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里坞位于王宅镇东北部,距县城不到10公里。村落处在白垩纪下白垩统朝川组第二段玄武岩夹粉砂岩和方岩组的紫红色砾岩、砂砾岩互层的红尘丹霞丘陵地层上。村口的萧王庙后就是一座丹霞山,山上有典型的额状洞,山的对面也是丹霞构造的小山丘。村落呈东西走向,近几年村庄向北扩张,村民建了不少新房。村四周均是海拔100多米的丘陵小山,村北东向与海拔313.6米的高坞山相邻,村东是熟溪流域,村西是白鹭溪流域,整个村庄隐蔽在山坞中,也在两大流域的交界处。上海师范大学地理学教授孙天纵是孙里坞村人,他曾经在2011年为《孙里坞村志》写了《孙里坞自然村地理环境生态的追述》、《孙里坞自然村农业经济与民俗文化概况》两篇文章,文中他满含深情地回忆了孙里坞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文化。
孙里村除了孙里坞以外,还有高沿塘、四央头、伍仙亭、石屋、后塘和原立业农场第七生产队等自然村。整个村共254户,701人。由于地处两大水系流域的中部,水利条件并不十分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分别在村的周围建起麻车口、后陈垅、殿后垅等小型水库,至七十年代源口水库中干渠通过孙里坞村,扩大了灌溉面积。1968年村中盖了大礼堂,1973年用上了电灯,1974年建了碾米厂,1980年建成村办公室,1997年通上了电话,看上了电视,2007年四八店至伍仙亭公路支线横贯村中部,2008年有了有线电视,同时喝上了源口水库的自来水。
村名的由来
孙里坞,宋朝孙萼(棣生公)由永康后莘迁居武义时叫孙里湖(《孙氏宗谱·世系支图》介绍孙萼时说“始迁孙里湖之祖也”),后因其地有荪蓠草,改称荪蓠坞。“荪”和“蓠”都是香草名。孙氏宗谱中多处提到荪蓠坞村名的由来,如明朝武义县儒学教谕周诰写于正德丁卯(1507)的《孙氏宗谱序》中说“相传此地多产香草,故名”,洪熊、徐丙炎写的谱序中也写到荪蓠坞以香草为村名。也许,由于荪蓠两字笔划较多,加上村里都是孙姓,住在小山坞里,以后就逐步称为孙里坞了。
荪和蓠究竟是一种什么香草呢?据查,荪亦也叫荃,即水菖蒲,端午节时家家都要和艾草一起挂在门上以避邪,菖蒲的根有一股生姜的清香味,可入药。蓠名江蓠,又名蘼芜,是芎藭的幼苗,叶有香气,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叶似芹,秋开白花,有香气,根茎皆可入药,因产于四川者为佳,故又名川芎,是一味治疗心血管病的好药。屈原在《楚辞》中提到过这两种香草,以他们来比喻清高之士。《楚辞·九章·抽思》:“数惟荪之多怒兮,荪佯聋而不闻。”《楚辞·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该村这两种香草是否还存在,我们做过调查,江蓠我们不认识,但村口的大深塘以及村里各山坞都有水菖蒲的踪影。
由于此地产荪和蓠的香草,加上这里的孙姓居民亦耕亦读,“隐于书,好为诗”,因而引来大批的文人墨客,留下许多优美的诗歌。明朝赐进士出身、知四川江油县事、邑人洪熊写于宣德丁未(1427)的《孙氏创谱序》中说:“邑西过燕山里余,有地一区,峰青水绿,生草皆芳香袭人,曰荪蓠坞。一时骚生诗伯游展所临,咏歌相继。坞主人孙姓,多清修乐道,不喜仕进,独好客。朋簪互集,樽酒不空,以故执词坛牛耳者,悉假榻焉。”清廪贡生徐丙炎写于1937年的《荪蓠坞孙氏续修宗谱序》中也说:“我西区荪蓠坞为孙姓聚族之所,其远祖达官显宦代不乏人。至宋有棣生公者,视富贵如浮云,避都市之嚣尘,自永来武,择山川之秀丽、形势之幽静,寻到此坞,以为爰得我所矣,遂居焉。其地有荪蓠草,因以名坞。嗣后香草美人传为佳话,文人学士结队而来。”现存《孙氏宗谱》吟咏孙里坞山水的诗歌有19首,有武义籍名士明朝进士曹太平、严继先、叶奇贵、洪钟等,还有武义地方官员武义县训导刘春、武义县儒学教谕周诰等。现摘录9首诗歌如下:
荪蓠坞孙氏村居
明·洪武进士曹太平
十笏新修小草堂,一般生意满庭芳。全家欲傍村边住,剧爱荪蓠入坞香。
清明日过荪蓠坞
明·武义训导刘春
策杖荪蓠坞,游踪几度经。清明山尽绿,主客眼俱青。牧笛更番唱,村歌次第聆。鹧鸪声格磔,屐齿且闲停。
宿荪蓠坞滋德堂灯下赋感二首
明·永乐进士严继先
西窗剪烛话蒹葭,喜见伊人兴倍赊。鹅鸭连翩棲暮栅,吹毛犹自啄湖沙。坞里风微夜雨残,堂前涌出烂银盘。村翁□我秋容好,并倚门闾细细看。
荪蓠坞三首
明·永乐进士叶奇贵
风力冷于剪,雨来滑似油。芬芳骚客思,满坞白云流。
丽草山前润,荪蓠分外香。故人鸡黍约,唉曲不能忘。
樵牧各纷散,儿童蓑笠归。登堂知客到,情话暖柴扉。
赠孙仲立
明·永乐进士洪钟
村舍腾腾暑气蒸,晚间将雨薄凉增。山花满路看多种,□□闻香透几层。熟客到门天上月,故人亲剪酒边灯。同心不厌频相访,安得□家近稻塍。
游荪蓠坞访孙燕山处士
明·武义县儒学教谕周诰
香草山城外,蓬门村舍开。同游今日到,犹记昔时来。短杖扶青竹,倾缸泻绿醅。朋簪几回盍,处士重徘徊。
诸姓源流
孙里坞孙姓为三国吴国皇帝孙权的后裔。据民国辛酉年(1921)重修的《孙氏宗谱》记载:孙里坞孙姓始祖名萼,字棣生。棣生公为宋宝祐(1253—1258)乡贡进士,仕镇江教授,由永康后莘(今石柱镇厚莘村)迁武义孙里湖(即今孙里坞村)。以此推算,孙氏迁居孙里坞已有750年左右的历史。
孙里坞《孙氏宗谱》收录了何德润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荪蓠坞孙氏修谱序》。该序对孙里坞孙姓的来源叙述得十分清楚:“孙氏有出卫武公子惠孙者,有出楚令尹孙叔敖者,而富春之望则由吴大帝。初陈无宇子孙书显于齐,其后孙武子显于吴,大帝其裔也。吴太平(256—258)中封孙綝为永康侯,故永康有孙氏。而荪蓠坞始祖棣生公,宋时实迁自永康。”
孙姓为大姓,《百家姓》中排名第三,现按人口数量在中国姓氏中排名第二十,来源十分复杂。有出自春秋初期卫武公之子惠孙的,有出自春秋初期楚国楚庄王令尹孙叔敖的,有出自春秋时期齐景公赐将军田书姓孙的,不一而足。孙里坞孙姓来自永康,永康孙姓来自富春,富春孙姓为田书的后裔。田书这支孙姓的来历是这样的:春秋时诸侯国陈国陈厉公的儿子陈完,陈完在任陈国大夫时同太子御寇很要好,御寇被杀后,他怕受株连而逃到齐国。到齐国后,陈完不再用原来的国名为姓,就改成田姓。田完的四世孙田醒子无宇(即何德润称的陈无宇)有一个儿子叫田书,田书在齐国为大夫,因伐莒(诸侯国)有功,齐景公赐他孙姓。孙书就成为这支孙姓的始祖。2012年8月1日《金华日报》刊发了《永康发现孙权后裔聚居地》的文章,介绍了永康厚莘等村孙姓的迁居来历。据永康《华溪孙氏宗谱》记载,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是孙书的孙子,三国吴国皇帝孙权是孙书的二十五世孙。华溪孙氏始祖叫孙绅,大约在公元960年从富春(今富阳)龙门迁来永康。孙绅是孙权第六子孙修的后代,是孙权的二十五世孙。
孙里坞另外还有一些姓氏:
王姓:由于孙氏二十二世永潘公有女无男,在清道光年间招武义城里人王光和为婿,并生育两男,长子王岳堂在武义县城经商,幼子王岳椿在孙里坞务农,至今已第四代。
吴姓:由于村里有亲戚,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迁入,现已有三代;伍仙亭自然村吴姓在清道光年间从湖北武昌迁入;四央头自然村吴姓从永康迁来。
陈姓:陈庆松于民国三十年(1941)从杜畈入赘孙长火家,现已有三代;另三户陈姓其中陈天顺、陈官玄从孙里坞村南面的叶弄坑迁入,现已有三代,还有一户陈姓,原系叶弄坑。四央头自然村陈姓从道光年间从湖北迁入。
廖姓:廖家申抗日战争时期在孙里坞做长工,解放初土改时从新宅曹村里迁入,现有三代。
胡姓:胡金岳永康人,由于在村里做篾认村中一姓孙人为父而迁入,现有三代。
赖姓:赖忠法,土改时从叶弄坑迁入,现有三代。
章姓:章增方解放前在村里打长工,土改时从宣平迁入,现有三代。
朱姓:朱昌炎给村里的舅舅家看牛,解放初从岭下汤迁入,现二代;伍仙亭自然村朱姓从缙云迁来,朱春海解放初从伍仙亭迁入孙里坞,现有三代;高沿塘自然村朱姓从白洋街道万石院迁来,现已有六代。
徐姓:徐富田由于在村里做长工,解放初从瓦窑头迁入,现有三代;高沿塘自然村徐姓是从县城南丰村迁入,现已有12代。
管姓:管光元因姑姑在孙里坞,也是长工出身,解放初从白姆叶茅畈迁入,现也有三代。
高沿塘刘姓从义乌迁来,现有6代。
石屋自然村,现在只有一户人家,徐姓,由招婿从王宅仁村迁入。
后塘自然村,现在也只有一户人家,邓姓,也是因招婿从乌驮畈迁入。
立业农场第七生产队情况比较复杂。据1990年版《武义县志·农村生产关系·农业场所》中记载:“1955年春建立业农场,有耕地9238亩,占当时全县耕地面积3.7%,分布于桐琴长路山至履坦一带,于1956年12月撤销。”建立这个农场的人员哪里来的呢?志中未有交代,但在同一志书《民政·移民支边》中有载:“1956年,杭州市居民155户(后返杭33户),迁入红旗、双溪、联众、先锋、华贤、大峰、胜利、红星等8个乡。同年3月,杭州市居民148户(后返38户),迁入大源、德云、云华、崇义、新和、周坦、溪口、水头8个乡。”实际上同一志书的这两条记载是同一回事,这些所谓“杭州居民”就是当时立业农场的组成人员,这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产物,为了海防建设,将沿海城市中所谓成份高的人口内迁,由此造成了这一历史现象。孙里坞村原“立业农场第七生产队”至今保留当时的历史名称,他们也是1956年从绍兴、长兴、上虞、诸暨、无锡、永康,也有从山东迁来的。白姆乡山碧张村1960年代向毛泽东上书的“浙江三个单干理论家”之一的丁哲人就是在那时迁入山碧张村中“立业农场”的。如今孙里坞“立业农场第七生产队”尚有38人,一部分已回原籍,现有周、黄、陈、于、楼、胡、薛等姓氏。
敬教劝学的孙其昌
孙其昌(1856-1938),名君鎥,字善刚,考名其昌,一字燕贻,孙里坞人。光绪丙子年(1876)入庠,已丑(1889)补廪,癸巳(1893)廪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孙其昌响应戊戌维新,积极推广新学,应金华太守曾应嵩之聘,任金华八县劝学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协同王式桢将壶山书院改为壶山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协同刘耀勋在县城南创办养正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武义创办劝学所,首任总董,在四年任期内筹办高等小学和初级小学40余所。宣统元年(1909)与汪瑞桂等筹办毓秀女子小学堂,宣传男女平等,反对缠足。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并任学长,以教育失学贫民。宣统二年(1910),组织教员及热心兴学绅士成立武义教育会。民国六年(1917)与陶宅方仁、方卓圭等人筹办武义农村最早的高等小学——武义县西区桐山寺高等小学堂,首任校长。他在桐山小学任职18年,访贤请师,培养出不少人才。
光绪十七、十八年(1891、1982)武义遭受旱灾,西乡马郎桥一带人心动荡,孙其昌亲自向西乡殷户富商筹集巨款,赈济饥民。辛亥革命期间,慨捐钱谷,供军粮饷。民国元年(1912)首任武义县通俗宣讲所所长兼宣讲员,在街头向市民、店员宣讲政治、时事。是年,被选为省农会议员,任县农会会长。孙其昌重视实业救国,亲自办苗圃,动员民众造林。民国四年(1915)和十四年(1925),四乡歉收,武义县设平粜局,孙其昌任主任。此外,他懂中医,为人诊治,不收酬金,遇无钱买药者,常赠以药费。
孙其昌事迹,在宗谱中主要见于《贻燕先生六旬寿序》、《贻燕先生七旬双寿征文启》、《孙封翁贻燕先生八十晋二寿序》等文中。尤其是《贻燕先生七旬双寿征文启》中提到孙其昌的事迹得到各级官员褒奖:武义县知事李续祜、廖维刚先后赠与他“急公好义”、“德著乡邦”的匾额;浙江省财政厅长张寿镛、教育部教育总长章士钊奖给他“义重壶浆”、“敬教劝学”的匾额。该文后还附有浙江省省长夏超、浙江警备司令参议员吴秉元、师长周凤岐、浙江省教育厅长张宗祥等人题写的寿轴联数则。
孙其昌思想开明,见识卓异。他教育思想的内容比较丰富:
一、教育救国观。孙其昌认为,我国始行科举制度以来,虽对平民入仕功不可没,但将读书人的精力都引到“学而优则仕”上,则积弊深重,导致我国少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人才。缘于科举也是指挥棒,科举命题不离四书五经,先贤哲理。读书人也就穷研“牧民”之经,乏知富民之术,而宋明清以来大抵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尤以清朝为甚。外国的先进思想,先进科学都被拒之国门之外,吃过洋枪洋炮的大亏之后,方知国立之凋敝,生产之落后。当务之急,是要大力举办新式学堂,革除旧学弊端,努力培养思想开明,掌握科学之人才,方可振兴民族,富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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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民教育观。孙其昌认为人才的分布是不分地域、性别,不论贫富贵贱的,苦竹鞭头可以出好笋,山沟角落也有金凤凰,关键是能否得到良好的培养。而且出身贫寒之士,往往更能砥砺志气,更能奋发有为。所以教育之普及极为重要,惟有教育之普及,方不致有人才埋没之遗憾。教育普及之时,就是人才辈出之日,惟有多筹教育经费,多办新式学堂,多让平民子女上学,国家才能振兴。
三、成人教育观。孙其昌还认为过去只有富人才能上学,所学又少有强国富民之用的积弊,以致今日文盲遍及,民智匮乏,挽救之法是举办成人扫盲学塾,利用夜间、冬日之闲,以简易速成之法让城乡平民接受初浅教育和通俗科学知识,以作“救急”之用。
四、既要“启民智”也要“健民身”。孙其昌认为,国民要有健康体魄,除却先天之遗传,还要靠后天之培育。育之者,须有全面营养之摄入,我国平民生活穷困,维生尚且艰难,要有全面营养,非一时所能企求;而培之者,则需长期得法之锻炼。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学校教育切不可重智轻体,误人子弟。缘于此识,孙其昌亲办或襄办的学校,均能开设体育或体操课,尤以其倡办并任校长的桐山小学,体育赛事屡屡夺冠。也有乡民讥讽当时“打打闹闹,玩玩吵吵”,孙其昌也能出面释疑,消除误解。
五、倡导“努力”与“兴趣”相生相辅。孙其昌认为,书要读得好,也有一定的“路数”(门路、规律),教育者不可不知。要通过良好的教学设计(教学预案)和善意的动机教育,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使学生学有所得,学路通畅之后,学习兴趣自然而生;此时教育者要善于预设目标,巧布悬疑,使学生对于所学“穷追不舍”,并在引导学生解疑中,使之用心细密,用志坚毅。浓厚的兴趣必能激发更大的努力,这种“大努力”所获必能更多,境界也必能更高,学生品性也能得到有益的陶冶,就可以造就一批能为国计民生“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人。当年桐山小学教师办公室的屋柱上就有一副黑底白字的楹联:上联是“努力生兴趣”,下联是“兴趣生努力”。
孙其昌除了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外,他还是一位新式教育的力行者。他在担任金华府八县劝学员和武义县劝学所总董(所长)期间,先在1902年,排除种种阻力,努力协同王式桢将以灌输旧学为主的壶山书院改为面貌一新的壶山小学堂,开设的课程与所聘的教员能与“西学”大类相通,兰溪名士刘焜谓此举“开了八婺风气之先”。
1907年4月,中国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来武义联络刘耀勋策划革命活动,并在壶山下街春源布店王爱蕙家约见女界名流储娇定、谢竹英等人,倡议筹办女子学堂,使妇女能融通现代民主思想,掌握科学知识,逐步使与男子平权,为国家效力。孙其昌、汪瑞桂等人努力克服招生、筹资、选址等困难,排除一批道学人物的围堵,终于在1909年在武义县城的节妇祠办成“毓秀女校”,启开武义女子教育之先河。
孙其昌身为金华八县劝学员,栉风沐雨,足迹遍及金华城乡。在武义经他先后创办的就有履川、正蒙、愈愚、维新、城北、城西、城东、壅屏、鼎新、静峰、燕山、育德、震蒙、阳峰、阳麓、阳岩、荷岭、南屏、护国、清源、嘤鸣、凤池、鳌峰、南溪、训蒙、树人、崇实、普育、精一、求是、古竹、作人、鸿路、马昂、鹭溪、入德、燕里、梅峰、务本、发蒙、渠溪、妃山、钟毓、先进等一批学校。这批学校在辛亥革命前是维新思潮的产物,带有“民主、科学”的印痕;在辛亥革命后,奉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办学宗旨,在武义教育发展史上是一座里程碑。
孙其昌连任18年校长的桐山小学,因校址设在陶宅村的桐山寺而得名,地处武义西乡的中心,便于周围农村学生就学。该校于民国六年(1917)正式开学。校长孙其昌遍访县内外学有专长的人士来校任教,以后又聘请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毕业的董智发、陶德尊、刘德麟等到校任教。学校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实行教、学、做合一”的倡导,办了消费合作社、小医院等,并进行农艺实验,让学生在做中学。桐山小学由于师资水平高和教学风气好,教学质量闻名遐迩。县内四面八方的初小毕业生纷纷前来求学。学生来源不仅限于下杨区范围,下杨区外的履坦、邵宅、少妃、南湖、古竹、宏阁、徐村、岭下汤、新宅、塘头、李村、乌门等几十里外的乡村,都有平民子女前来就学,学校规模也随之扩大,到民国十二年(1923),桐山小学成为六年制的完全小学。学生最多时达8个班,400余人(大部分住校)。桐山小学实施平民教育功不可没。
孙其昌在热心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还积极倡导社会教育(成人教育)。清宣统元年(1909),在壶山、毓秀两学堂附设简易识字学塾(成人夜校),自任学塾长,招收贫民入学。开设识字、算术与习字等课,采用学部推行的《简易识字课本》、《浅易算术(珠算)》等教材。每晚上课两小时,书籍用品都由学塾发给。识字与算术两本授完,即为毕业。清宣统二年(1910),又成立武义县教育会,以“化除私见,纠合同志,灌输文明,研究学术,讲求实业,规划教育普及”为宗旨。孙其昌积极参与筹建,并动员学堂教员、塾师以及热心办学的地方人士,为文化普及(不分老幼男女)、教育发展出力。民国元年(1912),建立通俗宣讲所,孙其昌任所长兼宣讲员,每逢星期六,即到街头宣讲,以讲政治为主,兼及时事和文化教育,旨在提高广大百姓“振奋图强之胆识”。
孙其昌除了敬教劝学外,他教子也有方。长子宗姚,国学生;次子松柏,邑庠生,浙江省参议院审议长;三子松连,主办本村小学;四子松桂,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曾任民国陕西省褒城县长、陕西省汉中专署专员等职。
孙松柏(1883-1934),考名宗奭,字宋卿,邑庠生。民国丁丑年(1937)续修的宗谱中详细记载了孙松柏的履历:“丙午(1906)春旅杭求学,开一邑风气之先。至丁未(1907)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毕业,回里任县立壶山高小一年有半。己酉(1909)秋考入浙江二级师范历史地理选科,至辛亥(1911)优等毕业奖励,师范科举入中书科中书。壬子(1912)民国成立,考入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本科,至丙辰(1916)毕业。是年夏,奉浙江民政厅长王派赴旧温州府属调查吏治委员。丁巳(1917)赴北京考试返省后,任浙江省立甲种森林学校学监兼教员职。戊午(1918)孟夏被选第二届国会参众二院初选当选人,季夏应选浙江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己未(1919)仲春受二浙盐运使公署咨议。庚申(1920)仲春受山东省长公署顾问,孟夏受浙江三门湾模范自治农垦区参事员,仲夏浙江省长公署咨议,孟冬被选为浙江省议会审议长。前后兼任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六年、省垣报馆编辑员三年。辛酉(1920)秋组织浙江省宪筹备会,嗣后被选为省宪法起草员,复举为实行省宪促进员。癸亥(1922)任浙西湖州榷政乌镇,再任新市。丙寅(1925)奉浙江高等法院聘为教养局劝导教养局劝导教员。辛未(1931)任海宁监狱员。甲戌(1934)南京中央通讯社访员。数月旋赴汉口将往沙市办麦粉局分局事宜,不料轮船渡江夜间中寒疾作,越数日至湖北武昌省城聊以安旅社,医治无效,国历九月廿六日丑时卒。”该履历后有《附纪》,详细记载其亲友扶孙松柏灵柩归乡的经过,并附资助其来归的军界、政界、学界好友姓名25人。有汤恩伯(时任军长)、蔡元培(前北京大学校长)、方山(方粹农)等。还附有名人显宦的挽帐、挽联,有国民党元老张浦泉、蒙藏委员会主席赵丕廉、闽浙监察御使陈肇英、前浙江省长褚辅成、浙江大学教务长陈伯君等。
孙松桂(1903-1965),字肯获,学名宗复,号象贤。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系毕业。历任广东省政治训练班教员,广东省党部宣传部指导科主任,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视察员,浙江省民声日报社社长,浙江省警官学校教官,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浙江省出席代表,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党务视察员,国民政府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专员,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采访科主任,陕西省政府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总务科科长,陕西省褒城县县长、陕西省汉中专署专员等。在陕西任职期间,多次受到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嘉奖。
最后的泥壶传人
孙里坞行政村伍仙亭自然村吴氏家族是武义做泥壶(俗称西瓜壶)的世家。泥壶是一种低温陶器,烧成温度在900度左右。通体乌黑,壶身滚圆,状似西瓜,用泥壶放的茶水特别清凉,天气越热,水越凉,因而在历史上深受百姓的喜爱,几乎家家都会买一只或几只,天天使用。泥壶选用的是山坞中的原岩风化沉积而形成的优质陶瓷土,不上釉,又是低温烧成,因此壶身有细微的孔隙,能将茶水不断地散热,壶中的水也特别凉。而今大都数人家都已用上瓷壶、玻璃壶或塑料、搪瓷壶、不锈钢壶等,加上冰箱等制冷家电的普及,泥壶逐渐退出了市场。然而在伍仙亭自然村尚有一位坚守泥壶业的传人——吴万能。
伍仙亭吴氏一族原不是武义人,是湖北大冶县人,吴氏后人说他们祖先是清代100多年前迁来伍仙亭的,至吴万能已有五代。
据《吴氏宗谱》民国戊子年(1948)重修本中《吴氏重修宗谱序》载:“吴氏受姓自周泰伯,子仲雍后裔周章遂以国为氏,夙称延陵望族,渤海名宗。……兹考永康外王吴氏者泰伯之后裔也,派分湖北兴国州大冶县。迨第八十九世文罡公奕世,承绳锦延,椒衍至著金婴著镗二公,乃罡公之第八世孙也。二公尚有鹏程之志,无虑跋涉之艰,商游来浙之金华,选择永武之土沃,著金婴公迁永南之外王,著镗迁武西吴仙亭,各以爰居爰处,聚族而居焉。”从谱序中看,著金婴、著镗是“商游”至永康、武义定居的,而且是见两地“土沃”才选址居住。因此,可以断定这两位吴氏先祖就是将制作泥壶的手艺带到了永康、武义两地。据《吴氏宗谱·外纪行第》记载:著镗生于道光六年(1826),道光二十八年(1848)时生了大儿子作伦。由此断定吴氏应在道光年间迁入伍仙亭。事实上也是如此,吴氏后人吴万林(万能二哥)说:“永康一支在外王做泥壶至第四代(从谱中行传中看,大约民国年间)已经不再做泥壶了,只传了4代。”可见吴氏家族是制作泥壶的世家。著镗是吴万能的高曾祖。吴万能曾说,他家门前烧泥壶的窑就是高曾祖留下来的,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吴万能的先祖要千里迢迢舍老家迁来武义,他二哥万林说:主要原因是大冶那边靠近长江,常有洪水,所以出来寻找生路,泥壶的手艺是吴氏从大冶那里祖传下来的。
吴万能有5个哥哥,二个姐姐,他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兄弟几个都会做泥壶。近几年他三哥万成和堂兄万起与他一起做泥壶,后来万成和万起年纪大了,泥壶生意也不好,就基本上不做了,就吴万能坚持下来。他不甘心制泥壶的手艺在他手里失传,将泥壶外观形态做成紫砂壶的形状,结果这一改动出乎他的想象,上门来买茶壶的客商越来越多,也有一些老板上门要求定做的,有的要定做特大的泥壶,有的定做要能在手里把玩的小泥壶,泥壶的销路越来越好,他一个人几乎忙不过来。
吴万能说,他五六岁就跟父亲学做泥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20来岁时正式出师做壶,还替父亲去四里八乡卖壶送货。为了使泥壶的质量达到均匀一致,现在每窑用铁架分装泥壶,一窑装100多只,过去叠烧时一窑装200至300多只,而且烧出来的泥壶色彩不一,挨紧烧的泥壶之间就会有白斑,而现在改进烧法以后,壶的颜色统体墨黑。
制作泥壶的泥就在村西边的后陈垄底部挖出来的,后来后陈垄做了水库,只能等冬季水放光以后去挖泥。由于垄里挖泥挖了上百年,因此吴万能常常会挖到一些老坑,坑里全是前辈们挖完泥回填的黄土。这种泥当地人叫“白生泥”,在垄里呈脉状,北东走向,大约有200多米长。有些地段可以挖到2米多深,7到8米宽,一个冬天挖五六车手扶拖拉机的泥,一年也够用了。
吴万能站在一百多年的老窑旁,望着紧邻老窑的已经坍塌一大半的他们众兄弟们住的老屋,老屋西边就是他新盖的楼房,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讲了上面这些话,老窑黑幽幽的窑口朝向东边,仿佛在倾诉百年来窑火的辉煌。
村里的老建筑
萧王庙:据先辈说,在现在立业农场第七生产队毛竹园处很早以前有一座小庙叫“水口庙”,也叫“后庙”,村里人叫“本保殿”。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7)第十三世良洪公协同他的幼子伯隆公众子孙一边挖掘大深塘,一边把后庙迁移到大坟山,背悬崖壁,面向大深塘。庙宇扩建为一排三间,为纪念西汉名相萧何、曹参两人,塑造了夫妇四个像,命名为“萧王庙”。到乾隆八九年间,把天井建成围墙,保护古树罗汉松。1995年冬众族人募捐筹款对“萧王庙”进行维修加固,2004年冬开光。罗汉松有两棵,一雌一雄,称“公婆罗汉松”。2003年经县林业局鉴定,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树干粗约两人合抱。其树枝1.9米长才开始抽枝开桠。雌雄有别,公树结一颗果粒,母树结两颗,有头有腹,头部开始由黄变红,到成熟期变紫,味美可口。
大厅:孙里坞下村原有一幢大厅,建于明朝戊戌年间(1598),至今已有四百一十多年,是第十三世良洪公和他的兄弟及其幼子伯隆公等人共同建造,高大宽敞三开间。民国年间设为“作人小学”校舍,也是村民们过年过节娱乐活动中心,遗憾的是,这个村里唯一的明代古建筑于1991年被拆除,其木料被变卖,屋基也卖给村民造房子,所卖的钱归村委。
下宅新屋:位于村后巷1号,为孙其昌故居,建于民国元年(1911),大跃进时期曾设食堂。坐北朝南,占地648平方米。四合院式,东带附屋。均为二层结构,硬山顶,屋面铺望砖。门厅三开间带二弄,进深五檩,明间抬梁用三柱,次间用四柱。正屋五开间带二弄,弄为楼梯间,进深七檩五柱。东、西厢房各三间,东、西两侧各辟边门,东边门通附屋。附屋呈三合院式。鼓形柱础,三合土地面,天井卵石铺设。
下宅新屋民居格局较完整,雕刻精细,在孙里坞村具有代表性,有一定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孙国基民居:位于村后巷3号,建于清代,光绪二十六年(1900)曾设私塾。坐北朝南,三合院式,南为庭院带厢房,东带附屋,占地面积571平方米。二层结构,硬山两坡顶,正屋三开间带二弄,弄为楼梯,进深五檩五柱。东西厢房各四间,东厢地势高于西厢,最北厢地势高于南侧三厢。鼓形柱础,天井地面卵石铺设。东侧附屋为小厅,地势高于正屋,三间带二厢。版筑泥墙。
孙国基民居依地势而建,平面格局完整,雕刻较好,曾办过私塾,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
上宅厅:位于工业路20号,建于清代,1962年曾设幼儿园。坐北朝南,一进二院,平面呈“H”形,两侧有附屋,总占地面积762平方米。正厅面宽三间,进深七檩五柱,底层用四柱,前后檐均设挑檐檩,下用牛腿支撑,明间楼栅下设月梁,次间楼栅下设雀替;明间后金柱间设太师壁,次间后檐设排门;明间除后檐柱其它柱础下垫古镜。天井一周二层均设挑檐檩,下用牛腿支撑。东西厢房各四间带一弄,弄通附屋。两侧附屋均呈三合院式,二层结构,天井地面卵石铺设,排水沟设隔档石。院墙内外均有壁画。硬山两坡顶,屋面铺望砖。五花三墙。南为村中道路,北为堂楼。
七间头民居:位于村工业路18号,建于清代,坐南朝北,占地面积191平方米。三合院式,二层结构,硬山两坡顶。正屋面阔五间,进深五檩五柱,明间后檐设楼梯。东、西厢房各一间,鼓形柱础。七间头民居格局保存较完整,雕刻较精细。
九间头民居:位于村孙兴北路6号,建于清代,民国时期曾设学堂。坐北朝南,三合院式,西带附屋,占在面积476平方米。二层结构,硬山两坡顶。正屋面阔五间带二弄,弄为楼梯间,进深七檩五柱。东、西厢房各二间,西厢有门弄通附屋。附屋呈三合院式,二层结构。天井地面均卵石铺设,排水沟设隔档石。院墙内外均有壁画。五花山墙。
孙正才民居:位于村工业路4号,建于民国,1969年曾作村仓库,“文革”时期设办公室。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52平方米,四合院式,天井院墙隔断,二层结构。南正屋三开间,进深五檩三柱。东、西厢房各一间。鼓形柱础。北正屋五开间,进深七檩五柱。东、西厢房厢房各一间。天井地面块石铺设。硬山两坡顶,五花山墙,正屋屋面铺望砖。
孙氏民居:位于村工业路20—3号对面,当地俗称“厅”。建于民国,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85平方米。三合院式,二层结构,正屋和厢房前檐均施牛腿托挑檐檩。正屋面阔五间,进深七檩五柱,明间底层用四柱,明间楼栅下施月梁,次间楼栅下设雀替。东、西厢房各一间。鼓形柱础,正屋明间柱础下垫古镜。天井地面卵石铺设。硬山两坡顶,五花三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