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1907—1930)，原名徐胡连，又名紫衡，化名于凤鸣。生于1907年8月19日，武义县水碓后村人。1925年冬在宁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宁波特支书记、地委委员、武义县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务。1929年12月17日，在宁波不幸被捕，1930年8月27日，在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四岁。
徐英出身贫苦，五岁时父母双亡，从小由姐姐抚养。徐英天资聪颖，从小勤奋好学，全家省吃俭用，勉强读了五年书，十三岁就出外谋生。1925年，18岁的徐英当上了宁波美球针织厂的工人。
1925年冬，徐英由王小曼(即王嘉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美球厂支部书记，又担任了中共宁波地委交通联络员的工作。徐英是宁波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积极协助总工会主席王鲲做好当时较为复杂的南门和西门一带的工会工作，筹建了宁波工人纠察队，为迎接北伐军抵达宁波作准备。1927年2月，他和王鲲拟了《优待工人条例》颁发全市，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市先后新成立了80多个基层工会，会员猛增到八万余人。各基层行业工会纷纷提出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民主权利等要求，进行罢工、请愿和示威游行等斗争。
在国民党“清党”、“剿共”的乌云密布形势下，斗争的环境愈来愈险恶，不久，城里出现了“生擒王小猫(指王小曼)、活捉徐狐狸(指徐英)”的反革命标语。美球厂的老板告发徐英在厂里组织工会“闹事”，结果徐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拘留所里，徐英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频繁审讯和严刑拷打，丝毫不露真情。美球厂的工人听到徐英被捕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纷纷向厂主交涉、抗议，提出“若不释放徐英，我们就不上工”。厂方唯恐事态扩大，难以平息，只得答应保释。
徐英被保释后奉命从城里转移到郊区隐蔽，不久，被调到省委，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杭州，他介绍了之江大学的学生倪云腾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11月，省委指派徐英回武义担任县委书记。当时武义县委的主要负责人遭到国民党的通缉，隐蔽到外地，党的组织活动停顿。徐英回到武义以后，就进行秘密串连，把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将原来的临时县委组建为县委，并任县委书记。11月，徐英在下王宅王树平家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精神，推举邵李清为县委书记，倪云腾为团县委书记。会上确定了县委当时的任务是: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和筹建农军(后称工农红军)；规定了秘密活动的地点和联络暗号，县委的联络代号为“壶峰”，团县委的联络代号为“青峰”。
1928年8月，县委在金畈村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徐英在会上分析了革命形势，就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会议决定在全县成立东、南、西、北四个区委，会后县委成员分头发动群众从事各项组织准备工作。9月13日，永康、武义两县党的领导人在桐琴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晚上，两县联合举行农民武装暴动。10月初，县委又在白溪的新殿湾召开干部会，制定《暴动计划方案》。
暴动失败后，省防军派出一个团来武义配合县自卫队，到处搜捕我党同志和革命人士。徐英就指派倪云腾调查因暴动造成的伤亡和被捕同志的家庭状况，及时做好难友家属的善后救济工作。为了有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和邵李清商量，派人镇压了抓人凶手林金良。
1928年11月底，省委将徐英调回杭州，任省委常委，分工负责职工运动。1929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彭湃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工人出身的徐英被选上了省委书记。在这期间，杭州及各地的白色恐怖加剧，城市许多支部解体，基层组织遭到破坏，地下省委机关受到严重威胁。于是，省委几个负责人决定分别到各地巡视，直接领导各地的工作，徐英到了嘉兴、浙西一带检查和指导工作。
192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浙江工作会议，作出《浙江问题决议案》。5月，徐英接受任务到了宁波，再次领导了宁波地区的革命斗争。
1929年5月下旬，中央巡视员卓兰芳也到宁波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徐英到宁波后化名于凤鸣，与卓兰芳保持单线联系。经过二个月隐蔽而紧张的准备，于8月成立了中共宁波特支，徐英担任书记。由于徐英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安排巧妙，方法得当，工作进展顺利，到10月底，宁波特支就在镇海、鄞县、慈溪、奉化、象山等地以及鄞县警察局教练所内，先后建立起6个支部，有党员30余名。
7、8月下旬，徐英又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台州、温州等地检查指导，将这些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活动情况，及时报告中央。
正当宁波特支的工作取得较大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加紧了破坏和搜捕活动。1929年12月17日清晨，徐英在特支机关——宁波君子道三街四号楼上被捕。
敌人从查获的我党文件和名册中，知道徐英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和宁波特支书记等重要职务，是共产党的“健全分子”，国民党浙江高等法院在4月28日判处徐英死刑。
徐英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从他被捕之时就下决心，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坚持斗争一天，绝不放弃自己斗争的权利。他利用“放风”机会，很快与狱中的党组织成员裘古怀等取得了联系，参加领导狱中的斗争活动。他提出“法庭是战场，监狱是熔炉”，给难友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用暗号建立起狱中的联络网，把上级党称为“外祖母”，把狱中的党组织称为“母亲”，要求难友们不能丧失意志，在特殊环境中坚持革命，用各种方式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保持身体健康。
1930年5、6月间，狱中党组织接到“外祖母”的指示，要组织越狱斗争。徐英和难友们除了作好思想上、物质上的一些准备以外，还在看守监狱的卫队士兵中作了深入的“策反”工作，以接应狱外的党组织，夺取越狱斗争的胜利；后因这支卫队在预定越狱日期的前三天被调防了，致使越狱的计划未能实现。
1930年8月27日早上，徐英等19人在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刑场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