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我回湖州参加“远方诗社”成立30周年庆典，当年的同学诗友不少已做了教授或局长，但他们谈到诗歌还是一脸动情奔放。庆典中沈泽宜老师肯定了我的诗歌“再出发”，实质我是要深刻检讨的。湖州3年我习诗500多首(拿几十首见人不脸红)，柳镇8年涂鸦300首(选100首发表不红脸)，到县报22年写诗不到100首(发它50首不丢人)，但这22年从事纸质媒体后基本不投发诗歌。2000年左右互联网成为势不可挡新媒体，这15年没作品上网就谈不上有广泛读者，所以我的诗歌创作在新新人类面前归零。
我的母校湖州师院前身嘉兴师专，当时坐落人民东路，校园只有37亩面积(和老武义一中差不多)，占地规模排名全国高校倒数第二(现在学士路新校园占地面积1600多亩)。就在这么个袖珍校园里，我遇上了北大极右才子沈泽宜老师和“浙江海子”方向，他们和校园周边名胜风物飞英塔、铁佛寺、茅盾题名湖州影剧院及十分一碗阳春面馆等，成了我青春期永远的风景。我从沈老师的当代文学课上知道了北岛及朦胧派诗歌，同学方向则把我中学蠢蠢欲动的诗歌爱好推向了疯狂阅读和实践。入学报到时两人一对眼，淳安农家子弟方向就与我牵手同桌同寝舍，然后朝夕相处大谈彼此的童年、少年和人生理想。方向13岁爱上诗歌，就艾青作品手抄了10多个笔记本，一天到晚鼓动满脸青春痘朗诵“大堰河”。他说高中时班主任女儿喜欢他，不仅喜欢他的诗歌朗诵和练笔，还关心他生活救济饭菜票甚至给他洗衣服。方向是班上诗爱者中第一个在浙江省文联刊物《东海》和甘肃月刊《飞天》发表作品的，所以他有一阵子得意飞扬，做了班长后爱上了同班军官女儿团支书。按理，方向毕业是可以留校至少可以留在湖州的，但他毅然选择回老家淳安。记得毕业离校前一天，我们中饭时在食堂相遇又一次神奇对眼，饭后就相伴冒雨绕湖州城走了一圈，重新走入多次同游的青年公园、人民公园等，最后在人民公园假山顶彼此朗诵自己最新诗作，他朗诵诗作题目是什么记不起了，我朗诵的是《两山中间一条河》，他评价我若不过分叛逆是会写得更好的。湖州3年，方向对我的中外名著阅读量及文学思辩想象力是佩服的，所以我们的毕业分手非常诗意。
湖州告别后，我和方向联系很少，只知道他的高中班主任很快做了县里主要领导，他也很快做了县政府秘书和县文联秘书长。不久，我从《诗歌报》和《江南》杂志等看到方向创作的“农业诗歌”组诗，感觉震撼，仿佛此方向不是彼方向，可以说方向因为疯狂阅读中外名著和海子等人的诗歌后，他的诗歌创作突飞猛进了。但这段时间的方向非常痛苦，他一边爱着“女共产党”一边爱着班主任女儿，身心拉锯精神崩溃，在凭吊海子安徽老家和卧轨自杀的山海关后，1990年10月19日喝下了农药，方向把自己当“病虫害”杀死了自己。
在湖州最后一年，我和方向有些疏远，这跟彼此性格审美有关。当时很不懂事和思想叛逆的我，总认为发表点东西没啥了不起的，人有独立思想独特审美最重要，所以对热衷当官和着迷为办事跑路比较反感。其实，就诗歌来说，我们直到毕业还是彼此欣赏的。记得“远方诗社”成立前，方向负责中文系黑板报校刊时，他亲自把我的1983年习作《海边少女》抄写发表，但系里领导认为我这首诗有些“精神污染”，发表不久就被撤下了。方向自杀后，我反复阅读方向遗作诗集《挽留》和沈老师写的序，对方向在诗歌道路上的纯粹进步是由衷尊敬的。人与人之间不能因为彼此一团和气或以什么名义结盟就算了解，只有在曲折起伏中深入交往分析才会逼近彼此真实。正因如此，方向回淳安诗作在全国诗刊四处开花时，我给他写过祝贺信。
沈泽宜老师对我湖州校园习作《向晚的乌鸦》和《海边少女》等表示肯定和鼓励。因为诗歌，我和现已做了周游世界的沪上老板阿三毕业后想到青海工作，毕业前通过在青海工作多年的校图书馆康女士联系好了接受单位，但分配时校方不同意，班主任做我工作想把我留在湖州，但我一叛逆就回老家武义教书了。在牛头山脚下东西溪怀抱的柳镇8年，我过得苦闷而充实，诗歌成了我最大精神支撑，当时我性格内向很难在周围找到诗歌同道，所以遇上对方有点文学爱好就当知心朋友交往。1986年10月，我创办“旮旯”诗社并出《旮旯诗刊》第1集，这在武义文化圈竟闹成不小的事件。先是学校有人上报县教育局说我要用自己的诗歌代替语文教材上课(超越常识的想象力岂能用“荒唐”解释)，县教研室领导因此到校调研找我谈话，我也因此认识了认真负责的张关裔、余松泉老师;紧接着是全国民间文艺社团整顿，县有关部门筛选来筛选去就报了一个“旮旯”诗社，县委宣传部、公安、文化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到校“清理”，我因此认识了颇有人文内涵的张育林部长等上层人士。在我编辑油印《旮旯诗刊》第2集时，沈泽宜老师给我寄来短诗《前夜》表示鼓励，排版时竟然告别了蜡纸手刻，有文友牵线得到柳城犁耙厂和县工行女文青铅字打印相助。
在僻远山中写诗很难得到指点鼓励，我只有加入当时全国风行的文学刊授，《诗刊》、《星星》、《诗歌报》等都参加了。朱先树、王燕生等老师很快肯定我的创作，不仅让我的诗歌变成铅字，还编入各种诗选;《飞天》聘请的兼职编辑莫伸先生(后做了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为我的诗作《野猪群》等还和主编吵架，他认为我肯定会成为诗坛“闪亮诗星”;《解放军报》副主编喻晓认为，只要我的创作情绪与时代合拍，走上诗坛是肯定的;当时在台州文联工作的柳镇沧桑文人沈湜先生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应该说，我在山中的稚嫩诗作，不仅有自己的思想个性，甚至还有些脾气，经历特定年代之后是比较难以通过编审的，但在各路编辑支持下还是发表了100多首作品，香港文光出版社还给我出了小册子《庙亭诗选》，《中国诗人》和复旦大学合编的《中国新诗·1991年卷》选了我2首诗作。
照现在眼光看来，我1992年10月调入县报后22年，中国文界视野尺度有个很大开放变化过程，但我因熟悉新工作需要，特别是出于对当时文界假大空和骗子横行的愤恨，基本停止了诗歌写作和投稿，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再坚持几年就会迎来艳阳照射的黄金时段。所以这20多年，沈老师每次见我都问“诗写了没有”“什么时候出诗集”?我是个特别随意没有上进心的人，从来不把发点文字出本书当回事，对东抄西摘没有原创的所谓“作品”更是看不上眼。但有多年交往的真心朋友说:“你看不上眼无所谓的东西，别人恰恰且行且珍惜，所以人家取得了世俗成果和成功。”
有人认为写诗的人喜欢无病呻吟，但我切身感悟在物欲功利统领一切的今天，写诗有特别意义。把身心交给文字的写作怎会空洞无物，我在柳镇写诗经常半夜有灵感构思就訇然起身，感觉笔下文字是天幕炸开的闪电，定格天空的诗句是长白山人参和诗神的根系，写诗喷涌的快感是远过男欢女爱的深远细腻的，魔鬼动情吟唱也有天使的面容，诗句至少能过滤平衡自己饱经磨难和摧残的身心。视野阅历决定写作的气象格局。太书生和太粗鄙都难以找到诗神命门，只有把人生交给社会搅拌锻打，既可铺就天堂的台阶，又可垒筑地狱的垫砖，才不枉在人间炼狱走一回。坚守诗歌就是坚守青春火炬，不管火炬时而璀璨时而昏暗，只要有激情就能重新点燃。沈老师在1957年因张贴“反革命诗歌”《是时候了》被打成右派，中国“圣女贞德”林昭为他和张元勋诗歌辩护也被打成右派，林昭的付出比沈老师更惨烈。坚守理想和诗歌的沈老师在60岁之后再次遭遇纯美绝望的爱情，诗神大门訇然为他开启，他升腾奥林波斯山顶吟唱汇聚所有美好女性和朴素真理的《西塞娜》，把中国十四行诗继冯至、唐湜之后推向另一座高峰。交出自己，在祭坛绽放莲花，诗神就会有谦卑又骄傲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