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重的苦难只有成为反思的资源时，才是值得珍贵的财富；悲壮的历史只有成为奋起的动力时，才是赢得未来的基座。日军侵华，从动机到罪行，国人若忘记，上辱列祖列宗，下愧子孙万代。能铭记，则可凝聚民心，启迪民智，养我民族正气，让耻辱的历史一去不返。
若说日军侵华的动机，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第七章“本篇结束语”中有一段话，揭示出日本战犯的险恶居心：
“中华民国创建以来，日本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戕害中国的新生力量，阻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民国初年长期的军阀混乱，无一不与日本有关。
1927年，国民革命向北方顺利推进。为了破坏中国的统一，日本出兵山东，血洗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四千余人。当军阀张作霖败退关外之时，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不愿完全充当日本傀儡的张作霖炸死。日本政府公然阻止了东三省归附中央，威胁张学良说，日本‘已具强固决心，将取自由行动，即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
当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在形式上的统一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这十年间，中国兴建了八千公里铁路；这十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翻了一番。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浪潮，中国出现了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和武汉五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国从西方引进外资兴建大量的外资企业，自己的民族工业也蓬勃兴起。中国的教育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也逐步走向正轨。
就在中国逐渐治愈内战和外辱的创伤，步入现代化正轨之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感到，不能给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机会。侵略中国是日本军部的长远规划，是天皇政府的基本国策。1931年，关东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提前实施了这个计划。
日本通过对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30%的煤、71%的铁、28%的电力和47%的水泥。获得这些资源之后，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更加快了。
紧接着，日本又于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仅一年多，在工业资产方面，上海损失了52%，南京损失了38%，杭州损失了28%，广州损失了31%。
在这次残酷的战争中，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大半都丧失掉了。‘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工业化至少延误了二十年时间，而民主化更是遥遥无期。中国失去了走向民主和富强的机遇，中国被逼进了农民革命的深渊。”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族入侵，从未像日本侵华战争这样，规模如此之大，入侵时间如此之长，涉及地域如此之广，祸害中国各阶层利益如此之深！
武义因有宝贵的萤石资源，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在纂编本书过程中，就连参与打字的两位女士也是义愤填膺，屡次拍键悲叹“气不过”！“气不过”！
一个“气”字，还有话要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仅隔一年，《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到日本游历之后，对国人发出警告：“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不算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他国内看看，尽管困穷，尽管战破，但无形之中总使你感到他有一股子气。”
正由于日本有这么一股子气，在“二战”中惨败的日本，不仅没有陷入长期的穷困，反倒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就崛起为经济和科技大国。
1952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当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利和马来西亚还要低。但是，到了1957年，日本就已经超过了古罗马的后裔意大利；1958年，日本又超过了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过的榜样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1969年，日本再次超过了曾经发明生产流水线而震撼世界的工业强国德国，真正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国家。
反观我们自己，从1945年到1969年这段时间，先是“摘桃子”之战，后是所谓“姓资”、“姓社”两条道路的斗争，“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些执政者真所谓“内战(含内斗)内行，外战(含外交)外行”，内战(内斗)能让广大民众百口噤声，忍气吞声，困难时期，不少民众还真的要吃草(野菜)维生。到1969年，日本经济居世界第二，我们“造反有理”的歌声还荡漾在五湖四海。至于外战(含外交)，一场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极其惨烈的民族灾难，竟然免除赔偿。他们也不去想，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国之苛刻、贪婪又何如；更不去想，几百万“壮丁”踏上征途不复还，他们的家属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又何其艰难！这种外交明明是养虎为患！与日本相比，他们的气用在经济建设上，我们的气撒在同胞上，难道还不值得深刻反省吗？
言归抗战史志的编纂，和解决诸多问题一样，实事求是也罢，求实存真也罢，都是“说说容易做做难”。不管怎样，我们追求两种气：一是自身要大气，二是让人要服气。所谓自身要大气，就是反映抗日战争，时空位置，必须大处着眼，不能囿于一党一派、一时一地之见，力求站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立场上，才能客观、公允地记述抗战的事实以及在此期间参与者的是非功过。所谓让人服气，就是在求实存真上脖子还是要硬一点，要凭本性良知去还原历史面目，不凭个人好恶而扭曲历史真相。
好在时至今日，官方和民间对历史问题也都比较“大度”，所涉的史料也非出于暗箱操作，真实性毋庸置疑，编一部“信史”并不需要冒多大风险。只是在编纂本书期间，非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或书籍本人几乎不看，看后感到有一些作品很好，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总觉得我们对抗日战争这段大历史的反思，还是路漫漫兮，时悠悠兮。
需要十分感谢的是，初稿辑成之后，潘金谊、李小波两位先生做了大量纠误补缺工作，使本著进一步靠近信史。可是毕竟编纂者水准有限，编纂时间还不到半年，阙误犹难避免，敬请读者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