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70年，日本还有一些人企图否认强征慰安妇，开设慰安所的罪行，这真是欺天瞒海，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种慰安所，凡属日军长期屯驻之地，多有设置，这已是沦陷区中国百姓人所共知的事实。日军自1942年5月进犯武义后，武义东北部计有武阳、望壶、南郊、塔胜、履坦、阳山、阳东、阳南、阳西、阳北等10个乡镇成为沦陷区，为掠夺武义的萤石资源，以一个联队(近一个团)的兵力长驻武义近三年之久。并在童庐设联队司令部。叶一苇撰稿的《收复武义报告》就焚毁房屋、屠杀军民、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作了概括性的记述。其中“奸淫妇女”一段记及：“敌人为现代世界各国中唯一荒淫野蛮之民族。窜踞武义后，对我妇女同胞凌迫侮辱无所不至。武义民性淳厚，武义妇女尤称温驯，虽被奸淫，亦只得委屈隐忍而已。敌曾在武阳镇之安徽会馆，望壶乡下王宅地方(东门外)设置所谓‘慰安所’五处，掳集青年女性，供其发泄兽欲，各乡类此举动，亦属常见不鲜，闻之实令人发指也。”
以上引文中概言五处，点明者两处，还有三处在哪里？编纂本书期间，口诛笔伐日军各类罪行时大多述及，惟缺少慰安所的证言和文章，而慰安所问题中韩两国屡有指诉，日本政要屡加狡辩。故此文不可或缺。笔者寻访了几位年愈八旬的乡贤，提供另外三处地点如下。
陈南山先生告知，一处在童庐村北面有个叫小塘根的小地方，另一处则在县城的下荷巷中。陈先生还说，当时中国老百姓出外逃难，日寇就强占民房民宅作慰安所之用，前面的2处，情况都是这样。
另据胡彬先生告知，县城头巷和花园殿巷之间，早年有一家如意旅馆，也被日军征用作为慰安所。胡彬还说，文化馆老干部朱樟才在世时，因为和胡彬共事文化工作，平时言谈提到：慰安所的妇女有日本本土的，也有从韩国、中国掳掠的；既有年少美貌者，也有中年色退者。她们好像是日本军队的附属服务部门，军队所至，慰安所随建；军队撤离，慰安妇也随军迁移。慰安所里经常上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闹剧。进入所内，军官中职衔高的，士兵中资格老的，可优先挑选貌美者享用；伪军中也有逐腥者，但遇到日军，连退避的动作都要敏捷，否则被日军拳打脚踢，也是自认倒霉。慰安妇最倒霉的时候，是大股日军外出窜扰回城，其时，如《卖花姑娘》影片所揭露的那样，进门排队如龙，入门饿虎扑食。
另据党史办原主任陈祖南访查，当年日军驻扎较多的董村还有一处慰安所。日军长官还给下属发放可以免费“慰安”的门票。这样，武义一地就有6处慰安所了。
我在搜集日本侵略军罪行史料时随处可见日军奸人妻女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怵目惊心，似乎野兽也比他们文明。而且军队的随设慰安所，竟如列入军队编制一般，根由何在，颇费思量，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方才悟到这与日本的文化和社会风尚有不解之缘。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本有历史渊缘，而且许多方面日本还师法中国文化。就以儒学来说，在日本也成为有体系的文化传统。但儒学体系的一字之差，对国民精神造成很大差异。中国的儒学将“仁、义、礼、智、信”奉为五法，亦谓五常之法，在《大戴礼记·盛德》有具体阐述。而在日本是把忠字为首奉为儒学正统的。为什么“五法”中以仁字为先，且不用忠字，日本儒学以“忠”字为首，不列入“仁”字。这在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花与刀》中说：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日文中的“忠”、“孝”字样原来都是汉文。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所以，中国的儒学倡导仁政的时候，是把执政者当朋友对待，期望执政者能得到民心。到理学兴盛之后，也有倡导“忠”字的时候，那是把执政者当作主子，自己当作奴才的时候了。但是，中国伦理学的这一重要前提，日本却从未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理论，也从未全盘接受过。”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由于“仁”被彻底排斥在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所以侵入中国之后，烧、杀、淫、掠的狠毒、残忍，不仅不受道德观念的约束，而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再以社会风尚来说，与日本社会尊崇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中国早年的职业身份排位是“士、农、工、商”，字面上与日本完全一致。但中国的“士”，所指的是知识分子；而日本的“士”，所指的是日本“武士”。一文一武，天差地别。“武士”是日本中世纪从护院家丁分化出来的一种职业，后来衍变为世界上最独特的一种杀人工具。有人这样形容日本的传统武士：他们不是士兵，但比士兵具有更加全面的杀人技巧；他们不是游侠，却比游侠更加务实和世俗；他们当然也不是闲汉和村夫，他们是脱产的专业“武家子”。这种“武家子”依附幕府或者皇室，他们可以有姓氏并随身带刀，具有各种特权，平民百姓不许反抗武士。德川时代所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立刻斩杀”。对本国人如此骄横，侵入异域之后，更不把异域人当人了。在武士集团内部，上尊下卑，等级森严。为了巩固这种等级制度的秩序，为首者不断制定出一些“家规”、“家法”来管教武士，这就成为“武士道”的起源，“武士道”的内容广博，以忠于“君道”和“臣道”为核心，连自杀也不同一般。通常战场的自杀行为，冷兵器时，把刀剑往颈动脉上一抹，热兵器时，对准太阳穴位置扣动板机，也算够壮烈的了，可武士自杀必须脱光上衣，面对天皇像框或国旗，举起刀子狠狠往心口上扎下去，然而又狠狠按下去，将自己肚腹剖开，表示对天皇或主子尽忠了。真是匪夷所思，旷世独有。论行为，是可以归纳到中世纪的野蛮性之中去的。
对于“忠”字，著名史家柏杨疏理为四种：大意是一为神性的“忠”，忠于人类福祉，境界最高，往往难以企及。理路不清者还容易被野心家打出的幌子所误导，做出与人类的文明走向逆反的事。二是人性的“忠”，忠于父母亲属，忠于社会公平、正义，过自由富足的生活，这是人心所向。三是狗性的“忠”，忠于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顶头上司，不问是非黑白，惟主子意愿是从。日本武士就是这种无条件忠诚的典型。四是狼性的“忠”，忠于自身一己之欲，任何道德规范都可突破，正如狼是吃肉动物，猎杀其它动物时，手段也格外残忍。侵华日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其手段之残忍，恐怕连天皇也始料不及，但战端一开，万恶衍生。天皇作为元首难逃其咎。
日本的领土面积为37万平方公里，只有中国的1/26，60%为山地，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地震、台风、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极为频繁。妄图扩张领土，侵掠别国资源在日本容易达成共识，所以明朝以来的倭寇入侵，清朝时期的几次海战，民国时期的大举侵华，对中国的侵害程度愈演愈烈。中国蒙难，萤乡蒙难，慰安妇问题难算是罪愆之大宗，只不过与世道文明，天理人性格格不入罢了。日本的右翼分子连这种罪责都企图推卸，还谈得上担负其他更为严重的战争罪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