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赵阳 丁苏安
定居是与农耕文明相对应的居住类型，人们聚居在一起便形成聚落。游牧民族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迁徙住所，而定居的聚落由于较为长期的固定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易搬迁，因此对于定居场所的选择较为慎重。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安土重迁的思想，这点在乡村中有着较深的体现。在农耕社会，村落是村民生产和生活的场所，它不仅为人们提供安全保障，也是人们物质、精神、制度等文化的物质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便包括着选择聚落地点、进行规划布局的知识体系。
一、因山川烟云迁居
写于康熙元年(1662年)的《郭洞记》一文中记载云:“始祖寿之公卜迁于此已三百余年”。何寿之是何氏迁居郭洞的始迁祖，搬迁的时间大概是元至正年间(1341年)。因地形关系，郭下村被隐匿在层峦叠嶂的山谷中。这种地理状况并不是农业耕种的上乘场所，肥沃且水源充足的平原才是农耕的首选之处。与平原相比，山区的生产生活条件的确较为贫瘠和不便，可是郭下村何氏的祖先却离开富庶的县城而选择了到此定居。
何寿之是一名家住武义县城的官宦子弟，宋朝宰相何执中与他同属一个宗族。宋宣和三年(1121年)，家族为了躲避方腊之乱而从浙江龙泉迁到武义，并成为武义有名的书香世家、官宦之家。何寿之的祖父是进士出身，曾任广东按察司副使，父亲任提举之职，因此何寿之从小便饱读诗书古籍，衣食无忧。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有着一种隐逸文化，《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云:“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无论出于何种出世的目的，士大夫们都向往着在山水之中修心养性，因此不难从古文献中发现他们的隐居之地大多为幽深、宁静的山林。桃花源入口狭窄、内境稍阔的“葫芦地形”一直被历代的文人墨客所寻访，而郭洞的地形正有此状。
何寿之的外祖父是家住上赵村的赵参军，因此其童年常去该村玩，对那里的山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洞的景色十分优美，《寿一公迁居郭洞记》中写到:“里名郭洞……自邑南望，重山复岭，迤逦杂沓，苍翠满眼，令人应接不暇。愈进则愈奇，愈奇则愈秀。不数里而山环水抱，仅容一线。进此地复加旷，双泉汇注其间 吾祖始迁于此”1，。这几句话形象地勾勒出了郭洞的意境，颇有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之感。
《诰授中顺大夫原任长沙太守何公传》中提到，寿之“颖异不凡，卓有知识。自幼往来外家，见其山川盘结，民物丰阜，深羡慕之。因有卜居之念。逮年渐富识益宏，乃请命于其父。父然之，复为求婚于郭洞吴氏，随置产筑室徙而居焉 2。”因此，饱读诗书的何寿之选择迁居到郭洞便十分可以理解。
《双泉何氏宗谱》中关于何寿之迁居的记录都是后人的追忆，他们将何寿之迁居郭洞归因于:一方面出于对山林生活的向往和对郭洞山水的赞叹，另一方面通过“相阴阳”之后，认为此地为“万古不败之基”，在这里建村后“则子子孙孙蒙其休矣”。风水在中国传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昔之论人者必曰，得山川之秀气。夫山川之秀亦何地茂有如吾郭洞者，窄处偏隅，山不必深，而饶竹木之富;水不必大，而尽烟云之态。形家者流每历兹土，輙驻足徘徊动相嗟妙，以为此万古不败之基也。”3从何氏宗谱的众多记载中，可以看出其祖先精于堪舆之道。王忠仁认为郭洞的地形地势符合《周易》的“大畜”和“蒙”卦，迁居至此是顺应天意、大吉大利的喜事4。
跨越历史，将迁居放入元末的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则可以进行另一种推测:元末，外族的统治已稍现乱世，汉人更不被元廷器重，前途堪虞;而中国士阶层有种近山水的文化追求，原本可以求得功名的人却隐居山水间，除彰显淡泊宁静外，还能获得美誉，因此读书人向往之。所以在文化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何寿之试图迁居到出世之地是极易想见的事情。
在我们今天看来，迁居郭洞是选择了一处生态环境较好的生活场所。此地位于山谷最里端，不易被外界打扰，环境清幽;周边都是山林，动植物生长繁盛，物产丰富，景色幽雅。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迁居郭洞是一个利于子孙稳定发展的决定。郭洞有着地理位置偏僻、地形山多且密的特点，从积极的角度看，山多田少、远离人群和交通要道的不便，虽然使村民们只能以农耕和经营山林为生，靠天吃饭、生活有些清苦，但是可以依靠勤俭而安稳度日，不像从事商业活动那样的起落;隐蔽与偏僻的状态让村庄可以躲过屡次战争的摧残，也避开了工业污染与破坏;同样，由于交通不便，村中与外界的交流受阻，因此最终得以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保留有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这样，一方面具有更加牢固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几乎没有污染与破坏，因此郭下村的生态文明便有了稳定的环境基础。
何寿之有着或者隐居出世、或者天人合一的想法，为了实践这种文化成果，就必须找到适合的山水之地。这种在已有文化———风水、“士”的亲山水的带领下，寻找对应的环境的做法，从一开始便设定了环境与文化间的良性互动。郭洞的环境符合何寿之的文化和心理需求，因此便迁居来此。这是人类用文化想象而选择环境的过程。
二、按风水选址建村
中国古代聚落的选址与布局大多受风水影响，大至城市、小至山村，都能找到风水的影子。部分文人深谙风水。如前所述，出生于官宦世家、饱有学识的何寿之也不例外，并且似乎是个中好手。风水有阳宅风水与阴宅风水之分，郭下村的阴宅是过去以亡者的生辰八字、测算之后安葬在本房派内的“坟山”，但是由于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因此墓穴地点较为分散，现在该村与邻近几个村一起建有统一的公墓，村中唯一精通风水的村民也过世多年，因此，本章仅以该村阳宅风水进行阐述。
1、按风水选村址
何寿之迁居郭洞后，“置产筑室”，但是他并没有把房屋建在上赵村，而是经过“相阴阳，观流泉，正方位”5，重新进行了选址。现在的郭下村位于上赵村遗址的北面。村庄东侧是龙山，龙山的西面山坡呈现出“金三角”的形状，因此便有了西南和正西两个侧面;上赵村和郭下村都紧贴在山脚下建立，上赵村建在西面侧，而郭下村却是建在正西侧，这并不符合“坐北朝南”的常识。按照常识便可知，倘若村庄依山而建，那么最好建在山的向阳面，这样既不影响采光，又可以利用山体抵挡寒冷的北风。可是，何氏的祖先却将村基向北移动200米，从山体的西南面移至正西。
宋元以来，江西形法派的风水知识与观念逐步深入到浙江的民间社会，此派较为重视峦头形势6，从风水来看，村庄阳宅的最佳地形为“背山面水、山有来龙、水须环抱、明堂宽大、水口收藏”，而郭下村的选址正是以此为依据的。
郭下村附近的山不高，可是站在村内稍微开阔的腹地望去，群山却依然巍峨庄严。据村里的老人说，每个山都有自己的山神爷爷，他们都有各自的名字，但是这些称呼逐渐都失传了，以至于村里最博学多识的老人都不曾知晓。龙山在村庄的东面，村里房屋距离龙山最近的只有5米，可以说郭下村是背靠龙山。而从南面流来的两股泉水在村南汇集成一股溪水，从村庄外侧三面环绕。这种山环水抱的完整形局，使得郭下村成为上乘的藏风聚气之地。
北移之后的村庄，位于谷中面积较大的平地，南北长约350米，东西最宽约170米，形状有点像鱼;而且村内地面并非完全水平，而是靠近龙山的一侧稍微鼓起，靠近溪水的一侧略有下斜，使得整个村庄看起来更加像是立体的鱼。王忠仁认为郭下村的村庄布局是按照《黄庭经·内景经》的《内景》来设置的“拟人体”村里，并以此为依据对村庄进行了分析8。也有人认为郭下村与郭上村是被龙溪包裹的八卦图。虽然关于郭下村的布局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尚未有定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其规划的确是经过设计的。
村民用文化来选择了环境后，还要用文化对环境进行改造，从而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愿望和要求。风水所要达到的准则便是天人在空间上的和谐。环境决定论与环境可能论都是关于环境或者某些环境因素决定或影响文化的理论，而郭下村在迁居与选址上都是文化选择环境、改造环境的例证。
2、按风水建村护庄
郭下村将村基北迁之后，按照风水的要求规划了整个村庄，而当前这种完整的格局，是经过几代人的建设才逐渐完善的。王忠仁认为郭下村的东南西北中可以与“五行”相配:其中村东面的龙山上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这是“东为木”;南面龙溪的发源地石笋峰、百龙坪的岩石中有燧石，可以通过击打而燃火，这是“南为火”;而“西为金”则是通过鳌峰塔的设立来形成，鳌峰塔的外貌造成了“金”字形;“北为水”也是通过人工建筑而形成，就是水口园林中的水潭;“中为土”则是中心为何氏宗祠9。宗祠在过去是宗族权力与文化的核心建筑，过世祖先的牌位摆列于内祠，而现世中族人的事物则在外祠处理。祠堂是人、鬼共存的地方，代表着源远流长。
(1)水口布局
郭下村的风水建村最集中的体现是在水口的建设上，因此我们将水口布局从村庄布局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阐述。
水口是指村中的水流的出口，一般也是村庄的村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象征着财富，因此，风水讲求入水口的“天门”开阔，出水口要闭锁，最好可以回流。水口的构成中还要有水、树、桥、庙、潭、塔等元素。
郭下村非常重视水口的建设，谷中最狭窄的地方，中间仅有不足百米的距离，村民便将此处设定为出水口。而且他们在此修建了桥梁和城墙，从而使水口更加紧闭，这一建设也让三面环山的郭下村变为四周皆有屏障。
水口的城墙内外，有片水口林，几十棵古树经过几百年的成长，十分茂密，掩盖了城墙和村庄使其不被发现。因此，倘若不是知情者，外来人单从远处观望是很难察觉这里有村庄的。城墙之内便是郭下村的水口建筑群。从古老的城门进入后，绕过白墙灰瓦的照壁，眼前是一副园林景象———鹅卵石路一边沿着城墙笔直地通向廻龙桥和亭子，另一边则环绕着一个荷花池。当站在廻龙桥上向内望，仍然看不到村中的房屋，能看到的只是以水碓为界，隔离出的另一处庭院景观。如果说荷花池附近有种经过人工布置的美感的话，那么水碓东面的小水潭则是完全的天然风格。龙溪的水在流出城墙之前，先在这个小水潭处回流、停滞了片刻，形成了另一幅画面，这种设计既能增加景观的可看性更为重要的是补救了风水。下了桥便是海麟院，里面供奉着南海观世音菩萨、关公、土地等神明。进出村庄之时，在这里祭拜、祈祷一下，以保自身和村庄的平安。郭下村水口地带的景观建构得较为完备，被村民们打造成了朴素版的“水口园林”。人文建筑与自然风光很协调地融合在了一起，依靠和凭借自然本身的形态，因地制宜，在山水的帮助下完成了文化的需求。
水口的塔，并不是建在城墙处，而是建在靠近沈店村的山上。从谷外走向郭洞，沿途时常感觉“山穷水复疑无路”，直到站到城墙外才能发现村庄的存在。然而站在城墙上向外望去，入谷的路却不似刚才进入时那么不可测，而是突然变成了一道道层次分明、两两对峙的隘口，据称郭洞的三层水口都是利用这种自然山势，从而形成了“狮象把门”景象10。第一层是最精致的，就是郭下村的水口群，另外两道水口，则是建在村外第二道水口，就是在其上修建了鳌峰塔来镇住。这就像是大自然在村外布了一个巧夺天工的八卦阵，外来人身处阵中时慌乱无措，惊奇和险怕占据了大多感官，而村内的人则可以居高临下地站在城墙上，看出去却是一幅恬淡的写意山水。
完善的水口，不仅满足了风水上的要求，而且对于村庄也起到了现实的保护作用。在公路开通之前，进出郭下村与郭上村只能走城墙的狭窄城门，这个小城门只能允许两人并排通行，村民的独轮手推车刚刚可以通过。而城墙上建有城垛子，可以在外敌入侵时起到一定的防守作用。因此当晚上城门关闭之后，整个郭洞便被山、水、城墙给严密包围了起来，成了一个大的庭院、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因此，郭洞何氏先祖利用自然山水，为子孙又增加了安全系数，郭洞成为了郭洞人的独立王国。
(2)村庄布局
风水布局的另一个明显表现，便是村庄布局。村庄布局可以分为建筑物布局和河道等自然景观的布局。建筑物由于完全是人工建造，所以只需在适合的地点建造恰当的建筑便可以，而河道等自然景观的布局，则要在顺应自然状况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郭下村现在的河道是从南向北流，龙溪从村庄的南、西、北三面环绕，村庄的东面则是高大的龙山。村民说这一河道是祖先改变的，原本这条溪水是沿着山脚，从上赵村的原址处流过，改道之后，村庄便建在了龙溪的腹地，变成了背山面水的局面。这条溪水的河道在水口处也被重新设定了。而村中在桥头屋旁种树等，也都含有风水的因素。
村中建筑可以分为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公共建筑影响着全村的风水，因此在布局上更加讲求位置等较宏观的层面;私人住宅的风水主要影响着独自的家庭，并且宅基地的位置一般已有所设定，因此其风水主要体现在房屋的细节部分。
郭下村的公共建筑，除了上文提及的位于水口的城墙、海麟院、水碓、廻龙桥、攀桂亭、鳌峰塔、文昌阁遗址外，还有何氏宗祠、务滋堂、谷贻堂、燕翼堂、香火间、啸竹斋(郭洞小学)、宝泉寺等。这些公共建筑既要建在符合全村风水要求的最佳位置上，又要能够满足建筑本身的风水。
以海麟院为例，由于水口需要有寺庙，因此将供奉有南海观世音等神明的海麟院建于水口附近;而海麟院的正南面对着“南为火”的石笋峰，这被认为是容易失火，因此海麟院便没有正门而在左右耳房设立两扇侧门，并且在石笋峰主峰正对面的右耳房，供奉了道教的火德君王灵官像，以此来镇火。
宗祠是整个宗族的核心，里面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灵位，所以何氏宗祠被建在五行中的土位。土为母，宗祠建于此便可以让子孙繁衍不息。以何氏宗祠为中心，各房派的厅堂分布在周围，而各房派的族人则以各自的厅堂为中心居住。水井分布也将这种按房居住的因素考虑在内。村中建筑大多坐北朝南，中庭横街南侧、西街西侧的沿街房屋则朝向街道，这是因为横街在明朝时期较为繁华，村中的商铺皆开于此，因此面街较为方便;而西街西侧的房屋有一部分的西面直接临龙溪，因此，面街背水可以减少洪水时溪水的入侵。
村庄街道的规划也秉承着“见不到底”的要求，大部分街道都在尽头处拐了一下弯，不会直接看到街道的另一头，这种安排可以在村内起到较好的防风效果，却又不妨碍单个房屋的通风。
在私人住宅方面，风水主要体现在街门设定的位置、房屋的装饰物、院落的景观等较细节的部分。如西街附近HLF家，由于正好位于街角，因此房屋基地不完整，不能建立标准的三合院，缺了一个厢房，所以根据风水将大门开在了右侧，而村中一般宅院的大门是设在正中。凡豫堂正门的墙角处雕刻有麒麟等上古神兽，村民说可以辟邪，让恶鬼等“脏东西”不敢进门。
村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是经过了历代先辈的层层加冕。在郭下村，公共建筑的建设具有实用性和修补风水两种功能。不是放置着当旅游的装饰品和摇钱树，而是起到凝聚了村民、保佑了村民的作用。
3、风水之威
郭下村的村庄规划是将地形、水源、山形等自然因素考虑进去之后的精妙设计，宗谱中对于该村的风水情况赞誉有佳，记载曰:
先是土著于此者，不下十数姓。倚山而居，丁产不甚蕃殖。公第，面南向阳，水汇其后。时有术者过而讶曰:是谁创此居第，当出贵子，子孙蕃盛绵远无极。然余姓自此不竞矣。已而 11。
文中说何氏迁居郭洞后，通过风水的调整和建设而改变了村庄的人数，因为何氏有了风水的庇佑，所以“出贵子”、“子孙蕃盛”。诚然将村庄的发展全部归结到风水上是太过被动的，但是通过古代村民对于村庄风水的建设也可以获悉他们对于生活环境中“天人关系”的重视程度。
风水，作为一种“术”，虽然根深蒂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但是也并非每一个人都相信或者依赖它的作用。在《双泉何氏宗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讲述了“入庠”的读书人对风水改观的事情:
术者水口关锁之说其亦有騐歟，余初未之信也。桑梓里曰郭洞，阻山而居，双泉之水，自南来折而西廻，绕东北以去。岁数百武，乃堰其水作桥于上，形家谓山为龙山，住则龙回，故名桥约廻龙。……岁乙未而是桥圯。……自桥之存也，人不知，及其既坏，村中事变频兴，四民失业，比年灾侵，生息不繁，虽未可尽执为桥之咎，然抚今思昔否泰昭然，延望气者占之，以为有艮象焉。兆为覆碗滮池，北流汩汩一往，形而止之。惟桥是赖，奈何乎废之。且其繇曰下怠□上衝，其势弛弓，将西而东不利于之宫。余曰，是皆然矣。抑我先人所为，保室家而长子孙不谓是□ 12。
此文成于康熙六十年，作者何孚悦原本并不相信水口关锁一说，后来经过廻龙桥毁坏之后村内“事变频兴”，才“抚今思昔”，曰“是皆然”，从而明白风水是村庄建设中重要的内容。
风水，一度被当作封建迷信而被禁止，至今对于风水的讨论仍然有着不同的声音。我们在郭下村了解到风水对于生态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深入人心的风水观念一度成为了村中树木的保护神。
案例1水口林的故事
不论是在宗谱上，还是在村民中，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村口的树，叫风水林，风水林的树是不能动的，有神明啊。1958年，我们有个副业组啊，砍伐组啊，到西山口那里要砍倒一颗这么大(直径约1米左右)的大枫树，四个人上去，有个愣小伙呢，抡起斧头就往上砍，砍了几斧头，一股红色的水从砍口这个地方哗地冲出来，几乎把这个人冲倒，同去的几个人就说了，流血了，这个树有树神了，你要砍，就惩罚了。大家就跑了，去年走的HFG老人，他就在场，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他就说我知道树有神，所以我不动手，另外一个愣头小伙子就动手，一股水哗地冲出来，大家连忙跑，得罪了树神了。
实际上怎么回事呢?这个树很大，内部已经蛀空了，下雨天里面积了很多的水，几斧头下去，因为压力就出来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而群众就这么说呢，是神，树神，你得罪了它 人就跑了 13，。
这件事情发生在1958年“大办钢铁”的运动中。为了烧炭，山上的树被大面积地砍伐。原本按照计划，水口林也难逃劫难，但是因为神明显灵，而把负责前来砍树的村民吓跑了，因此，水口林的树木也在大办钢铁的运动中保存了下来。
村书记HGZ说:“这也就是那个年代大家比较信，也有点不懂，所以就吓跑了，如果是现在，没人信。”是啊，故事发生在50多年前，当年的老人们现在大部分已经离世，而“愣头小伙子”也变成了老人。即使现在的老人们讲起这个故事时，也已经不再认为树里真的有神仙存在，更别说成长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代的中年人和看电视长大的青少年了。
而对于这个故事，村中现在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解释，村民们认为，水口林确实不能砍，它是保护风水的，可以给村庄守财，所以动了的话，会坏风水。这种观点不再认为树有仙灵，但是仍然坚信风水的存在与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生活圈子以村庄内部为主，外出打工的经验也不多。
实际上，郭下村的水口林，也是挡风林。有村民说:“这个村庄呢村口那边是北，北风比较强劲，这两排古树能起到防风林、防护林的功效，还有呢，两排古树一道城墙，你快走进来都看不到村庄在哪边，这个村庄隐蔽得很好。冬天的时候，站在城墙外面很明显就觉得风比村里的大多了。”很显然，这种解释比上一种解释更加务实，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年龄层也降低，与村外的联系也比较多。
村民HWL说:“那些也是古树，应该保护起来，都挂着牌。我有时候去看看，有的树长白蚁了，我就跟老何他们反映一下，请林业局的人来看看。”这种单纯为了保护树木而护林的村民，是与村中旅游开发有密切的经济联
系而且比较老实认真的人。
而小朋友的解释则比较时尚，认为要爱护树木，保护环境。
从上述村民的回答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对于这个故事有了不同的解读。从年龄段来说，越年长的人越相信“风水”等命理、神灵的存在，中年人大多从实际的收益出发，而极个别的成年人为了护树而行动，至于小朋友们则是在老师的教导下单纯地给出了最高尚的答案。
这个解读也反映了一种趋势，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已经故去的那一辈村民的意识还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对自然有着敬畏;而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已经缩小到“风水命运”等的范围;在红旗与集体化之下长大的村民，对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较为淡漠，自然在他们的意识中是人类劳动与改造的对象;而80、90后的村民则在环保的意识下正在建立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有的关系断裂后，新的关系正在缓慢地建立。
而这个趋势也映射出了另一个变化，那便是郭下村从一个封闭、保守的传统村落，在经过外界变迁的冲击下，慢慢适应外界现代化的过程。在先辈的独立村庄中，生态是个人或者自己村里的事情，因此树神才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而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生态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事情，每个人都被网罗到了合作之中。
在武义县，建在山谷中的村落并不在少数，郭下村附近就有数条与郭洞平行的山谷，如东面山谷中有佐溪、周村，西面山谷中有抱弄口等。这些村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与郭下村相似，但是郭下村的祖先唯独选择了郭洞作为定居的地点。这是因为，一方面此地是始迁祖何寿之的外婆家，较为熟悉，另一方面则是郭洞的“形”在何寿之的认知中实属风水宝地。
元末明清时期，理学在武义有着较为深厚的基础，何氏先祖们深受其影响，山林隐居的生活、风水的规划，实则为士人阶层的追求，也唯有作为统治阶级之一的士人们才有学识和财富来建设村落。
村庄的规划与建设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何氏宗谱中，有着几十篇关于重修村中建筑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村民们很少大兴土木，建更多的塔、桥、庙等建筑，他们只是依照着祖先的布局而进行修复。历史上的郭下村，村民们的生活多为清贫，往往需要集全村的财力、人力才能完成一项建筑工程，他们也曾因此而拖延修缮，但是却屡次察觉风水被破坏后村中生活更加困顿。这与郭下村的宗族性有着极大的关系。正因为有了紧密、较有实力的宗族，才使得该村的村落得到长期的建设与保护。这在与周围村庄的对比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风水是一种一体两面的“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术”是一种策略方法，它是一种对自然地理环境作出判断后，选择适合人的需求、改变人的“运”的一种方法。由于其中掺杂了玄学的成分，相关书籍语言晦涩，因此精通之人并不多，然而它却在民众世俗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大陆一度将其作为封建迷信而抵制，但是近年来风水中的科学智慧和知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甚至建筑界在进行人居环境规划时参照风水的一些理念。而在港澳台地区，风水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如台湾的风水大师时常参加各类娱乐节目的录制，并在节目中教导民众如何依照风水行事、如何逢凶化吉。建筑规划中的风水术，大多是对水文、气象、地质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做出的判断，从而因势利导的实现人与自然的空间和谐，至于其他的方术，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但是也不能武断地下结论。
风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远非“术”这么简单。M·弗里德曼认为:“‘风水’一事最系统地表达了华人的宇宙结构观与运作观……人们通过居住形式在集中地调整着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绝对属于宇宙。天地人三位一体。只是，人类的建筑是对这三位一体的侵扰，因此，风水问题涉及到让人类按照需要来建筑却又不破坏宇宙中的自然关系。”“……原则上，每一个建筑性行动都骚扰着自然与社会所构成的系统内部的复杂的力量均衡，并且必须形成一种尽少有邪煞的新的力量平衡”14。李亦园认为风水囊括了生与死、建筑的内与外，它所讲求的是人类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因此风水表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空间和谐。“空间和谐的风水观念是传统文化中最基层的宇宙信念，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之一。”15
且不论风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也不辩风水的是非对错，单从郭下村的风水运用来说，便体现出了积极的生态意识。郭下村的历代村民，以风水指导人居环境的规划，是重视自然、重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重视人与自然及超自然之间和谐均衡关系的表现。
1出自《双泉何氏宗谱·寿一公迁居郭洞记》。
2出自《双泉何氏宗谱·诰授中顺大夫原任长沙太守何公传》。
3出自《双泉何氏宗谱·寿一公迁居郭洞记》。
4参见王忠仁:《藏风聚气明堂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6月，第7页。
5出自《双泉何氏宗谱·寿一公迁居郭洞记》
6参见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69页。
7原图截于g°°g1“卫星图。
8参见王忠仁:《藏风聚气明堂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30—34页。
9参见王忠仁:《藏风聚气明堂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
10楼庆西:《郭洞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11出自《双泉何氏宗谱·诰授中顺大夫原任长沙太守何公传》。
12摘自《重造廻龙桥记》，《双泉何氏宗谱》2005重修版，第69—70页。
13讲述人:HSY;访谈地点:郭下村何氏宗祠一进天井;访谈时间:2009年2月1日13点
14转引自李亦园:《致中和———论传统中国乡民的基本价值取向》，载《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15何星亮:《李亦园的文化观与文化理论》，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