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公园一角
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一层土木结构的老房子
1990年版《武义县志·民政》中载：“1962—1967年，共接收新安江水库移民821户，3815人，迁入寺后、卲宅、桃溪滩、履坦、要巨、王宅、徐村、桐琴等8个公社，建立24个生产大队。划拨田6558亩，地32亩，山4490亩，新建房屋2450间，计54800平方米，新建小学6所，国家支付各项移民经费233.83万元。”
上世纪50年代末，新安江水库开始兴建，整个工程要近30万人口外迁，由于行政命令式的移民，加上跃进式的工作方法，导致库区移民自流潮、倒流潮、滞流潮三潮碰撞，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迁徙到武义的新安江移民也曾卷入这股潮流，留下了近半个世纪的创伤。新建村原来在淳安县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原名叫光昌村，移民后，一个村分成三个地方，一部分在库区后靠，仍称光昌村，另两部分都在现在的壶山街道，即上端头村西侧的光昌村和新建村。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新建村和其他县域内23个移民村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道路，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与武义的土地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如今新建村，一个不到60户，人口不足180人的新安江移民村，却住着1000多外来人口，开着三家200平米以上的购物超市，还有一所有90多名幼儿入园的幼儿园。饭店、浴室、网吧等休闲服务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每户都有住房出租，且房租费丝毫不比城里低，甚至超出城里很多。这个村的农民，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享受着城里居民也享受不了的待遇：每月由村里统一发放口粮款、菜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年终还有“大红包”。这个村自1966年2月正式迁居武义以来，近50年中，他们不畏艰难，硬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新安江移民村打造成富足发达、自强不息的现代化新农村，用汗水与坚毅书写了现实版的移民神话故事。
艰难迁徙
1957年4月，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新安江水库动土兴建，1960年胜利完工。水库淹没淳安、遂安两县49个乡镇、1377个自然村，近30万人需外迁。而现今新建村的前身淳安县光昌乡光昌村就是其中的一个。光昌村在当地可算得上是个大村，有700多人口，还是乡政府所在地。
1959年初，库水就要淹没光昌村，移民办人员到光昌村里做迁移工作。但村民没有半点要外迁的意思。直到水都已经淹到家门口，光昌人在移民办的劝导下，还是服从了部分外迁，部分县内库外安置的决定，并以“抓阄”的方式定去留。
1959年4月开头的一天，抓到“外迁阄”的49户社员、200多人一大早就在大队干部的召集下，来到了晒谷场开社员大会。公社胡书记说：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谁家都有祖宗，谁家都有父母弟兄，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到坟地看看已故的先辈，为他们加把土，烧点纸钱，祭拜告别后，再走吧！
1959年4月12日，清明节后的第7天。
这天早晨，晒谷场上挤满了人，堆满了家什杂物，运送人员和货物的汽车还没有到。前来送别的亲戚朋友早已围着自己的亲人、邻里，有着说不尽的话。刘大妈一家是这次有幸没有抓到“外迁阄”的，可她也舍不得朝夕相处的邻里乡亲就这样举家外迁客地。这天大早，她煮了一筐鸡蛋，烙了一些麦饼，来到晒谷场，分发给自己名下的族人晚辈，用于路上充饥，还对每个外迁户说：“那边如果不好住，就回来吧，如果受人欺负，就回来吧。”
经过近半天多的长途颠簸，敞篷大卡车终于把第一批几十人送到了目的地——金华七一农场13大队。接待他们的是金华民政局一位姓张的男同志，他在与淳安方面的同志寒暄了几句后，叫了几个农场的领导，按照花名册，把户主直接领到了统一编号分配的安置房内。生产队长刘茂盛一家6口，只分到了三间（其实只有两间半）约45个平方的小房子，刘茂盛冲着分房者发起了火，其他外迁户也跟着闹起了情绪，有的甚至拒绝下车，要求返回老家，场面一下子乱了。这可怎么了得？下午第二批安置户很快就要到来，万一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安置，那就要出大事了。淳安、金华两地领导，通过电话，研究对策。
很快，淳安赶过来的3位同志到了。他们叫来了大队贫协主席刘阳春、民兵连长刘永富、生产队长刘茂盛和刘渭财开了个短会，并分头做其他社员的思想工作。就这样，第二批、第三批外迁户得到了顺利安置。光昌人终于艰难地完成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
难以适应
在金华七一农场安家后，光昌人变成了国有农场的职工。住公房、吃公粮，看似享受高待遇了。然而，1959年—1961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刚刚迁徙到农场的光昌人当然也难逃忍饥挨饿的厄运。
农场实行的兵营式管理，所谓兵营式就是集中居住、集中就餐、集中出工和就寝。
据时任民兵连长的刘永富老大爷回忆，在七一农场的三年时间里，青壮劳力一天只有12两米过日（旧时计量单位16两为一斤），老人跟孩子就更少了，每日都是半饥不饱的，并且每天都得由大队督查队催着干重力活。如果哪天身体不好出不了工，食堂就不让你吃饭，说是“拔白旗”。饥饿、劳累交加，好多人都晕厥过田头地角。
为了填饱肚子，不被饿死，早日摆脱这种苦日子，好多人选择了外逃，有的逃到江西，有的逃到了福建，也有的逃到杭州。但很快又被抓回来，作为“盲流”（盲目流向外地人员），按照国务院《关于防止农场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精神，严肃处理。当时，全国各省都在着力清理抓捕“盲流”，几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山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现尚健在的刘永富、已故的原村支书刘国腾都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
1961年8、9月份的一天夜里早已串联好的光昌人，趁农场看管人不备，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拖儿带女，携老扶幼逃回了淳安老家。其实早在几天前，他们就已做好了回老家的准备，有意地将一些生活必需品偷偷地放在了野外，比如：锄头、柴刀、锅碗瓢盆、铺盖、衣服等，其他的一件也没带走。轻装上阵，日夜兼程，回家的动力，使他们忘记了疲惫，忘记了黑夜，真是归心似箭，近400里的路程，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回到了离别三年的故乡。
然而，毕竟离家三年了，如今再次踏上故土，早已人是物非，原来的老村庄，自家的老房子不见了，见到的只有一泓湖水和还没有完全被淹没的树梢。当时没有外迁的几十户，也已上靠到地势高的山坡上。三年前送他们上路的刘大妈，身子骨依然硬朗，她从家中拿来了茶水，向大家递茶解渴，嘴上还不停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回家后的第二天，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家家都上山砍树、割草，搭建临时茅草房。临时茅草房简陋无比，三树叉尖、茅草盖顶。
三年折腾，政府又不支持他们返乡。只是体恤他们的苦情，暂时没有强制遣送罢了。因此，没有国家在资金上的支持和宅基地的安排，想凭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简直难于上青天。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尽早开垦土地抢种秋粮。于是，乡亲们送来了苞米种、蕃薯种，帮助垦荒播种。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时种下的秋玉米，秋蕃薯收成是出奇的好，大获丰收。
自从他们返乡，搭铺、垦荒、定居后，县移民办、公社就一直关注他们的生活，并动员他们再回金华，可他们说，我们不吃第二遍苦，硬是不肯回去。后来，库水又淹到了新家门口，他们又得搬一次家，造一次“房”，又淹到了，又搬又“造”。再后来，政府为了确保新安江水库的建设和投运，让他们平安撤离库区，不得不采取了停止供应（发放）布票、粮票、食盐等计划物资的强制措施，“逼”他们下山，但他们仍然没有妥协。这种对峙情况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1964年，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宋庆龄到淳安移民村看望移民的消息，传到了新建人的耳中，他们想大领导都这么重视了，这次不走恐怕不行了。好在这时政府出台一项比较人性化的移民政策，外迁地在江西和金华两地之间自主挑选，并可独立建行政村。光昌村的选址代表是贫协主席刘阳春、生产队长刘茂盛、刘渭财等三人。在武义参观考察时，他们选中了三角店至五一塘之间一片空地，这是一块低矮的丘陵山地，田不远，人居环境尚可，于是取名“新建大队”（其实搬过来的只有一个生产队，18户）。移居地选好后，三位代表回到老家，把消息告诉给村人，大家又自费每户派一个代表来到武义实地踏看，一致认为这是个好地方，同意来武义定居落户。
第二年春节刚过，家家户户的青壮劳力都来到了新建，开始造房子了。房子是有关部门按规定设计的，全是一层土木结构的平房。
1966年2月18日（正月廿九），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了七年，吃尽了漂泊之苦的新建人高高兴兴地告别了故土和乡亲，举家来到武义“新建村”安家了。
扎根武义
三角店一带的丘陵。当时看似肥沃、湿润的田块，其实是用武义土话说的“冷浆田”、“烂糊田”，田里的 “百节草”和“荸荠塞”等杂草，遍地都是，拔也拔不了，除也除不掉。第一年的早稻刚种上还没有返青，“百节草”、“荸荠塞”早已超过了秧苗的长势，还覆盖了秧苗。全队人每天都在忙除草，可到收割的时候，还得戴着眼镜在草丛中寻找稻子。一亩田如果收到一二百斤，算是好收成了。虽有人均近2亩多的粮田，一年的总产量除去农业税、统购等征购任务，留下的人均口粮也不到200斤。平时只有用土豆、萝卜、玉米、蕃薯等杂粮代替早餐和晚餐，米饭只是正餐才吃一点。然而，即是这样节约，到过年的时候，还得到邻村借“储备粮”以度春荒。
60年代新建人衣衫褴褛、穿戴破烂不堪，新安江人大多子女多，新建人也不例外。夏天大人打赤膊，小孩光屁股；冬天躲被窝，烤火盆；雨雪天，小孩子上学是光着脚，拎着火笼，到校门口才把鞋穿上，火笼就是新建人的过冬棉衣。一位曾经和新建人同班的同学何某某说：“我跟新建村的几个人，一直是同班同学，可7年时间里，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穿过一套新衣服，冬天也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穿过棉衣，棉鞋，班上衣服最破、冻得发抖，拿着火笼的肯定是新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