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唤醒武义讲堂山与刘孝标的明招文化意蕴
(一)武义讲堂山之文化归属，属于明招文化第二名山范畴
蜡屐山另立于明招山，山址也在明招山东侧，属于明招文化地域范畴，所以与蜡屐山相邻不远的讲堂山(讲堂山与明招山的直线距离大约7里)，也应属于明招文化范畴；蜡屐山因属东晋阮孚等人之隐居明招山、延伸的活动地点如月谷、玩珠山等以及后人的崇尚活动，而成为明招文化的组成部分已经毋庸置疑，而它们所属的明招山，当然是合同为明招文化第一名山；那么讲堂山也坐落在同一区域，古代县志图标与文字记载，也都是并连提示或说明，也因为刘孝标在其中“隐逸”“讲书”两个特征，而应立于明招文化之林，纳入明招文化的视野，可以独立作为明招文化第二名山。
——武义讲堂山以岗巅为界，东侧山地属于宅园村，西侧山地面临白丰村的属于白丰村(据宅园徐法华老师口述录)。清《嘉庆武义县志》县境全图的东部，将“朱吕讲堂”等，与“宅园”村等，刻画在同一区域(按：讲堂山未及标，在宅园村北靠朱吕讲堂方向)。而讲堂山一带，即包括白丰村(今属大塘口行政村)、宅园村，在南宋绍兴年与明招山一同属于太平乡；在民国三十五年属于明招乡；在1950年两村所在的为龙山乡，明招山所在的独立为明招乡，两乡同属于白阳区；1956年，明招、白溪、龙山三乡合并为红星乡；因为交通条件大大改观，1986年明招山改属白溪乡，白丰村、宅园村，改属泉溪乡。(1990版《武义县志》57-73)
——从卫星地图考察讲堂山地形来看，风景秀丽，山前即山南正对着白丰村(即今武义县卫星地形图所谓“红丰”村，因受“文革”思潮影响而改的。应该改回“白丰”名为好)，白丰村南紧挨着永康江W形往西流过，永康江南北是泉溪镇一大片小平原，让人心旷神怡，近代以前远游可以坐船，比明招寺更方便；山后即山之北群山绵延，中有明招山、远有八素山为靠；山之东山脚有“王塘”可以保证生活用水。讲堂山到明招山步行有相对直径之山径，讲堂山东北侧山脚出发，经水碓周村西北入山沟，过岩垄坑村东，再穿里岩垄坑村，直达上陈村，最后到达明招寺。其实，这条通道，大概就是明招寺面前的风水透气通道。如果明招寺到上陈村的距离为1里路，那么明招山到讲堂山的直线距离约为7里路左右，约1小时的步行路程，古代来往呼应实属方便。而讲堂山与白丰村隔距半里路。
(二)武义讲堂山与刘孝标的文化性坐标
从明招文化产生时间先后来看其中相关的人物，阮孚是一号人物，刘孝标则是二号人物，德谦禅师是三号人物，吕祖谦是四号核心人物。而且在武义历史上名人序列中，武义寓贤序列中等等，也都是这样的排序。例如1990版《武义县志》人物简介中选列为第二人。但在中国文化史中，刘孝标是国家级的学者，而阮孚因为是真隐士，故本不会显明于世。
从文化性质与类型来看，阮孚等活动属于明招隐逸与禅寺文化，德谦禅师的明招活动属于禅释文化，吕祖谦等因丁忧与扫墓而衍生的讲习活动，属于明招儒学文化，而刘孝标则介于隐逸与儒学两兼，或者曰具有隐逸与儒学的双重性。
从明招文化发展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以阮孚为核心的明招隐逸与初始佛寺文化，时达晋唐之际；第二阶段当属德谦禅师为主的佛教文化高峰期，第三阶段是以吕祖谦兄弟为核心的明招儒学文化，时达宋元明之际；第四阶段为明招文化影响恢复期，时达清代民国时期。阮孚与刘孝标之活动相距大约200年。刘孝标筑室于武义讲堂山性质上，属于晚年隐居的成分较大，讲书是衍生行为，或许是谋生糊口，或许是学人与门人促使的被动行为；讲书的规模估计不大，时间不长，讲书的内容当属儒学性质，从其现有的生平记载与《刘孝标集》析之；刘孝标是明招隐逸文化的主继之一，明招儒学文化的先驱，是一个重要过渡人物，但拟可归入第一阶段明招隐逸文化而论之。
从“梁刘峻筑室讲书于此”的所讲内容来看，是经典儒学。刘孝标之“讲书”，其内涵需要甄别。按古人行文习惯，此“书”不是“六书”，也不是后人所言之“书籍”，更不是“书信”、“书法”。虽然“讲书”可以归类于“讲学”，但不能简单理解为“讲书”等同于“讲学”；此“讲书”之“书”，通常狭义应是古人对《尚书》(后人又称《书经》)的简称。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王充《论衡·正说篇》)。而《书经》(《尚书》)是基础国学“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一。所以“梁刘峻筑室讲书于此”，愚以为意思就是说，“南朝梁代刘孝标曾经在此(讲堂山)建屋(隐居)、讲授过《书经》之学。”如果是这样，刘孝标是明招儒学文化的先驱，这个明显的转折非同小可，不但促进了明招隐逸与释家文化向包容明招儒家文化过渡，而且大致上推前了武义讲书、讲习、教习、讲学等活动之公众认可时间，且不说比吕祖谦，即使比巩庭芝也早约610年以上(“明代宋濂赞曰：武义人士知尚义理之学自庭芝始。”)。
刘孝标在武义讲堂山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人感悟其人其山的存在价值，而且在于又一次证明了明招山一带的自然风貌的人文吸引力、“婺之名山”的历史基础，显示了明招文化从消极向积极转化的过渡性实例，丰富了明招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充实了婺文化。
三、激活武义讲堂山与刘孝标的明招文化意蕴的几点建议
藉上所述，为了使武义讲堂山与历史文化、旅游文化对接，与明招山、北山讲堂洞呼应，目前如何激活武义讲堂山与刘峻的明招文化意蕴，简言四点建议(且恕不作赘述)：
(一)要树立重视刘峻之类“寓贤”的理念。比如武义的阮孚、德谦禅师、巩庭芝、吕祖谦，甚至明朝宣平的徐阶等都是寓贤。但他们在当时或后来都大大影响过武义。
(二)考证落实武义讲堂山具体坐落，进而考证讲堂山中“刘峻筑室讲书处”具体位置；复建武义讲堂山的“孝标草堂”，或者“孝标书室”，或者“刘峻书堂”及其“讲书堂”、“读书台”。复活武义讲堂山及其刘峻宅初始之状貌，以便让后人流连于此，寄情于此。
(三)以宣传来促进激活讲堂山。在宣传明招文化的同时，包括宣传讲堂山及其刘孝标，增强明招文化的隐逸性、儒学性、生态性和延续性。将“孝标讲书堂”纳入明招文化范畴与区域，使之与明招讲院以及朱吕讲堂相配合，成为“明招文化之路”的基点之一，相得益彰。
(四)重视宣传内容与方式上的对接。不但纳入明招文化范畴，而且还要做到两个对接：一是宣传武义讲堂山应与金华北山讲堂洞对接，以相互取暖；二是宣传刘孝标，还应与他的名著《世说新语注》对接，以接力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