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山村的幸福生活》片断之四

    □ 徐杰舜  黄兰红

新九龙山村民正在加工扣子 　黄兰红   摄

    武义下山农民之所以能稳得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村民下山后要想稳得住，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吃饱，穿暖，这是一个人生存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然而，要想实现这两个条件，就必须保证下山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县委县政府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引导下山农民走进企业，走进工厂，自主创业，使下山农民“人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使他们不但下得来，稳得住，还富得快。

    一、生存环境：从“糠箩”跳到“米箩”

    高山深山农民搬迁下山后，“七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山下的便利条件使村民不愿再回到山上，从山上到山下，就等于是从“糠箩”跳到“米箩”，生存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村民在下山前就已定好宅基地，而且宅基地都是好位置，都在国道、省道、县道两旁，都在集镇周围，都在县城的城郊或城区，位置都非常好，比过去旧村的位置好得多。有宅基地就会有新房，有口粮田就会有饭吃，有蔬菜地就会有菜吃，有公墓山就解决了一些老人的后顾之忧，当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时，下山农民的心也就定了一半了。不管怎样，山下一定要比山上好，才能稳住农民的心，留住农民的人。农民下来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环境，交通便利，道路平坦，靠近集市，这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了很多，过去那走不完的山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新九龙山村所处的大环境是由政府提供的，小环境则是在政府的扶持下由村民共同努力改变的。一直以来，村里修路、架高压线、引自来水、建公园、粉刷外墙等方面都得到政府资助。2002年村前的44省道得到拓宽；村里的路和球场都是政府出资建造的，公园是政府出一部分钱，剩下部分由每家每户出一些；外墙粉刷是政府给每户1500元，各家再出3000元左右；村里有村民规约，有卫生管理员，卫生管理员由村民刘寿康担任，每月450元，政府帮出200元左右，村里按人头每个人出1元，凑够450元的工资给卫生员。下山后，每个家庭都在为建房而努力赚钱时，新村的规模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每一栋楼房的建起，都是对新村建设的一大贡献，每家每户的楼房构成了新九龙山村的整体，有了整体就有了凝聚力，村民的心才稳得住。假想如果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户村民建好房子，村子并不完整，那人心也是会涣散的。每当村子一天天变漂亮，一天天在完善时，他将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将下山村民留住。但事物总是相互作用的，村子变漂亮需要上级领导及村民付出努力，当他们努力过后，漂亮的村子也会还以他们舒适的生活环境。下面我们来看董春法跟笔者谈到有关新九龙山村外墙粉刷小插曲：

    不可能说我一个董春法有多大的力量，村主任说主要是靠我，其实我就是做一些大的方案，比如村里粉墙我鼓励一下。这个呢，也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跟一体办主任讲：“九龙山是全国有名的，甚至是世界有名的，是武义下山脱贫的一个典范，一定要把外墙粉好，这是国家拨钱的。”一体办主任就说：“你老董怎么说，我就怎么干，你说先安排新九龙山村粉墙，我就先安排新九龙山村。”后来时间安排好了，事情定下来了，就跟乡里讲，叫乡里来做工作，结果乡里做工作做不通，村民不愿意粉外墙，认为外墙不粉，他们也好住的，反正他们都已经下山了。做了好多次都做不通，乡党委书记、乡长就到县里来找我说：“老董，你的新九龙山村那些人的工作真难做哦。”他们说成是我的新九龙山村了，现在就是要把我请出去。我跟村民是很熟悉的，有一天到新九龙山村开会，到老书记家里开，那时候很多群众思想不通，我们就干部先通，干部里面又要党员先通，党员里面又是老书记、新书记、村主任先通。这样粉外墙，上面已经定下来了，非粉不可，老书记第一户带头，新书记第二户，村长第三户，再接下去就是党员干部粉，结果方案开始定下来，那就准备开始动工了。动工刚开始，群众就要求给他们先粉，所以我们又开了一次会，党员放最后，村里的骨干都排到后面去了，完全颠倒过来了。这样就让群众先粉了，也真有意思。这样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把外墙粉起来，那就漂亮很多了。原来是红砖头露出来的，现在有些家还有没粉，是因为他们还要往上加层，等加层加好了，就一次性粉下来。

    新九龙山村的大、小环境都非常好，原来去上门的女婿带着妻儿回来了，嫁出去的女儿也有带着丈夫、孩子回来了，新九龙山村不仅比过去山上的九龙山村好十倍、百倍，而且比许多邻村还要好。这样的下山脱贫村怎会出现回流现象呢！
    
    二、人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

    “下山农民要在山下稳得住，关键还是要有活干，有钱赚。这两句话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董春法特别向笔者强调这两点。我县下山脱贫农民可以说没有出现过返回山上去住的现象，他们下来以后，政府将最好的位置给他们安排宅基地，让他们有田种，有菜种，老年人死后骨灰有地方放，年轻人有地方打工等等，这些都是下山农民的有利条件，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他们下来以后肯定还是要回到山上去的。总之，下山以后，山下生活一定要比山上生活好，“七大难”问题都能够逐步得到解决，下山农民“人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这样的下山脱贫一定不会出现回流现象。而对于云南等其他省区实施的扶贫搬迁中出现大量的回流现象，董春法是这样分析的：“可能他们下来以后，生活水平啊，赚钱啊，也不见得比山上好多少，可能有些对比起来还比不上山上，山上已习惯那样的生活，自己早上起来去干干活，到秋天时收一些农作物回来，能吃饱也就可以，所以他们还要回去。”相比之下，武义下山脱贫农民下来以后，山下的生活比山上生活好几百倍的，所以不愿意回去，甚至是一些小孩子在搬家的时候忘了拿一些东西下来，叫一个人上去拿，他都不愿意去拿，而宁愿到市场上去重新买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下来以后，没活干，没钱赚，没饭吃，那肯定是要回去的。有关回流问题，董春法在接待一些专家、学者或考察团时常有人问及这个问题，下面是董春法所遇到的情况：

    曾经有几个教授，一个是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还有一个浙江大学的教授，他们也多次问过我：“你们武义下山脱贫搞得好，但是还有哪些问题，你讲来听听？”我当时也讲不出什么问题，好像还是很顺利的，真正的大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他们说：“这是你们工作做得实，做得细，做得好，所以没有人要求回到山上去。我们了解了很多地方，他们下来以后，就要求回去。”记得有一次我到金华市委党校去讲课时，一位来自云南的学员这样说：“我们云南也学你们武义下山脱贫，但是下来以后，很多人又回去了。”我问为什么要回去，他说：“有些云南人也是住在山上，山上的生活习惯和下面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生产方式也不一样，在山上是种些水稻，下来以后政府叫他们去种橡胶树。他们从来没有种过橡胶树，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再说种橡胶树到底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知道，所以下来以后，他们又回去了。”

     对以上的谈话，我们这样分析：帮助农民搬迁下山不是为了政府领导的政绩，而是实实在在从农民利益出发，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愿的原则，真正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前面我们所谈的“有活干，有钱赚”是下山农民稳得住的关键因素，这两个因素是相互的，缺少一个，另一个就将失去意义。如果每天都有活干，但却赚不了几个钱，农民仍然无法在山下脱贫，生存的能力也就没有了。如果没有活干，钱也就无法赚到，同样无法在山下生存。云南某些地方的下山农民可能只是有活干，但却看不到有钱赚，这样的生活还真不如山上，在山上还可种植水稻，有饭吃。当饭都没有吃的时候，就一定会回去。的确，下山后如果没活干，没钱赚，房子住得再好，就算用花岗岩贴起来，有金子贴起来，也是住不久的。曾有人这样说：“就算政府帮我建好房，可我下去也不知干什么，去哪里找钱，难道让我下去喝西北风。”可见，下山农民希望有活干，有钱赚，可以慢慢把房子建起来，如果只是有政府建好的房，却没有地方干活、赚钱，那么房子也将无任何意义。

     在新九龙山村，有个青年见到董春法时曾跟他开起这样的玩笑：“董主任，我要回九龙山了。”董春法听后故意一本正经地跟他说：“好啊，你回去吧，你哪一天回去提前通知我，我拿三个月的工资给你搬家，将下面这些东西都搬回去，我愿意拿出三个月的工资给你当搬家费。”自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跟老董开这样的玩笑了。老董还跟黄兰红讲了一个“有活干”之后不再想回山上住的典型例子：

    有一个老头子是2001年搬迁下山的，他家的宅基地被安排在县城里，但是口粮田、蔬菜地、公墓山都不能安排，他儿子、儿媳妇年纪轻，都打工去了，老头子年纪大了，打工人家也不要了，自己也吃不消了，虽然还能下地干活，但没有土地，没地方干活，结果他找我说：“董主任啊，看来我还得回山上去，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在这里我变成了废物，要儿子儿媳妇供养我，我还是要回去。”结果后来他自己开了个小店，这个小店一开就有活干了，他就再没提回山上的事了。因此，下来以后有活干，有钱赚才是最重要的。

     新九龙山村村民下山之后过着“有活干，有钱赚”的安定生活，他们从刚下山的以农业为主逐渐转变成现在的以打工为主的生活。如今新九龙山村比接纳村和许多平原村都富有，我们认为那是因为平原村习惯了一直以来的生活状态，日子过得去就可以了，不会太过辛苦地去干苦工，而新九龙山村村民下山后建房子借了不少钱，所以村民必须努力工作赚钱，无论多苦的活只要能赚到钱他们都愿意去做，而且原来在山上也练就了健壮的身躯，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脏不怕累，只要有活干，能赚钱就行。而且与山上比起来，下面打工要比山上干活、挑担等轻松得多，因此很多活下山脱贫农民愿意做，平原农民不一定愿意做。所以，下山脱贫农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能建好房子，还完银行的贷款。新九龙山村变成了乡里的样板村，比接纳村富裕，很多人选择了进厂工作，如村里的刘海洋夫妇就是典型的例子。以下是刘海洋夫妇关于下山后生活的叙述。

    十几年前还在山上时，我们夫妻俩就进了钓鱼牌扑克厂，我们到扑克厂工作是别人介绍去的，那时候进厂里工作是很难很难的，是我老婆的表兄在那里当总经理，我们才能进去，别人都进不去。下山后有一年董春法带电视台到我们厂里拍一部电视，我和我老婆在那个厂，他们是要来拍我们夫妻俩，拍有关下山脱贫的，我们之前不知道，厂长也不知道。董春法跟他说后，他才知道了，那些人要和我俩合影，要拍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情况，当时就我们夫妻俩在那里。到后来那个厂长很高兴，他是有话说的，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些下山脱贫的人，我的扑克销到东南亚等等。”后来节目在浙江二台播出，他就相当于做了广告。到后来我就不干了，去了表兄自己开的一家扑克厂干，现在我也不在那里干了，在要巨企业有限公司。以前在钓鱼扑克厂的待遇很好，现在因为厂多了，所以待遇没以前这么好。我现在在的这家公司很大，在王宅镇过去一点。

    我的工作是按件算钱，做得快收入就高。我就是把扑克放到机器上，然后开机器，机器切好扑克我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再放上去，就是这样循环。每个人每天做的量都不同，而且上班的时间也不统一，有些去得早一些，有些去得迟一些，再有些人晚上加班，有些不去加班，都是自己定的。我们早上五时半就开门了，那些外地人很早就去了，下午想做到五时半或六时半都可。每个环节有十几个人，有些机器24小时都有人在操作，每个人做了多少，都是自己记的。

    进厂工作比在山上种田好多了。现在我家的田都不种了，给别人种。那个活自己吃不消了，而且种不种也无所谓了，一袋米70块钱，够吃一月了，两个人一天干下来也可以买了。

    从刘海洋夫妇的诉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海洋夫妇通过多年进厂打工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生活比较富裕，下山分到的1.5亩田也已经不再种植，宁可买米吃。可见，对他们来说，进厂打工要比种田划算得多，但想想刚下山那几年由于生活还比较贫困，1.5亩的田也是不舍得给别人种的。村里像刘海洋夫妇这样进厂打工的人数最多，他们工作的单位有林业公司、链条厂、文具厂、扑克厂、锁厂、保温杯厂、剪刀厂、图钉厂、电镀厂等，这些工厂基本都在村子附近，村民可以骑自行车上班。村里从事苦力活的人数也有相当一部分，主要是四五十岁没有文化和技术的男子，这部分人主要在砖瓦场、建筑工地、公路段等地方工作，比较辛苦，但收入也还不错，现在每天至少有60元的收入，多的时候每天可以拿到上百元。此外，村里还有些人凭着技术当起电工、修车工、泥水工等；有些人买面包车搞起货运生意；有人开商店做生意，村里就有一户人家到温州开超市，有两户在村里开商店，有3个人搞流动生意，每天用一辆机动三轮车拉着货物到各个乡镇的集市上赶集；有8户人家买有制茶机，每年有两个月搞茶叶加工，单这块就能赚上一两万元；妇女们外出打工的很少，基本上都是在家做些来料加工，如加工扣子、耳环、收纳袋及一些体育休闲用品等，这些活相对比较轻松，收入不算高，加工扣子一个月大概有700～800元的收入，加工耳环的收入比较少，做好一斤才4元，而且是比较细的活，通常都是一些老人或小孩闲着时才拿出来做做，打发时间；那些上了一定年纪的村民，他们没有技术无法进厂打工，也没有体力去做苦力，只能干些地里的农活，如果身体还好，他们会承包别人的田来种，小孩有空也会帮忙，如果身体不太好，种一点自家的田和地就行了。虽然村里有近1/3的家庭承包别家的田来种，但并不表明有1/3的家庭主要收入来自农业，其实每个家庭的收入来源都是多方面的，当某些季节外面没工打时，有部分人就会回归农业，如砖瓦厂的工人在雨季时就没有工作可做了，那时候只能在家里务农。而且现在种田都是机械化，拖拉机可以开到田头，收割机也是柴油收割机，承包田多的家庭一般都是请人来种，请人收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辛苦。要是与山上比起来，山下种10亩田都没有山上种1亩田这么辛苦。通过上述的例子，笔者似乎看到了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人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在山下过着和谐而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