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王宅老街
鸣阳楼
洪家祠堂
□ 潘国文 古梁 涂志刚 何璟春
下王宅村包括现在的下王宅、鸣阳两个经济合作社，位于武义县城东部。清嘉庆《武义县志》称东一庄（外城），东一庄的辖村有朱宅、下王宅、洪宅、八素门四个村。1950年建立下王宅行政村，属城关镇。1955年成立下王宅农业社。1956年与鸣阳农业社合并成立鸣阳高级社，1962年分别建立下王宅、鸣阳大队，1985年分别建立村委会。2001年，撤村建居，分别改为经济合作社。2010年下王宅经济合作社人口840人，鸣阳经济合作社人口796人。姓氏原有朱、王、洪三姓，至今以王姓为主。
下王宅洪、王二姓书香传世，宦迹显赫。洪姓在南宋和明朝出了7位进士，王姓在清代出了30多位贡生。下王宅“道原朱吕，代毓伟人”，代代相传的文脉文风，对古代武义区域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武东洪氏
《武义洪氏宗谱》自称武东洪氏，洪氏由天台迁来。邑庠生程昌周写于清咸丰七年（1858）的《重修宗谱序》中说：“我武洪姓，自宋朝讳章仁公由天台来迁于此。”洪姓始迁祖章仁公，是宋嘉祐年间（1056—1063）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据此推测，洪章仁应在北宋末迁到武义。洪章仁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洪与政是袁州刺史，太祖洪明德为大理寺评事。宗谱《特传》中说章仁公“日夕以渊源家学谆谆为子姓训迪比蒙”，“以清白力善为药石，闻贪墨淫污若腥秽”。他的长子德龙举进士，初知越州（今绍兴），后迁文渊阁左枢密使，敕封鄱阳郡，赐紫金鱼袋银青光禄大夫，食邑五万户，官终吏部尚书。此后“至无竞、鉴、坎、钟、熊、斌六公等，彬然或登进士或列翰林，皆国家宣猷，诚甲第名宗，金武之巨族也”（朱若功《武义洪氏宗谱序》）。无竞、鉴、坎、钟、熊等事迹皆记入嘉庆《武义县志》和《武川备考》。尤其是洪无竞孙子洪坎、从子（侄儿）洪鉴于宝庆二年（1226）为同榜双进士，明永乐二年（1404）、四年（1406）洪钟、洪熊兄弟又登双进士，传为佳话。过去下王宅曾有六座牌坊，除了两座贞节牌坊外，其他四座都为进士而立，分别是学士坊（旧在普贤堂上，为洪无竞立）、联桂坊（旧在普贤堂口，为洪鉴、洪坎立）、双桂坊（在洪家门首，为洪钟、洪熊立）、世进士坊（在洪家门首，为宋进士洪无竞、洪鉴、洪坎，明进士洪钟、洪熊立）。前三座牌坊为木制，故被火所毁，世进士坊为康熙年间所建的跨街牌坊，气势雄伟，相传当时过此牌坊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可惜该牌坊文化大革命时被拆。
洪无竞，洪德龙之孙，乾道壬辰（1172）进士，初知苏州，后拜翰林院侍讲学士，卒谥文简。洪无竞是南宋吕祖谦明招寺讲学时的得意门生，吕祖谦曾为之写了《洪无竞字序》。
洪鉴，洪无竞的侄儿，登宝庆丙戌（1226）进士，官至文谟阁直学士，卒谥文忠。
洪坎，洪无竞之孙，与其叔洪鉴同登登宝庆丙戌（1226）进士，初知青州，后知越、泽等州，迁提干使。
洪钟，登永乐甲申（1404）进士，除翰林庶吉士，以才能出使安南册封，擢南京刑部主事，未及周岁卒于官。
洪熊，登永乐丙戌（1406）进士，初授四川江油县知县，督皇木十八年，迁崇德州同知，寻升山西浑源州知州，年七十五岁致仕。历任四十余年，始终以廉能著声。归家数载后，以城市冗剧，遁迹无碍禅林（即无碍寺，在今大家山），见有“清隐”二字匾额留存，即其幼年读书所也。
洪姓人才辈出，除以上7位进士之外，还有：洪大通，佥宪；洪大元，知府；洪大全，天长令；洪大彰，松江令；洪鏊，中书舍人；洪通，福建通判；洪道，台州郡举首；洪升，滁州判官；洪鷎，由选贡授直隶池州府青阳县丞，升宜兴知县；洪珂，由岁贡任丰县县丞，升四川嘉定州判官；洪璨，乾隆壬申科岁贡，候选儒学等等。洪氏宗谱最早由明代洪熊修订，可惜后因“正统矿寇猖獗，遭兵焚毁之”（明万历丁丑《武义洪氏宗谱旧序》），因而谱中许多人物只记大概，而生卒年和生平事迹无可考。
到了明末清初，不知何变故，洪姓子孙四处星散。除少数居住原地外，近的迁徙到县城及本县后桑园、泉溪、白峰、长塘、金丝村、澎塘、下金、何村、履坦、后陈（今祝洪）、黄杜、湖头、叶墙头、乌石头、杨排、溪南汤、王大路等地，远的迁居缙云、金华、南京、德州、靖江、瓜州等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二十五世裔孙洪世英在《洪氏续修宗谱序》中感叹到：“吾族自鼻祖章仁公迁武以来，理学名宦代有闻人，载在谱牒班班可考，于武之中称盛族焉。不料递至本朝二百数十年来，风散云流徒成往事，倾覆之象朝不待夕。仰视宗庙几几乎有有宫室禾黍之势”。下王宅洪姓作为一邑望族，八婺名宗，其兴盛的文化虽已成往事，但它将永远载入史册，供后人景仰继承。
市东王氏
《武义市东王氏宗谱》收录的《崇祯四年辛未修谱序》中说：“武川王氏，本台州仙居籍。有讳仕桂者，元时为婺州路总管，其孙文宁因占籍武市东而居焉，所谓创基一世祖也。”仕桂，字邦杰，王氏宗谱对其生卒年没有记载，但在该谱《人物门》中记载了他移居武义的缘由：“公素以金华号小邹鲁，何王金许四先生(注：指南宋后期至元初传承金华学统的四位著名学者，即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史称“金华四先生”或“北山四先生” )叠出其间，而婺之属县武义又为朱吕讲学之地，故解任后流寓不忍去，因卜居焉。此始迁之由也。”仕桂命孙子文宁于元末“卜居邑之市东，善继善述以鸿先业”，此后“遂于市东成茂族焉”。由于人口繁衍，王氏子孙迁居武义、永康等地许多乡村：其一脉于明嘉靖丙辰年（1556）分流迁居白洋街道桩塘；一脉于明崇祯丙子年（1636）迁入泉溪镇瑶村；另外还迁居新屋石桥头、端村、汤处、东皋、乾口垄、新屋坟头、马府下、山里以及永康的一些村庄。还有有迁往县城、郡城。
王姓定居市东后，经过历代艰苦创业，“积德累仁，子孙繁衍，贤哲挺生”。在明朝就有王源渊选贡授福建泉州府同知，王源淙由太学仕建阳县丞以功迁福建按察司知事，王用由岁贡初任福建武平县训导再任湖广之州司训，王钺由三考任宿迁县主簿以功升梧州府经历，王进考选授福建巡检，王继先选贡考授训导，等等。到了清朝，“迨三藩平定，清廷休甲兵，薄税敛，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几二百年。我族先世在长时期之休息生聚中，安居乐业，以蕃以孳，渐臻富庶”（《民国丁亥年序》）。特别是乾隆、嘉庆以后，王姓家族极为重视教育，设立儒生奖励规条，延请名儒教授本族子孙，文化日趋普及而勃发，当地文风学风遂大盛，科举人数冠于全县，各类人才大量涌现，一时间誉满八婺。王氏宗谱里可查到清朝贡生有30多名，庠生、廪生、增生、太学生有220多名。
从王氏宗谱中可以看出，市东王姓家学渊源深厚，家族文脉相承，科举士子数代相传。这一文化现象，值得后人关注和探究。如王惟孙、王清臣、王士兴三个家族出现了23位贡生。
王惟孙家族 在乾隆到光绪的100多年时间里，就出现了12位贡生、33位庠生廪生。王惟孙的父亲王日泰(1708—1799)，字履安,号谨斋，晚更号栎翁，乾隆丙戌（1766)考取岁贡，官杭州府新城县学训导。王惟孙(1752—1835）,字祖荫，号荔村，己酉（1789）拔贡，任处州府青田县教谕；弟惟纮（1764—1838），字昭度，号兼山，庚辰(1820）岁贡，候选儒学训导。子辈：人荣（1769—1845），字春卿，号观亭，庚辰（1820）恩贡；师古（1813—1862），字景先，号圭斋，又名震乙，字启东，号燮堂，附贡生；师谨（1821—1884），字缄之，号忍庵，恩贡生，授教谕职；师锴（1829—1906），字金甫，号西堂，同治庚申（1861）岁贡，候选训导，敕封征仕郎，晋封奉政大夫。孙辈：象乾（1830—1890），壬申（1884）恩贡生；金生（1854—1915），字原毓，又名式宾，字子嘉，号鹿苹，廪贡生；荣生（1863—1926），字炳耀，又名式邦，字南屏，号华斋，光绪戊戌（1898）岁贡，分省试用按察司经历；笃生（1870—1915），字瑞嵩，考名式桢，字干臣，光绪丁酉（1897）科拔贡。曾孙辈培和（1852—1929），考名培文，字蔚卿，廪贡生。
王清臣家族 王清臣家族5代共有贡生8人，庠生、廪生20多人。王清臣（1860—1923），原名寿恺，字姚士，考名清臣，字牧卿，号苜苘，光绪庚子（1900）岁贡，例援修职郎、分省试用按察司经历。清臣祖父一恕（原名恕）和伯祖芳林（原名学维）皆为庠生。堂伯父言（1801—1866），原名煜，字光耀，考名言，字纶美，号慎轩，又号澹斋，由廪选甲寅（1854）恩贡生。堂兄时敏（1821—1863），字迪修，号黾庵，一号愚山，考名宾增，贡生；寿柏（1832—1900），一名祚柏，字常青，号柯亭，考名仁，字元善，号寿山，贡员；寿亭（1834—1903），字访梅，号南岭，考名珍，字儒修，号宝山，贡生。堂侄昭定（1846—1902），字子静，又名克昌，贡生；子惠溥（1874—1909），字叔骅，号会普，又京庞，己酉（1909）拔贡。堂孙树棠(1873—1949)，字慕召，宣统己酉（1909）拔贡，朝考二等，以直隶州州判铨选任用，历任武义县公署执法员、第一第三科科长、武义劝学所所长等职。
王士兴家族 王士兴（1724—1805），字永治，号培和，乾隆丙申（1776）岁贡，温州府泰顺县训导。其长子鳌（1743—1814），字魁群，号声先，庚戌（1810）岁贡，处州府学训导；次子鹜（1746—1778），字超群，号心泉，丁酉（1777）由廪选贡。
王氏子弟除了锐意攻读，蜚声庠序外，他们还工于词章，结社唱和，编刊诗文集，使得武义文气盈城，文采斐然。王氏宗谱记载的王氏子弟著作的诗集、文集28部（这还不算各人物传中所罗列的未刊著述，仅王清臣传中，他一人的著作就达13种92卷）。该宗谱专设两个章节的《艺文门》，收入18位作者的诗 86首，文10篇。这些作品有的被嘉庆《武义县志》收录。如王日泰的《重建崇圣柌尊经阁记》、王士兴的《重建鸣阳楼记》、王琼的《夏客白溪》、王惟绵的《过仙景桥喜晴》，有的被《金华诗录》、《武川诗钞》收录，还有很大一部分被《武川备考》收录。更值得探究的是这些诗文的作者很多都是父子、兄弟，如王璐和王岐是父子，王日泰和王惟孙、王惟纮、王惟绵是父子兄弟，王芳林和王一恕是兄弟，王芳林和王言是父子，王殿跃和王庭扬是父子，王式邦和王式桢是堂兄弟等。同时，从宗谱中看出，与这些家族联姻的主要集中在县城的徐姓、顾姓、林姓，南湖的何姓，草马湖的叶姓，童庐的童姓、溪南汤的汤姓几个大家族，并有许多诗文酬唱往来。
长安堰的水利纷争和管理
有一句古谚语“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舜臣尧禹陈，长安堰雨淋”，描述了长安堰的名字由来。何德润在《武川备考·水利》中详细记载了长安堰的有关情况：“长安堰，二里。唐光化元年（898），乡人任留创筑，溉田万余亩。宋庆元四年（1198）邑人高世修、叶之茂重修。国朝（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邑人徐孝儒之子长生、浩生将长安堰口民田一百八十把，并地一块计三亩零，助为车水埠头，以备抗旱，布车灌溉。后圮，市东王兴五重修。堰水经书台山下入城南水洞，出城北水洞分曹圳、中圳、山圳，灌溉县后畈。 ”其中，经书台上入城后，过西寺段称“西寺溪”，并分别引二流于县城头巷、花园殿巷，用于城内防火。
王氏宗谱有一章《杂录门》，记录了长安堰水利纠纷及堰坝的修筑和管理规条，留下了一批我县古代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珍贵资料。
在过去农耕时代，水利是农业经济的命脉。市东王姓聚居在现下王宅、鸣阳，他们的田地都在县后畈。因此，王姓宗族对长安堰的修建管理极为重视。清康熙年间市东王兴五主持重修长安堰，由此直到新中国成立，该堰坝管理一直由下王宅王姓宗祠主持。（王兴五重修水坝的时间，几个文献资料表述有差异：《武川备考·水利》记载了修水坝的事，但未写修水坝的时间：1990年版《武义县志》说“清嘉庆五年<1800>大水，堰圮，上游形成白殿潭新溪，由堰坝经管人王兴五主持修复”；王氏宗谱收录乾隆五十三年《县主曹谳》有这样一段话“清康熙年间市东王兴五捐资重修水道如旧，其祠众也递年接手经理”，嘉庆十年《郡尊严谳》也提到“查长安堰迁自唐宋，嗣后倾坏。经王惟孙、王殿元之祖王兴五舍资重修”。査王氏宗谱，康熙、嘉庆年间均无王兴五，但其始迁祖文宁公排兴字行第五位。所以，王兴五不是确指某人，而是王姓家族。因此，王兴五修水坝可能有多次，并可以确定康熙以后，长安堰由下王宅王姓宗祠主持管理。）王氏宗谱里记载了解决长安堰水利纠纷的6份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在时间跨度上从康熙年间到民国二十九年，将近250年的历史。官司由县到郡（府），直至省高等法院。
第一份判决书是《县主江谳》，这份判决书没有注明判决的时间。但查嘉庆《武义县志》，“县主江”为知县江留篇。说明这份判决书是知县江留篇下达的。江留篇在任期间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这份判决书下达的时间应为1692年—1704年之间。该案件为生监（秀才）王度、朱济等控告陈文陛占截坝水。第二份判决书是《县主曹谳》，“县主曹”为知县曹庠业，该判决书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下达的。该案件是俞有章等控告王老梧霸占官堰（长安堰）。具体内容为：王氏宗祠“每年雇工四人看守防护（长安堰），至秋收时每亩取谷一二斤不等以作资费，遇旱年则惟王姓堰口车灌己田，众姓不得与分，俞有章等因而不平出控”。后来此案上诉到金华府，因此有嘉庆十年（1806）的《郡尊严谳》。金华知府严茶在这份判决书上写道：“今据勘明情形酌量定断：凡遇亢旱仍着王姓雇工车戽分注众田，公捐资费以给酬劳洵属平允，仰即遵照立案，并将王兴五修葺之处，载明志乘，用垂久远。”其它还有两份1940年的浙江武义县司法处民事判决和一份1940年的浙江高等法院民事判决，判决的案件均为欠交王祠长安堰水利管理的谷钱。
王氏宗谱还收录了王氏宗祠《长安堰筑坝规条》和《长安堰水利筑坝工人管理规则》。这两份关于长安堰管理的规定，没有注明制订实施的时间，但看行文风格，《规条》明显早于《规则》。《规条》与《规则》内容大致相同。现抄录《长安堰筑坝规条》，从中可以看出我县清代民间管理水利设施的一些情况。
长安堰筑坝规条
一筑坝每岁阄定四人，于先一年八月十六日集阖族壮丁到祠拈阄。福三派下一阄，福四派下三，福二派以田庐不在本处于与焉。其得阄承筑之四人，以水利谷为辛资，每阄须缴四千文入常，为木椿篾笼等项杂费。
一筑坝每年自二月十五日起，寒露后三日止。承筑者须逐日梭巡，随时之旱涝为蓄泄，其溪港遇有竹木筏来往，须随开随筑，使堰水源源不绝。
一坝堤若被大水冲坏，筑坝人当随坍随筑。若修筑工夫在三十以上，准其禀明祠长，于本族内按户派丁帮公完筑名为贴。
一引溪水入堰之乌洞，若被沙泥淤塞，筑坝人须随时开浚，使水路通。若淤塞之甚，非数人数日能开浚者，亦如贴坝例请祠长按户派丁资助。
一收水利谷，祠常向有公秤，其铢两用铁牌较准，并无倚轻倚重之弊。如有私用大秤肯勒，查出即便议罚。
壶山小学创办人王式桢
王式桢(1871～1915），原名笃生，字瑞嵩，考名式桢，字干臣，居县城酱坊巷。兰溪进士刘焜(1867~1931) 于1915年写的《武义王干臣先生事略》详细记载了王式桢的生平和创办壶山小学等事迹。王式桢出生于下王宅儒学世家王惟孙家族，他的父亲王师燮，字省轩，是附贡生，为里塾名师。他自幼聪慧好学，省轩先生非常钟爱他，教学时常常把他带在身边。年纪稍长“下笔辄汩汩逾千言，一时长老尽咋舌惊叹”，14岁便经过考试进入金华丽正书院。金华府城一位江姓皖商，看中他的才能，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并让他住进自己家里，延请名师给他授课，于是学业日益精进。
王式桢年少负才，慨然有经世之志。他意气风发，以乡里大侠自任。看到社会上不公平不合理的事，就要去管去争，举凡地方上兴利除弊等事，都要去参与意见。于是，他小小年纪便声名鹊起。武义壶山书院历史悠久，是武义士人读书讲学的场所。书院原有良田数百亩，由于多年没人管理，已悉数被私人侵吞。王式桢决定对书院资财进行一次大清理。他不畏权势，不顾情面，将书院田产一一予以查实，全部收回，并在田头树立石碑，明确产权。租谷收入，用以书院办学。这些举措，受到全县士人的拥护，但也招来一些地方势力的怨恨。光绪丁酉年(1897年)，武义举行一次考试，目的是选拔一名贡生进国子监，中选者得“拔贡”称号。舆论认为，这次考试，以王式桢的资格和文望，可稳操胜券。但一些冤家对头对他发射大量“暗箭”。主考督学一到金华，便收到几十份控告王式桢的状纸。督学十分震怒，即召武义县令查询。县令看完状纸后说，所有控告毫无事实根据，纯属恶意中伤，只因王式桢一向秉公办事，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暗算他。督学听后转怒为喜。王式桢听说有这么多人控告他，便不想参加考试，后经县令力劝方勉强应试，但临场发挥不佳，结果得第二名。眼看没有希望入选，没想到督学别具慧眼，认为王式桢既是饱学之士又能主持正义，胆识俱全，德才兼备，理应越名次选为拔贡。王式桢科场得胜，不久便来到北京参加廷试。时值戊戌政变，王式桢在应试文章中对朝政有所规讽，因触时讳而落选，于是进入国子监读书。
王式桢在国子监求学期间，立志苦读，尤其专心思考探究政治得失，月课连得高等，被擢拔为都讲。此时，王式桢目睹清廷日益腐败，列强侵略魔爪步步深入国土，国事日非。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国于危亡，首先必须振兴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现代学校。1902年，他毅然回到故乡，倡议在壶山书院的基础上创办壶山学堂。没有想到，倡议一经提出，便遭到强烈反对。人们纷纷提出指责，说他是个怪异而狂妄的人。当他进一步提出拨寺庙田产充作办学经费时，更遭到和尚尼姑的拼死抵制。反对者们千方百计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对王式桢本人更是威胁利诱，无所不至。有人甚至扬言，要联合起来置他于死地。但王式桢大义凛然，毫不畏惧，文以笔伐，武以力御，从容应付，百折不悔，办学决心毫不动摇。在时任武义知县杜作航的支持下，王式桢抽拨寺租一千余石充当学校办学经费，壶山小学堂终于胜利诞生了，王式桢自任学堂长。初期的壶山小学堂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安排有相当于现在小学到初中的课程。壶山小学堂是金华最早的现代教育学校，王式桢的办学行为被当时人誉为“八婺之先导”。
此后不久，清朝政府下了准许兴办学校的诏令，八婺各地纷纷筹备办学，一个共同的困难是缺乏师资。有人建议在金华设立师范学堂，培养师资。金华知府采纳这一建议，王式桢便挺身而出，参与这座师范学堂的筹备工作。他克服千难万阻，为师范筹措到5000多银元的办学经费。不久，金华知府又交给他一项整顿金华中学堂的任务，当时该校已停课3个月，陷于瘫痪。王式桢和兰溪人刘焜一起，几经周折，多方努力，终于使这所金华最高学府恢复正常运转。王式桢为开创整个金华地区的现代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
王式桢曾任浙江巡按使署咨议会咨议员、襄办机要秘书，嘉湖镇守署顾问官，京师教养局局长，清授中宪大夫分省补用知府，北京巡警总厅司法科科员、卫生科科长、教养局总办，金华府劝学所所长。他除了创办壶山小学堂外，还创办了育婴堂、警察局。
东岳宫熟溪小学
创办于1909年的毓秀女子初等小学堂，原址在县城北门节妇祠。辛亥革命爆发之时，毓秀女子初级小学堂师生领全县之先，将妇女裹脚布用长竹竿挂起，并将其堆积在天妃宫前的街道上当众焚烧，宣传妇女解放，影响巨大。1934年，学校迁至东岳宫，在并入下王宅正蒙初小后，校名也正式改为武义县熟溪小学。至此，城内学生上学，五圣堂弄以东入熟溪小学。《武义县教育志》中对这一段历史有详细的记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封建教育的同时，提出了倡女权和兴女学的要求。武义毓秀女子小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1907年4月，中国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来武义联络刘耀勋策划革命活动，并在下街春源布店王爱蕙家约见当时女界名流储娇定、谢竹英等人，号召大家起来同束缚和禁锢妇女的封建旧礼教、旧思想进行斗争，倡议筹办女子学堂（注：秋瑾不幸于1907年7月15日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清末宣统元年(1909)，毓秀女子小学堂正式创建，汪瑞桂任学堂长。毓秀女子小学堂创办伊始，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封建顽固势力的干扰，招生难度极大，入学者寥寥无几。为此，创办者千方百计动员劝学，并采取了四条措施：1.放宽入学年龄（包括已婚的也可入学，有的因弟妹幼小也准其带领上学）；2.免收学费；3.校门口左右两旁各挂一块约尺把见方的“虎头牌”，左牌写着“学堂重地”，右牌写着“闲人莫入”，使家长放心，让人民安心；4.根据女子需求，增设一门“女红”课程。汪瑞桂、武秀才、周金贵等名流还带头送女儿入学。为扩大影响，反对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迫害，女校师生将裹脚布集中起来，放在天后宫大院，当众焚烧，为破除封建陋习大造声势。几经周折，终于办成了一个复式班。毓秀女子小学堂开始以节妇祠为校址（今解放街人民大会堂之南，县委大楼之西），只有一个复式课堂。民国11年(1922)，初级班开始兼收男生，增加了一个班级。民国2年(1913)，改称毓秀女校。民国12年至民国16年(1923-1927)，蒋卓南任校长，不仅扩充校舍，增加了教室，还采取春秋二季招生，使入学人数猛增。不仅县长李宗裕把女儿送来上学，而且连乡下都有若干女生进校寄宿就读。民国15年(1926)，从八婺女中毕业回乡的学生徐多佳、邵如金等人提出，“当今社会男女权利平等，女校应由自己女界来当家作主”，并联名向上反映，结果蒋卓南让位，由徐多佳担任校长。接着，徐多佳实施了三项措施：1.全校女生一律剪掉发辫，改变风尚；2.拆除节妇灵堂，改设为课堂；3.高年级开始兼收男生，实行男女同校。民国19年(1930)，因学校有倒塌危险遂迁址孔庙。民国21年(1932)，王肇锦为校长。由于此时的学校已不是“清一色”的女校，经上级批准同意，毓秀女子学校改称“武义县立毓秀小学”。民国23年(1934)，毓秀小学从孔庙迁移至东岳宫新址，并改称为“熟溪小学”。原毓秀小学末任校长何宗器也随同迁校，担任了熟溪小学首任校长。
传统文化和古建筑瑰宝
下王宅村悠久的历史浸酿出丰富的传统文化，保存着大量的历史古迹。
鸣阳楼 《武川备考·建置考·古迹》:“鸣阳楼，东门外，明正德间县丞潘棠建。国朝（清）嘉庆四年王士兴、林德澄等募捐重建。”潘棠在《鸣阳门楼记》中明确点出鸣阳楼的地理位置和建造的时间，“楼在县东里许，正德丙子(1516)冬县丞潘棠建也”。鸣阳楼位于现下王宅路东端，是一座谯楼式建筑，始称鸣阳门楼，后曾称谯楼、保和楼。整个建筑由台基和楼两部分组成。台基条石砌置，中开拱券门洞，称“八素门”。古时，八素门有两扇大门，中间横有一根石门坎，两端各放一条石柱，供来往人们稍憩。楼为钟楼，有一口大钟。潘棠在《鸣阳门楼记》中说：“（钟）访于法云寺，悬之斯楼，编以丁役，以谨昏晓，以授民时，以警民惰，……东侧阳方，以道以教以方皆阳也；钟器之善鸣，一鸣则群听倾耳焉”，所以潘棠把它命名为“鸣阳楼”。现在此钟还保存完好，该钟通高1.90米，口沿直径1.13米，钟上部的四边长方形框内分别有“皇图巩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佛日长□”字样；下部四边框内亦各有铭文，由于字迹模糊，年代无可考。 还有民间传说此钟是一位神仙用雨伞柄从缙云仙都背来的，另一端还带来一块大石块，被丢在香山寺前田中央，此石在解放前建公路时被毁。鸣阳楼在明清时期多次圮废，又多次重建，可谓凤凰涅槃，给人一种独特的历史厚重感。由于鸣阳楼钟声特别宏亮、北岭洞凉风出奇沁人，故民间有“鸣阳楼的钟，北岭洞的风”之美称。1988年重新修葺，并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康熙庚申（1680），在楼内肖文昌像，所以鸣阳楼又是一座文昌阁。鸣阳楼是我县唯一的钟楼，保存完整，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
鸣阳楼下还汇集了望春亭、关帝庙、镇东殿等古建筑群，彼此相对，采用借景、对景、框景等手法，别具一格。
望春亭位于鸣阳楼东侧，建于清宣统二年（1909）。此亭本是一座水口殿，坐落水池中间，是村里聚财的象征，预示着村庄的发达、兴旺和吉祥。亭中有月圆图案，现出鲤鱼跃龙门的瑞兆。当地每逢春节后的正月十七夜就有一个“大鱼大伞”的迎花灯活动，与迎台阁同时举办的“盛屏会”，闻名婺州八县。
关帝庙位于鸣阳楼西侧，清代建筑，坐南朝北，由前殿、后殿及连廊组成。关帝庙祭祀武圣，保持氏族活力。殿内塑武圣关羽像，供人膜拜。关羽为三国蜀汉勇猛大将，兼文武二圣之称于一身，是地方崇拜的保护神，他英雄盖世，忠贞守义，有楹联曰“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讴歌关羽忠义，他也受历代帝王崇封，成为百姓最崇拜的神圣偶像。殿前有个骑路的戏台，骑下王宅路，在整个浙江这种戏台只有两座，另一座在瑞安。中华五千年网有一篇《神庙戏楼赏析》的文章中说：“浙江武义县鸣阳楼路台，是典型的过路戏台。其右边是鸣阳楼，左通下王宅大街，背靠关帝庙，面对镇东殿。每逢演剧，则从关帝庙搬出两条高二米左右的长凳，铺上台板就出成了戏台，并从庙里搭出两条木梯，供演员上下场。厢房和化装都在庙里。”此外，过去此台上固定着一盏天灯，每天有人上灯，天灯可供乡民过夜路照明之用，也可以取走天灯夜行。会里有天灯百廿把田(即2亩)，田租作为办天灯的开支费用。
镇东庙位于鸣阳楼北侧，隔下王宅路为关帝庙和骑路戏台。庙为四合院的清代建筑。该庙原本是村里的本保殿，是村民供奉诸神的地方，香火较盛。镇东庙镇守下王宅东面，圈住氏族福气。它代表清晨的太阳，有充满活力，生气勃勃之意，同时赞颂新政如旭日东升，群贤并进，内外协力，宏济艰难。过去，每年三月初三要举行仪式：县太爷身穿纸布衣，脚踏草蒲鞋，赴八素门外构树脚的长百央(即100把田，合一亩六分六)做示范，号召农耕。村民躬身端着箩筐内的谷物，恭敬地向县太爷下拜，县太爷将谷物撒下，将备好的犁插入田块，左手持赶牛棒，右手扶犁做一个农耕示范。
东岳宫 《武川备考·祭祀考》“东岳宫，在东门外。万历府志：宋乾道四年（1168）将仕郎徐元谅舍田为基而建，元至元二年改曰天齐宫，明洪武二十五年立成丛林。”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岳宫在元时曾改名叫“天齐宫”，明洪武二十五年成为佛庙（丛林：僧人聚居之处 ）。东岳宫是武义民间影响力较大一座老庙，现已被毁。该庙位于现第一人民医院北对面（原熟溪小学），坐北朝南，威严雄壮。该庙的主建筑由三个大厅组成，前厅叫班春殿，殿内塑四大天王、十八罗汉和多位佛祖。中厅有一座古戏台，两旁有蜿蜒的水道和古朴的放生池。东西两侧宽敞亮堂，诸佛肃穆，比肩而坐。放生池中养有鲤鱼和金鱼等。据村中老人回忆：池中鲤鱼足有1米长；金鱼有红蓝两色，大小不一。鱼水结欢，池面常年笼罩着一层香烟。后厅供有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又称泰山神，其身世众说纷纭，有金虹氏说、太昊说、盘古说、天孙说、黄飞虎说等。老人们跟我们谈起东岳大帝是黄飞虎。在小说《封神演义》中，黄飞虎的事迹有详细描写。在兴周灭商的战争中，黄飞虎战死于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周武王评价黄飞虎“威行天下，义重四方，施恩积德，人人敬仰，真忠良君子”。姜子牙特封黄飞虎为五岳之首、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总管人间吉凶祸福。后厅还有十殿王，劝人扬善惩恶。东岳宫每年的正月初二庙会夜开始必须请戏班演戏五夜以上，农历三月二十八、四月二十七、十月二十也要请戏班演戏三夜以上。全年演戏四次，文化生活十分丰富，观看人众热闹非凡。每年正月初二庙会，要把东岳大帝的神像抬出来走遍附近各乡、村，所到之处家家摆香案迎接，纸包钱多少不均自愿乐助，以祈求今年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庄太平，家庭安康。过去历史留传，七月半是鬼节，而且多病疫。所以东岳宫在每年的七月初一日起开堂念经，无数信众齐集东岳宫念经礼拜，祈祷消灾免难，村庄太平，信众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人，月底结束。
石娲头 位于王宅的三角明堂，石娲头是烧煮饮食的一个灶具，为纪念“女娲”氏神灵而设，带有镇邪镇妖的封建迷信色彩。昔宇宙初开，未有生民，女娲、伏羲兄妹成婚，遂使人类繁衍。女娲能化生万物，分造鸡、狗、羊、猪、牛、马六畜。仿自己形象，造作个个小人，星星点点，遍布地上，竟一一化而为人。又说女娲炼五色石补天，足支撑四海，治平洪水，格杀猛兽，保民安居。设置一个石娲头来防备本村的火烛，具有治灾之用。石娲头的底部有一个太极八卦灶具，旁边还有一座香火庙。
宗祠 下王宅有洪、王两大姓的宗祠。
洪氏宗祠坐落在下王宅路中街以北，建于元代末期，详细建造时间不清，现主要为清代建筑。洪氏宗祠坐北朝南，三进二院。头门雕有精工细作的“九狮图”，图上向前着九条飞龙，腾云驾雾，气势恢弘。头厅明间石柱、木柱都有楹联雕刻，横梁上刻有各式花纹，美观大方。匾额中多书名人格言。中厅天井有个亮丽的花戏台，后厅祖宗神位设神龛，昭居左，穆居右，辈分排位分明清晰。
王氏宗祠坐落下王宅路中街上段以南，建于元末明初（公元1368年）。宗祠前有鱼池一方，曰“下心塘”，蕴源远流长，宗荣族富之意。宗祠分三进二天井。堂前原本卧着一圆一方两块木花石，圆形石色红，方形石色白，加上底座高一米有二，威严肃穆。这两块石头是圣皇封赏王崇，从云南运入我县建祠用的，现已遗失，空剩着两道石痕。又有大鼓石两条分立两侧，前厅头门上是一块悬空大扁，上书“崇报”两字，气势雄伟。“崇报”，意王崇报恩，传说当年王氏太公鸾，寒夜梦寅客伏于宅前，大惊之下开门检视，见一丐缩首掩耳宿于檐下，太公当即将此人收留。丐者即王崇，温州人，素有才气，满腹经纶，只可惜时运不济，颠沛流离。得太公资助，开塾授课，后又赴京赶考高中，入仕后不忘前恩，还匾以报。宗祠三厅，首尾两厅小，腹厅最大。堂中支柱两人合抱亦难以围拢，更兼诸多柱联、古梁、匾额保存完好，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后厅先祖几族神位箱盒安妥，辈分排位分明，显示出王氏注重宗族的传统。
下王宅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还有很多，如洪宅厅、勤业堂、新厅、九间堂楼等，由于篇幅的关系不一一罗列。
民间文艺活动 下王宅民间文艺活动丰富多彩，文化内涵深厚。每年元宵期间（每年农历正月十七）的迎龙灯、迎台阁、大鱼大伞、舞狮等活动，场面壮观，远近闻名。下王宅迎龙灯时，几百节长的龙灯在人海中游弋穿行，热闹非凡；牡丹灯收尽百虫百鸟，制作工艺精湛，引得大批孩童争相赏玩；台阁中的戏曲优美动人，其戏文中诉说着远古流传下来的故事，家家传唱；大鱼大伞，由八名大汉挥动手中的火把钢叉，在街巷中穿行，火星四溅，蔚为壮观。迎龙灯、迎台阁、大鱼大伞、舞狮等活动，再加上昆曲金玉之声，引得万人空巷，热闹之极。这盛会的由来，据说按旧时习俗，庶民产下一子就要奉献台阁和龙灯，渐聚渐多，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光景。下王宅的“龙头灯”，可以演绎百戏，其中有龙头佛一尊，婺州八县的居民将其请入家中，保家丁兴旺。迎龙头从正月初七保龙头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月初二。这项民间文艺活动，饱含着群众渴望丰衣足食、合家安康的美好愿望。
此外，下王宅还有“昆曲锣鼓班”这朵奇葩。60多年前熟溪小学（位于东岳宫），一到课外活动就彩排演戏，一直到晚上。昆曲彩排剧目有《断桥》、《水满金山》、《通天河》、《三战吕布》、《郎徒卖肉》、《排云》等，由顾宝舍和熟溪小学徐瑞梅老师指导排练。1956年下王宅演出队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演出的昆曲《鲤鱼跳龙门》获二等奖。
革命时期共产党人
在下王宅的活动
下王宅人洪舍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义北区区委书记，1928年永武联合秋收暴动后被捕牺牲。武义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人千家驹曾在下王宅村居住，其两个妹妹都嫁在下王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6月，中共武义县支部领导人李守初隐蔽在外，党的活动受到重大挫折。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在县里的武义县支部委员在壶山头亭秘密开会，成立了中共武义县临时委员会，王子如任书记，何觉人、邵李清、蒋卓南为委员，临时县委化名为“王愿为”，直接与省委机关联系，通讯地址没在武义泰山堂中约店。11月初，省委组织罢工失败，3名常委被捕，1名常委叛变后，泄露了武义临时县委“王愿为”的通讯处，王子如遭通缉，被迫出走隐蔽，在这紧要关头，省委机关当机立断迁往宁波，并指派徐英回武义，将临时县委组建为县委，徐英任县委书记。11月下旬，徐英召集邵李清等人在武义下王宅王树平家开会，推选邵李清、徐李富、徐云从、李有希、顾志成、倪云腾为县委委员，邵李清任县委书记，倪云腾任团县委书记，并将县委化名为“壶峰”，团县委化名为“青峰”。
1939年11月，在下王宅王江声家召开的支部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武义区委，沈维庭任书记，隶属永康县委，王江春、王江声分管城区组织工作。当时全县有沈宅柳宅、童庐、夏家畈、下王宅、城内五个支部，共有党员4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