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伟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人臧克家赞颂鲁迅先生的诗句移用在革命英烈徐英身上,也是非常贴切的。也许,知道徐英的人,不是很多,即使在浙江,除了他的家乡武义县以外,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这并不是说徐英不够伟大,而是他走得太匆忙。他壮烈牺牲时,才二十三岁。从现在来看,才刚大学毕业的年龄,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他像一颗划过天空的流星,一闪而过,曾经留下过一道光芒,但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夜空。而这样的流星,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实在是太多太多。
在徐英烈士的家乡武义县水碓后村,建有徐英烈士纪念馆。纪念馆里陈列着烈士的一些遗物,介绍烈士的革命功绩,还有数量不少的缅怀烈士的纪念文章。纪念馆对面的山上,建有一座徐英烈士墓,这位中共浙江省委第五任书记就长眠在这家乡的土地上,与松柏相伴,与山水共存。
每年的清明节、“七一”节,前来缅怀徐英烈士的人们络绎不绝。人们没有忘记这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出年轻宝贵生命的共产党人,没有忘记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不朽功绩。人们在纪念馆里瞻仰他的遗像,从他那浓眉大眼和深邃的目光中,看到了他的坚强、忠诚、英勇和无畏,看到了他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决心,看到了他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志,人们从他身上汲取生活的勇气和奋斗的力量。人们在英烈墓前献上鲜花,寄托自己的哀思,给自己前进的脚步增添动力。
水碓后村是一个离武义县城二十多华里的小村庄。武义虽然地处江南,但绝不是杭嘉湖似的鱼米之乡。这里地广人稀,山多田少,历来被称为“八山半水分半田”。水碓后村四周环山,放眼望去,山峦绵绵,郁郁葱葱,一条山涧小溪从村前流过,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1907年8月19日,徐英就出生在这个村庄的一个贫穷的农户家庭。五岁的时候,他父母双亡,成了一个孤儿,是姐姐和姐夫把他抚养长大的。姐姐看他从小天资聪颖,一家人省吃俭用,姐夫还外出做苦力,供他上学。徐英在当地的两川小学上了五年学,他勤奋好学,并且练就了一手好字。但无奈的是,姐姐一家再也无法承担他的学费了,徐英只得辍学外出谋生。他先是在当地的杂货店、染布店当学徒,做杂工,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但也只能混口饭吃,受尽了剥削和欺侮。为了摆脱贫困,年仅十九岁的徐英离开家乡,先后辗转杭州、宁波等地,经同乡介绍,进入宁波美球针织厂做工。
宁波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当时是浙江工业的一个重镇。徐英在厂里做工,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工作条件差,工作报酬低,他觉得在城市当工人与在乡下当农民并没有多大区别,同样是受苦受难,遭受剥削和压迫,心中十分苦闷,找不到出路,也看不到希望。
1925年,徐英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这年,他被厂方派往上海福华丝边厂参加业务培训。上海,当时被誉为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帝国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都在这里建立了大本营,产业工人队伍庞大,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激烈。这里三教九流并存,各种思潮盛行,言论相对自由,所以,上海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走出了一批新中国的开国功臣,走出了一大批职业革命家。可以说,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发祥地,是锤炼革命家的一座熔炉,是培养革命家的一所大学校。这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并伤多人。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5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上海工会发动民众举行反帝示威。当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时,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一百多人,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并组织上海民众进行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徐英亲眼目睹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看到了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同时,他也深深地被共产党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革命献身精神所感动,革命的种子悄悄地埋入了他的心底,斗争的火种已经在他的心里点燃。
徐英从小就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村里人都叫他“徐大胆”。他经受了上海“五卅”运动的洗礼,找到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武器,看到了摆脱贫苦命运的曙光。他在上海培训结束返回宁波后,就着手组建工会组织。他先发动本厂工人成立了宁波第一个工会组织,并被推选为工会主席。工会成立后,徐英就领导工人开展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斗争,迫使厂方接受工人的正当要求,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斗争的胜利又进一步激励了他的革命热情和斗争勇气,他接着在厂里成立了“工人之家”,举办工人识字班,培养工人骨干,壮大工会组织,增强工会的力量。这年冬天,中共宁波地委成立,徐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宁波美球针织厂秘密建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徐英,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和号召能力。他领导组建宁波各行业工会组织,指导各基层工会开展“加薪运动”,向全市发布《告宁波市民书》,号召各界民众团结一致,反抗一切反动势力,宁波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全市先后成立工会八十多个,会员猛增到八万多人。徐英的斗争行动赢得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评价,他被推选为中共宁波地委委员。
徐英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勇敢、坚定、机智、从容,他胆大心细,计划周密,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1927年7月的一天,中共宁波党组织在启明中学召开会议,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学校,大家一时有些慌张,徐英却临危不惧。他镇定地说:“别慌,先把党的文件、名单等收藏井下”。军警拥入搜查,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同志们安全脱险。
徐英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不久以后,他被捕入狱。他面对狱警的频繁审讯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丝毫不暴露党的秘密。为了营救徐英,宁波美球针织厂的工人纷纷向厂主抗议,迫使厂方出面保释。鉴于徐英的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只得把保释出狱的徐英调离宁波,到杭州中共浙江省委机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徐英奉命回到家乡武义担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已遭破坏的中共武义县委,恢复各地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192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他组织武义农民进行“武装暴动”,镇压地方恶霸。虽然,这次农民武装暴动最后失败了,但锻炼了队伍,培养了干部,为日后组建工农红军播下了火种。
1928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调任徐英为省委常委,负责全省的职工运动。次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彭湃主持下,召开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年仅二十二岁的徐英被推选为省委书记。
摆在这位年轻省委书记面前的革命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各地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许多党员同志被捕,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省委机关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徐英,深感责任重大,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打开斗争局面,决定采取安排省委委员分头到各地巡视的办法,直接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嘉兴、湖州、金华、衢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所到之处,革命斗争的火焰就重新燃起。
1929年5月,鉴于十分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另行组建直属中央领导的杭州、宁波、湖州、台州、温州和兰溪六个中心县(市)委。徐英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负责宁波、台州、温州的巡视工作。6月30日,为酬谢前来庆贺他儿子满月的亲戚朋友,徐英在娘舅家中设宴款待。席间,一个地下交通员将一封紧急函件交到他的手中,中共中央指派他兼任宁波特支书记,负责领导宁波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命令如山,义不容辞。他有一副铮铮铁骨,有钢铁般的意志,但也有一副儿女心肠,有似水般的柔情。男儿有泪不轻弹,无情未必真豪杰。他含着泪水辞别了结婚才一年多的爱妻和幼小的儿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徐英义无反顾,重返宁波,再次领导宁波地区的革命斗争。
蒋介石是宁波奉化人,宁波可谓是蒋介石的老巢。蒋介石生性多疑,心狠手辣,他决不允许在自己的老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有共产党的活动,所以,宁波地区的白色恐怖特别严重,到处有特务,遍地有奸细。在宁波从事地下党革命活动,无异于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在刀尖上跳舞,与魔鬼周旋,在地狱边上行走,时刻都有被逮捕甚至被枪杀的危险。明知山有虎,毅然虎山行。徐英深入虎穴,临危不惧。他回宁波后,着手恢复了宁波地区党的地下活动,重新组建宁波地区各县的党支部,重新点燃了宁波地区的革命斗争之火。中共宁波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密切注视,他们加紧了对地下党的侦查和搜捕。1929年12月17日凌晨,在宁波特支委机关里,徐英不幸被捕。当国民党当局侦悉徐英为共产党“重要分子”后,如获至宝,作为剿共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上海《时报》上作为头版重点新闻进行了连续报道。徐英被押解杭州浙江陆军监狱,被重点监视。
徐英所在的监狱有五道铁门,层层架设机枪,重兵把守。他身处的环境变了,但他的信念不变,他的革命意志不变,他的斗争勇气不变;他的身份变了,但他身上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不变。“为争自由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他在监狱里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斗争。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很快与狱中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成为了狱中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他提出了“法庭是战场,监狱是熔炉”的口号,给狱中难友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他用暗语建立起狱中的联络网。他热情地鼓励狱友:“要坚持学习,要锻炼身体,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活着就要为党工作。”他还在狱中组织创办地下刊物,宣传介绍进步思想。为改善狱中难友生活,他领导难友进行绝食斗争,而他自己却多次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惨无人道的摧残。虽然敌人可以用酷刑摧残他的肉体,但丝毫不能动摇他坚强的革命斗志。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1930年8月27日早晨,徐英等十九位同志在杭州浙江陆军监狱的草坪上英勇就义,时年徐英仅二十四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壮志未酬,大业未成,死不瞑目啊!青山无语,江水呜咽,先烈英魂永驻,精神长存!
据狱友回忆,徐英从入狱到就义,没有一点死的畏惧,始终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走上刑场前,他同难友逐一握手,不慌不忙地穿好布鞋,昂首挺胸地走出监门,站在走廊上,大声地对难友们说:“同志们,永别了。你们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只要坚持斗争下去,最后的胜利终归属于我们。”他举起右拳,高呼:“打到国民党!共产党万岁!”伴随着残酷的枪声和烈士们高呼的口号声,监狱中的难友拳敲门墙,脚蹬地板,高唱国际歌,以悲壮的歌声为徐英等烈士送行。“记取杭城门外血,他年化作杜鹃红。”英烈的鲜血不会白流,烈士的英魂在热血中永生!
站在徐英纪念馆里,可以看到门前流过的那条蜿蜒的涓涓小溪,可以看到那条伸向远方的弯弯小路。当年,徐英就是从这里出发,到杭州、宁波谋生,组织工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党活动,主持中共浙江省委工作,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感天地,泣鬼神。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这是一个多么壮烈的人生,这是一个多么震撼人心的生命追求!
1990年,中共武义县委、武义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徐英烈士牺牲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纪念大会上,徐英烈士的儿子徐玉恒含着泪水发了言:“我深深地感到,先父徐英的死重如泰山。他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死得其所!”
徐英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