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红 供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我母亲——施湘入党50周年。我的母亲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红军的后代,虽然她已经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但她生前的点点滴滴仿佛还在眼前。
她是一位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了半个世纪,对党深怀感恩之心的共产党员;她是一个对子女严格要求,淳淳教导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一个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用的人;她是一个勤劳朴素的母亲,在紧张工作之余挑灯熬夜,用自己的一双巧手为五个子女和全家人编织衣裤;她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母亲,她教我们子女和孙辈唱的革命歌曲、她那活到老学到老的求知欲望,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在党的领导和家庭教育下,我们五个子女健康成长,在十八九岁时都先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成为一个党员之家。忆过去看现在,我深感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共产党的恩深情长,我牢记在心永远都不忘。下面是我母亲一生中所写的许多文章中的最后一篇——为纪念建党75周年而写的《党啊!我的母亲!》。我把她全文录下,作为自己对建党90周年的纪念。
党啊,我的母亲!
我没有见过爷爷、爸爸,当我稍懂事时,常缠着祖母问“我的爷爷、爸爸呢?”每当我问时,她都默默无言,泪流满脸,以后我也就不敢再问了。我上小学读书后,有一次一个同学对我说,听他奶奶说,我的爷爷是一个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严刑拷打致死的,死时才四十多岁。并说我祖父抓走那年,我父亲远离家乡寻找党的组织,贫病交迫,死在路上,年仅二十三岁。那时我刚出生,不到一周岁。从此我才领悟到祖母为什么一年到头默默无言,满脸愁容,为什么不回答我的提问。
我家清贫如洗,但母亲还是让我读书,报考师范学校,入学后,我加倍努力,一心想着多读书,读好书,毕业后要把所学知识都教给和我一样没钱读书的学生;同时,以此来报答祖母和母亲的养育之恩。
1944年,学校里来了一位教国文的新老师,和蔼可亲,一副文人书生的模样。他讲课由浅入深,易记易懂,除教国文课外,还常常教一些鲁迅的“九斤老太、阿Q正传,祥林嫂”之类的文学作品。他从作文中知道我家的不幸,很同情我,领了薪金用纸包起来,夹在本子里给我一部分,我坚决不要。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胡老师,每逢星期天,我就宁愿迟回家,也要到胡老师那里借些书来阅读。胡老师常常给我们说些国事,使我们懂得国难当头,百姓遭殃,埋头读书救不了国,报不了仇的道理;懂得只有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才能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考察,我校同学中有二位自动退学,直接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这时,我才知道朱老师和胡老师都是共产党员。
1946年,我18岁,组织上派人找我谈话,也就在那时我参加了共产党。我心情十分激动,发誓这辈子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彻底改变了埋头读书,教育救国的志向,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50年过去了,半世纪前党组织把我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培养成共产主义战士,回首往事,我是在风风雨雨勤勤恳恳地在为人民服务中过来了,我永远忘不了党的恩情,党啊,我的母亲!
(陶红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退休干部陶健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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