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虎跑的“自觉”
我已经若干次路过杭州、南京，一直无心浏览湖光山色。这次在朋友的一再催促一下，逗留在雾霾100-200左右的西湖与玄武湖，竟然每天拾得一些忧郁。如果“忧郁是人类进行思考时带有普遍共性的外在形状(章华P4)”，那么，诱导外来客沉思的西湖和玄武湖，像是自由的艺术。
“学会不要问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知道自己的局限。”在诠释学讲座的尾声，林鸿信教授撂下这句话飞回台北。一周后的1月6日，龙应台忽然飞来北京作了关于个人记忆的讲座。我在西湖边的夜晚，用手机看完这个视频。整个讲座突出了人如何应对历史遗忘，个人应该的承担或者行动。龙先生用了“个人自觉”四个字。
林鸿信与龙应台的两个观点，看上去如同目光相对、张力无比。其实应该是一个问题。
怎么说。
林鸿信如同在安静和沉思中的康斯特布尔，用几近印象派的笔触和用色，表达出感知与冥想的艺术限度和处理边界。而龙应台相似英尼斯，重点在于强调自己视觉和精神上的个人感受。英尼斯的早期曾在神性之中体现感悟，目的不再描绘张扬自然之美，而在随意的笔触、迷蒙氛围中穷尽自然隐含的精神。
两位画家与林、龙二人均在表达一个诉求，即“我在自然与历史中的存在方式，或自由与现实、历史的关系为何？”
“虎跑”这个词听上去很痛快，完全符合我的趣味。中国人，不管干什么的，仿佛总是少有机会按着自由去生活一次。
来到虎跑，才知道这里最早的开山之祖竟然是一个唐代山西蒲州人。而赋予其文化形状的现代人却是李叔同了。李叔同当年落发出家之地就在这里。沿着虎林径，听着山泉缓缓流淌穿过山林与断层，两次独享此径的苏东坡写下：“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间去来想”。苏东坡此时早已有了超越意识，知道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些问题难以用人间规则思考和解决。但是苏东坡的现代晚辈们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机会学些这样的思考方式。
我怀想这个山西前贤慧眼独具才给杭州留下如此一个好去处。而的确，在中国著名的山林之间除了一座座自由的寺庙，在古代皇帝与官僚文化挤压下的社会，还有什么属于民间社会与精神世界呢？
王朝覆灭几次虎跑跟着牵连，又几度重建。感谢历代杭州人的执著，没有让官员、商人或者房地产开进这个还算宁静的小山林。李叔同圆寂泉州后，朋友、学生集资将部分舍利子请回虎跑，好友马一浮题写了塔名。艾蕾尔说，形象永远处于场域之中(《灵性之维》p25)。李叔同与马一浮以如此“人间形象”交汇于西湖边上的“历史场域”。
他们的形象与场域的关系，无需我辈多舌。我折了几支绿色植物，献在李叔同的舍利塔上，深深鞠了一躬。
回来看抓拍的照片，一道弧光仿佛李前辈的吉祥福佑与灵性此刻正从东边灌顶过来。进入杭州后天空连续阴郁，在我前往南京的前几个小时忽然来了阳光，而且很短，大约只有一个多小时，就再度钻入阴云。
李叔同出家后，云游各地，潜心研究律学，成为“律宗的唯一代表人物”。但是看着李叔同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时的身着苦行僧式的破烂衣衫，脑子闪过他开现代中国话剧表演先河、位列中国现代音乐先驱之列等，如果仅把这个圆寂看成“自觉”，还是太残酷了。
他为什么要在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究竟要表达什么？承认我们认知的肤浅吧，不要将遗嘱诠释的比李叔同还清晰。为什么不能谦卑地感悟这四个字，然后不要对任何人讲你明白了。有些不明白是艺术的形象与人生的场域。
齐克果说，从教化的角度看，在上帝面前我们总是站在错误的一边。人的局限性，就是死亡也不能免除。李叔同不属于上帝规制。但是后人们，假如意识不到这一点，历史上那些先贤们算是一代一代成了白白填埋中国历史的尘土。中国人没有记性，从未珍惜那些以血性生命兑换自觉行动的前贤们，唠叨不休的历史书籍，基本是后知后觉者的不断抹泪、自宫及不要脸的显摆，想想，真恶心。
二、孤山的“自由范”
过了苏小小的坟墓，就是西泠印社旧址所在的孤山。这里，我将1949年前“西泠印社”比作“孤山”。
西泠印社在现代文史上是一段自由故事。1913年，一群金石名家及书法家、篆刻者举行了建社十周年纪念大会，正式定名西泠印社。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据年谱记载，这一年吴老前辈70岁。秋，梅兰芳来会。西泠印社成立的宗旨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
如果说民国的西泠印社是一件自由故事的话，那么，“新月社”是另一种“民国范”。
这年17岁的徐志摩就在西湖边上读高级中学。而21岁的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917年胡适归来受聘北京大学。相继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代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独立时论社”。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从西湖出发的徐志摩在美国、英国留学后1922年回国。
徐志摩相继与人创办“新月”社、《现代诗评》周刊、接编《晨报副刊》，创办《新月》杂志，任北京大学教授。1927年开始，新月社一些成员聚集上海。徐志摩四处联络，与胡适、邵洵美、闻一多、余上沆、张禹九等在环龙别墅办了新月书店。
但是我觉得民国两个著名的民间社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留学欧美的现代知识群体与西泠印社几乎没有交集。相反西泠印社的人与日本书法家关系密切。
(未完待续)
1949年前，旧制度下的文化人能够自由买卖土地、房产，否则没有土地、财产契约的支撑，自由佳话容易成为“文人来风”。我不是说民国如何先进，但至少民国的西湖比现在的北大更加有说道。
西湖就像旧制度下的大学，苏小小、苏东坡、白居易、吴昌硕均可成为著名教授。眼下的北京大学是什么？如果大学制度是不自由不独立的，恐怕不要称大学，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发挥想象力一下，以便北大校训清醒过苏小小坟墓上的对联吧，能比得上苏小小更领享时间里的自由存在吗？
“孤山”上这群商人与艺术家，由于能够自由集资、规划，“买山立社”置办私有财产，才有了这群老鹤聚会的自由场域。警察这个时候，不会突然进来检查有无违禁音乐或者字画，政府官员也不善于长袖敲诈或干脆强拆、掠夺。
从自由个人来看，个人加入社团，人格平等，权利与责任对等。个人权利原则是社团唯一的道德基础。社团的权利均从个人权利中延伸而来。因为每个人的认识或者理性是非全能的，因此投票权成为社团主要的行事运行特征。
有了目标宗旨、契约和个人权利的西泠印社，其实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社团。因为当时的法律还不是宪政法律，这个社团的任何东西，如果没有“有限政府、人民同意和宪政制度”，就如同任何王朝的社团一样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生于乱世的西泠印社的“自由范”，因为与现实场域、时代烈火的主张距离远，而苟安于西湖边上。他们最壮怀的一次激越个案是奔走呼吁将一件汉代碑刻留在西泠印社。
1921年西泠同仁获悉《汉三老碑》有可能被日商购去，便呼吁社会贤达加军队长官捐款，最终募款一万多大洋将碑买下。这一年，吴昌硕78岁。
1949年后，这些价值很高包涵人文、甚至生命的社产、艺术品和文物不知道为何突然归入了“公家”。自由从此遁世。西泠印社的魂成了漂泊于西湖边上的“孤山”。
孤山的自由，是一种传统遁世的自由，或者说是现代中国最后隐世的另一种活法。
三、玄武湖边上的“变量”
在南京见到了先锋书店和中国最杰出的纪录片导演之一胡杰。
进入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在结账的长柜后面墙上有一行大字:“大地上的异乡者”，一股思想的味道迎面扑来。拐弯沿着防水坡道，分列十字架两边墙上是世界级的学者、作家的黑白肖像，如博尔赫斯、本雅明、卡夫卡、苏珊-桑塔格等等。
南京能有民营先锋书店，是南京人的福气。
如同未名湖边上的万圣书园，是北京城的孤魂；黔灵湖边上的西西弗是贵阳城的孤魂，先锋书店像玄武湖边上的孤魂。说书店是孤魂，不是说纸质书不流行了，而是与书为伍的中国学者，尚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言论、出版“被进去”的学者、律师、艺术家在那里放着，书店的力量不是单薄的孤魂，还能找到更恰当的说法吗？
这种单薄的孤魂蕴含一种变量，时代最需要的变量。
在西湖边上的西西弗书店
先锋书店像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能自由拍摄且随处有坐处。我在这里不知不觉过了四个小时，拍摄了14本有意思的书，其中有几本介绍当代学术的书，是南京大学出版的，但不知道翻译的如何。重点有5本书，花费了很多时间阅读。译林的新书也看到了。
一本研究人类暴力为何减少的书，在第83页提出，城市生活中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素不相识，却要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文化背景和阶级背景不同，这可能是暴力的温床？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哪些痛苦的社会变迁？你是否相信，以教堂、传统和对神的畏惧为中心的小城镇生活，使我们抵挡谋杀和混乱的最佳防御手段？最后一个问题目前在大陆正在焦灼之中。有人不愿意让上帝抚慰中国人的心灵。
自由社会是一个讲理的社会，而比粗社会是一个武器、军队说了算的社会。讲理的社会是一个自由言说的社会，可能会因几条微博被告上法庭。但比粗社会则是一言不合我意即被送进监狱。
与胡杰讨论专制政治宣传画
在来先锋的前一天，因访问纪录片导演、制片人胡杰，正好讨论过兰州大学生因为向北京方面擅自报告甘肃饥荒遭遇屠杀、审判的案例。胡杰拍摄有《星火》的片子。
看到85页这一段，绝对感同身受。仅仅反映到处饿死人的现实，没有一句假话，扫了你们的兴，你们就杀人，更为壮烈的是，大多数人谈论此事，如同麻木、笑谈，如同家常便饭，我们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人的暴力基础为何如此根深蒂固、自我强化。
远在民主原则被明确表述之前，英语国家的政治谋杀作为普遍选择已经消失了，也即在争权夺利的集团放弃将谋杀作为分配权力的佳选之前，有一个模糊的但是精心设计的改革先决。(参见p168)也即暴力观念必须先行发生变化。
那么，人道的观念究竟在何处发生了革命或者逆转？在《星火》中有一个叫向承鉴的大学生，记载了一个吃掉母亲的故事。这个残忍的儿子最后被枪决了。向承鉴因写饥荒报告及分析农业制度的奴役性被判刑18年。
这是一双逆人道的故事，实际上饥荒粮政，至少从研究贵州一个省饥荒来看，政府救荒也是逆人道而行的。粮仓有粮，可以给中国各城市运送，可以贮备所谓战备，可以支援国际战友国，但就是不给农民吃。
这些在今天看上去匪夷所思、残酷野蛮的事情，极为悲惨的发生在当代中国，请问，中国大地上有几块纪念这些悲惨农民的碑铭？如果没有，良知与善良如何发生？如果不能立法保护说真话，人道主义如何发生革命性的逆转？
我们不需要在历史真相和明确的良知之间作出取舍，二者是相互发生作用的，但情感、立场发生变化，对历史和现状质疑的思想家、艺术家、律师们就有可能将理念付诸实施，他们就会抓住机会言说、辩论，他们的主张通过各种形式说服掌握权力的人，并被公众接受，渗透到社会文化情感之中，最后让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共识。而这个变化，需要寻找先于情感和行为变化的外生变量，这是最大的挑战。高氏兄弟、胡杰、岛子、李向明、金锋、刘亚明、朱农们正在做。(参见p169)
艺术的空间何其大，怎么会找不到题材或者没有新作问世呢？
我在玄武湖上再次意外发现了一个给时代增加变量的老山西人，东晋时代的闻喜人郭璞。这个人很有意思，有家传占卜的传统，就运用算卦、婚庆、葬礼、风水，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宫廷风云与社会变迁，并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和这个时代进入玄武湖看见的第一道风景。
任何风景总是给人施加一种微弱的力量，引发广泛的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
米切尔在《帝国风景》中作了如下命名：
1.风景是一种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并存在与所有文化中。
2、表现出某种可能无限的价值贮备。
3.风景隐藏了自然化的习俗和习俗化的自然。
4.风景即是再现也是呈现。
5.风景犹如生活的说法令人厌倦，作为艺术也不再活力盎然。
6.曾经促成人类自然观念的风景，是一种历史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