杨烈专家这一看法，可以说明三个问题：1.延福寺大殿是宋代建筑，符合宋代的《营造法式》。2.延福寺大殿到元泰定进行了一次大修缮，从而掺进了一些元代木构件。3.黄滋先生在他的《元代木构延福寺》一书中直接引用了杨烈专家的原话，也说明了他对宋建元修的观点表示了默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