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是一位日本的民间报人和私塾老师，一生著述甚丰，他最重要的著作《脱亚论》，不但在民间影响深广，对上层决策也产生过“指挥棒”的作用。因此他被后世的日本主流舆论称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家”，他穿和服的头像至今还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
福泽谕吉想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亚洲的想法并不可笑，而有险恶野心。
19世纪前叶，在欧美各国用炮舰撬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偏于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旁观者。1838年，幕府的统治者之一德川齐昭曾经悲观地预测，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然而，事实并非如德川齐昭所料。不过日本民族终归是一个危机感特别强的民族，不会将侥幸当作“放心”。反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大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知识分子人人必读的一本书，他们认为只有了解西方，才能确保生存安全。这也许是立足于“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的信念。
到了19世纪中叶，在幕府和日本知识阶层中间流传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日益增多，但信息来源五花八门，很多是一知半解的传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向上海派驻了第一艘轮船“千岁号”。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杂的武士商人组成，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向当局汇报在中国的见闻。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继续搞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马里乌斯·詹森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所有的见识和经历最终让日本人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应该与西方而不是东方站在一起。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这种认知的代表性论著。在福泽谕吉的《脱亚论》里，把渐进的西方文明比喻为麻疹，其传播势不可挡，与其阻挡，不如“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在这股西风的淘沥下，邻近的“支那”和朝鲜是两个不思进取的“坏邻居”，“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福泽谕吉表达上述观念的时间是在1885年，是明治维新开始后第17年。这一年，日本通过了专利法，使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日本军部的10年扩军计划正在实施中，现代化的陆海军已初现轮廓；罗马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法国学会等机构相继建立起来。日本的权贵名媛们正以说英语、听歌剧、吃西餐、与欧美人士通婚为骄傲。福泽谕吉表述的《脱亚论》在日本，可谓正得其时，大得人心。
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方屈辱签订的《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笔“赔款”，日本除62.8%用于扩充军备之外，其余用于推行义务教育和确立金本位制。通过专利法和推行义务教育这两项来说都比我国早了一个多世纪。论意义，专利法的通过使日本国力大增；义务教育的推行使日本国民“素质”大增。这两个大增足使日本如虎添翼，从“脱亚入欧”转向“脱亚吞亚”，明白这段历史，反观我国自身，足使我们芒刺在背，汗流浃背！
如果“脱亚”还停留在思想意识上，那么“脱亚入欧”使日本国力膨胀，野心也膨胀，老虎就要吃人了。福泽谕吉曾明言“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他对待“支那”、朝鲜的“方略”(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里，已经变成明白无误的“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并吞别国，怎么倒成了别国“民族之幸福”，甚至是“人类之幸福”？打着美丽的幌子来实现罪恶的目的也是野心家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可怕的是福泽谕吉及其弟子的言论，不仅仅是日本文人的纸上说梦，其背后有一整套由政客主导的野心勃勃的变革作为支撑。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这场变革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于主导的是国家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1869年，明治上台的第二年，日本开始建军。当时的重臣被称作“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积极主张建军与扩张同时进行：“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而且在建军的同时，以扩展日本边境线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也在积极谋划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计划：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
为配合建军，1870年，日本设置工部省，把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建设等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871年，颁布征兵令，修改户籍法。在等级分明的幕府时代，日本的农民、贱民是没有姓氏的。村民生了三个儿子，往往以大郎、次郎、三郎相称。把井旁(家)生、田边生、山脚生、松树下生等等也用作取名的依托。同名者太多，给户籍管理和征兵工作造成困难。新颁布的户籍法让农民和贱民有了姓氏，于是征兵、纳粮就有了依据。
为配合新天皇制的建立，官方大力限制佛教，极端尊崇神道教。因为神道教认为，统治世间万物和天上众神的天照大神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则是天照大神派驻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这种以神话传说为根基，对于皇位的神圣性、民族的优异性的想象本不罕见。中国的圣旨头一句也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与民间随便哪个田边山脚塑起几个菩萨，也就有人拈香跪拜的情形相似。日本的特殊之处，是在1880年由政府颁布“诏书”中，把传说拜为国教，随后还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从此，佛的忍让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义培植出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与此同时，日本传统势力和现代战争机器的另一个成功的嫁接品种是武士道的扩展。这种扩展通过《军人赦谕》和《教育赦谕》来实现。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在这道敕谕中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把武士对豢养自己的大名(将军，出于幕府军制)尽忠兑换成军队对天皇的尽忠。
1890年颁布的《教育赦谕》，进一步把武士道精神扩展至全体国民。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对内主张恭谦礼让，和衷共济；对外必须“长刀杀敌军，短刀毁自己”，将武士道精神“弘扬”到极致决绝。
日本为着“脱亚入欧”、进而“吞亚吞球”，无论软件打造，还是硬件建设，力求把工作做到极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但其野心更值得我们警惕。其心理的张狂，源于其身居岛国物质先天的不足，领土扩张和物资掠夺就成为“穷则思变”的题中之义，天皇文化，武士道精神又促使野心的膨胀。明治维新促成日本的工业发展，经济腾飞，为其积累了侵略的资本。这种资本积累，达到相当程度，倒霉的就是周边邻居了。然而，历史上的野心家往往好运不长，日本狂妄到连珍珠港也要去炸一炸，最后招致两颗原子弹落到本土。这个教训本应是很深刻的，然而在日本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军国主义土壤肥沃，还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否则一旦爆发“三战”、“四战”，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酷爱和平的国家。我国的电影导演姜文说过：“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窜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本报8月21日刊发《日军在武义曾设有六处慰安所》一文有误，还有一处设在白洋街道下邵村，共七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