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云霞
外婆去世那年九十二岁，她的子女早已不年轻，都是做爷爷奶奶的辈份。虽然临终前，他们彼此安慰，但事到临头，白发苍苍一堆依然哭成泪人儿，那场面让人忽然明白他们从今往后是没有了妈妈的小孩。
最后外婆被装进盒子推向炉子的一刻，他们齐声恸哭，似乎把心里压抑已久的劝慰放下，集体释放任凭涕泗交颐。很多时候回想他们的哭，是为了不能忘却，随着年岁渐老，记忆渐衰，很多东西会不小心遗忘，于是就用哭来反复勾勒。此情此景，仿佛小时候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鸡妈妈永远庇护着它的小鸡，张开双翅，明知食物链中不是老鹰的对手，却仍固执阻挡老鹰啄食的脚步。当有一天鸡妈妈不见了，小鸡们四散开来，不知该往何处去。游戏永远都让小孩痴迷，游戏的世界里，谁都愿做那只小鸡，接受妈妈温暖的庇护，等到有一天这一切都结束了，倒让人不知所措。
外婆去世后，母亲和兄妹们的往来更频繁了，失去妈妈的小孩需要彼此关爱，或者就是用兄妹之情填补母爱的空缺。原来他们也养成了互通有无的习惯，谁家做了面点小菜谁家就成了那天的总部，要电话联络另几个前来取。但现在总部会更焦急，若遇上一方未及时领取，就开始不安的反复催促，仿佛寄信人担心对方能否收到信件。有时候明知刚出炉的粽子一两个小时是不会过期的，却望眼欲穿的认定作为载体的粽子应该在最温暖的一刻被品尝。
于是母亲的餐桌上，会有各家的风味出现，用最普通的食材渗透彼此的生活，腌萝卜条、泡椒鸡爪、凉拌海带、豆腐丸子，都是成品，不让对方为加工食物操一点心，这是一种最普通最原始，最不需要对方担待的照应。
并且这种照应不会受地理因素的影响。
母亲的二姐，我们的二姨，年轻时嫁到台州的三门，兄弟姐妹里她是最远的。小时候我和外婆去三门，没有直达的班车，三门是那般遥不可及，仿佛要用上一天去算计行程，还要攀过一个叫狸猫岭的地方。那里地势险峻，几乎每个弯道都有某年某月某一天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统计，让去的人和等的人不安。没有手机的年代里，等的比去的还揪心，所能做的只是在家门口，夕阳中留下长长的照影，是时间滑过的沙漏，很远就能感受到那层暖暖的光晕。
后来路桥到武义有了直达客车，二姨是最早知道的；高速开通，她比剪彩仪式还及时，立即叫儿子驱车赶了回来，一脸孩子般的喜悦。快多了快多了，她一边直呼快多了，一边连走路都生风了起来。她的每一回归来都要付出代价，凌晨时分去农贸市场采购最新鲜的海产，后来是呼儿唤女，再后来是儿媳女婿们去打点。她为各家准备的份量，似乎是一种悄悄的弥补，把平日里本该互通有无的一并补上。
不仅来一回都是丰盛无比，隔上一段日子，二姨就嘱儿子把一箱箱的水产送客车托运，一早寄出就为了等着我们能在当天晚餐上享用。每回饭后她必电话打来询问，吃了吗？吃了。那就好。母亲会一一陈述，谁和谁都吃了，都说味好。就这么简单，电话两头用的都是陈述句，最多就是主谓宾，没有定状补，更不会运用修辞方式，却是最动人的语句。
《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三门麦焦开始走红，这时二姨忽然发现，她为我们备上的礼物里偏偏遗忘了这宝贝，于是除海鲜外，又多了一样麦焦。其实她每回归来都会亲自为我们做麦焦，但家常小吃上过电视地位就显赫了，不再是普通人家的小吃了。这可是电视上都有过的三门麦焦，中国著名的小吃。她转眼就从家庭主妇荣升为三门大厨，她每挌起一张粉皮的时候都会透着这股得意劲，仿佛她才是三门麦焦的传人。她自嫁到三门，摊了五十多年的麦焦皮，前面五十多年原来都是做练习，最终是为了让娘家亲戚吃上她亲手制的又薄又脆又香的麦焦。
她不仅亲自摊麦焦皮，准备卷料，还对我们卷筒的水平不放心，非得亲自卷好两头微翘着递给我们。她的麦焦圆圆鼓鼓，比《舌尖上的中国》要“胖”，蛋丝、粉干、绿豆芽、虾干，各种各样的馅料，各种各样的搭配组合，每回都要看着我们吃了一个又一个，然后轻轻发问，要不要再来一个？估摸着对方的胃确实已没有空隙才罢休。若是哪位舅舅前去三门，她就算好了返程的时点，临出发才舍得卷上麦焦炸至酥脆，让到家了还能吃上松松的。甚至不忘在出发后给享用者们一一打上电话，告知准备享用的时间。
麦焦，在她眼里已不知不觉成了大餐，她把炸好的麦焦装在盘子里，排成“一”字。或许这就是属于她的表达方式,言语无法一一所及,就用麦焦来代替。外婆离去后，所谓兄弟和姐妹，都成了一棵树的两端，她是最远的那株树冠，或者就是榕树的气根，再遥远也不忘彼此遥望相惜。有时候这种情感根本不可能受地理空间的制约，如气根般绵延，从姐妹身上绵延至我们，甚至我们的子女。于是她无比吝惜卷麦焦的时光。
几乎没人见她吃过麦焦，也许在她有限的词汇里，就是卷上一个个麦焦，炸至金黄，让你远隔千里也能闻见香，素朴又金灿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