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县委任命我为新宅区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我读的是师范专业，从事教育工作是我乐意的，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从此，我积极投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建立完善正常教学秩序，规章制度。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师教学业务水平，并关怀教师的生活，乃至参与撮合大龄青年的婚姻终身大事。正当工作取得成效之际，1963年底，县委决定调我到县婺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对此决定，我思绪万千。
面对生疏之门，个人要服从组织。经初步了解情况，我大胆向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正才提出三个要求：准予盖建团部，有落脚之地，安定人心；充实业务骨干编导、配全人才；对演员的上门报告要悉数听取，但表态要慎重。这样，我下定决心实干三年出成果。否则，拿我是问！陈部长认真听取，并一一赞同，极大地鼓舞我进团上任。剧团上下职工也喜出望外，信心倍增。这为我走向成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初，我抽调去诸暨县牌头农村驻队，参加地区组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在这里约半年之久，前后学习两个中央文件，对开展工作的思路上有明显的不同。文件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在下面的，也有上面的，直至中央各部……”这使我意识到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剧烈。这对我来说，是阶级斗争起始的一次课程。
1964年下半年，县委通知我回剧团工作。我座谈了解有关情况后，就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正确解决人们之间是非矛盾。凝聚合力，满腔热情投入戏剧改革。在业务上，我全力支持放手林雄导演，安排角色，聘请胡克英担任音乐作曲，调配乐队，他俩日以继夜排演现代戏《豹子湾战斗》共10多个大型剧目。在人员缺额之时，我曾亲自上阵扮演小丑匪兵，还在金华剧院同台上演《智取威虎山》，体验生活，共勉进取。
1969年抽调到县军宣队工作。在西联乡走村串户访问调研了解真情，并从大量的逼供串供、转抄掺假的材料中，我找出矛盾破解。所谓“反共救国军”是一起乡镇执政者制造的打击报复事件，这一冤案由军宣队领导公开宣布，大快人心。此项工作，可说是千辛万苦，但参与做了一件伸张正义、维护法制的大好事，内心万分欣慰。
1970年3月，县委任命我为县广播站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产生剧烈争斗的两派，如何应对是个严肃的课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向党员和编导人员阐明：“广播是党的喉舌，人民的良师益友。党性与人民性是相一致的，应以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和为贵’，安定团结大局为重，在内部允许有两派存在，可以向我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是，在广播宣传舆论导向上，杜绝各派代表上广播台发声，所有稿件严审把关。”在羊昌恭、金奕丰、张廷等同志的支持下，创新开设《新闻》《百事通》《勤俭婶拉家常》等节目，辅以配乐通讯、录音报道、男女对播，形式新颖活泼，深受领导、听众的赞扬、肯定。
广播传输畅通的前提是架设标准化、规范化线路，安装现代技术设备。我以职工家庭中在水龙头上“滴水”生活小故事为题，要求大家群策群力，发扬一滴水精神，节支开源，开办门市部，紧缩行政费用，集中优势办事业。我的要求得到徐丽芹、王政等同志响应、配合、支持，后来的确心想事成。我自费买自行车，经常骑车巡回下乡，与各基层站同志交谈，掌握动态。不失时机，与线路工人组长曹良淦同志商谈，听取建议意见，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鼓舞斗志。利用蹲点、巡查之机，协助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将芦北、大源、云华三乡干线改造成标准线路。分期分批改造乡站机房，增添设备，验收合格。我县是全省达标最快的几个县之一。省地都曾在武义召开推广现场会议。我支持富有技术经验、卓有成效的徐国良同志，参与编写国家《农村有线广播》一书。
突出抓队伍建设，以管理为载体，制订完善规章制度，使岗位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保障工作业务的顺利实现。大家精神饱满、团结奋斗，工作精益求精，争先恐后。“广播不响就是命令”成为大家严实作风的行动准则。同时，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连续几年建造单房、套房住宅，改善居住条件。我曾主动让房二人合住，或暂住办公室，以解决带小孩女职工生活上的困难。并主动探访慰问职工家属，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乡镇站职工，每年集中学习培训两次，提高综合素质。听取意见，了解实情，与乡镇领导沟通、协调，妥善解决茭道、登云、云华等乡工作人际关系。为稳定、促进乡镇广播放大站线务员、广播员队伍建设，在生活待遇上，争取列入编制，那时叫“转正不转粮”形式，并为他们定级增薪，这一工作处在全省的前列。总之，我以党支部为核心，上党课，过组织生活，个别交谈，沟通是非为原则，疏导向上，争取形成具有战斗力的集体。连续几年里积极培养发展七名积极分子光荣地加入党的队伍。县广播站连续数年被县委授予先进党支部、先进集体。1979年7月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先进集体。我代表集体光荣地出席省群英会(全省三个广播站代表出席)。这是迄今为止，县广播站被上级党委政府授予的最高奖赏，也是我今生今世无上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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