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历史学一向受到朝野官民的高度重视，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以经、史、子、集为主体，史学和历史著作，赫然而位居第二。史学作为古代中国的显学，其功能大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功能。古代历史家主张历史学可以发挥道德垂训和社会教化功能，唐代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暇，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这方面，最有名的是孔子作《春秋》。二是资政功能。古代先贤主张“鉴古而知今”,认为历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方面，最著名的有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史学和历史书的第三重功能，也是中国史学最具民族特色的功能，是维系国族命脉、延续族群统系、传承文明和文化。通过国史、地方志和宗谱、家乘的编修，历史书的刊布和传播，教化、培养和维系国家和民族的族群认同感，凝聚民族精神和族群的向心力。不过，中国史学的这个独特功能，已经冷藏许多年，几乎被晚近的知识界集体遗忘了。要说清楚这个道理，必须从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从中国文明的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切入深究。
传统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家族组织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行使着组织、管理、生产、消费、分配、教育、行政和司法等多重社会功能，并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单位。易言之，家庭或家族是构成中华社会大大小小各种共同体的基础，包括“国”(国家)与“天下”(世界)，都是以家为范本建构出来的。“家”是“国”的原点，“国”是“家”的扩大化，是家族组织向国家组织的移植、衍生和拓展。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把这个特点概括为“家国一体”，又称“家国同构”。家以外或以上的共同体,如族、国、天下，都是家的扩大；乡里、帮派、宗教团体、江湖结社等，也是以家族组织的原则生成并扩展开来。即便是政治关系,也同样是人伦秩序的延伸或拓展，政治组织只不过是家族人伦关系的扩大化。在家族本位的社会，血亲之情构成了中国人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的出发点。从家庭、亲戚、乡党、同窗，到社团、族群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根据父子之血亲关系的主轴，而被涵盖在这个“家”、“国”同构的世界里。从血缘亲情推广而来的兄弟之谊，更将普天下人都联系在一起。儒家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追求“天下大同”，就是基于以上的逻辑推论。传统中国的基本的社会关系，有所谓“五伦”之说。“五伦”，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所谓人伦秩序，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推展开来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己”(自我)为中心，根据“五伦”规定的亲疏、长幼、尊卑、贵贱的关系，确立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进而编织起一个个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传统社会，个人作为家、国一体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一生都处于对家庭、家族、群体和国家的依附状态。一方面，个体通过这种依赖或依附关系安身立命，以图发展，从家庭、家族、亲属或其他各种拟血缘的社会关系获得支持，获得力量、权势或势力，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另一方面，外部(家族、乡党、同门、会党、国家等)的依赖关系和信任关系，也为个体的生存提供了基础和保护伞。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的身体和生命是父母生命和身体的延伸，个体只是家族和群体的一部分，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和家族，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就有如断线的风筝，无所依托，无所适从。人一生，只有从家庭、家族、群体和国家那里，才能找到稳定、安全和归宿感。如果不幸而背井离乡，甚而漂流海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归家乡、认祖归宗，哪怕客死他乡，也要叶落归根。至于“数典忘祖”，那可是忘恩负义，属“大不孝”，必为人所不齿，遭到世人的唾弃。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个体主要凭借宗教信仰(即基督教)，个人通过从事和参加各种繁琐的宗教方式，如礼拜、从事圣事、购买赎罪券以及参加俗世的宗教组织，而与上帝建立一种“手牵着手”的关系，以舒解个体在宇宙和社会中的孤独，从而获得归宿感。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时代的中国人则是借助于历史和历史学，通过编修国史，确立和维系炎黄子孙后代对华夏文明的认同，维系和强化汉族共同体五千年一系的国统；通过方志、宗谱和家乘的编修,强化个体对家族、对文化的认同，从中寻求并获得灵魂的安顿和个体精神上的归属感。因此，国史关系到国家兴亡存续，故先贤有谓，立国必要编修国史。
宋明以后，方志、家乘和宗谱，因其在维系、教化和凝聚宗族、村庄和地域社会的族群认同功能，而受到朝野人士的推崇。宋人苏询指出：“自秦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己而独存，则有谱之力也。”二程、朱熹、吕祖谦等大儒，以复兴宗族制、重建乡村社会相号召，主张以修纂宗谱作为收族的手段，以收拢和团结族众、凝聚和维系家族的向心力。明代方孝孺主张“会族而修谱”，通过编修宗谱家乘，“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确立一族之众的尊卑长幼的血缘等级的社会结构，明确每个家族成员血缘关系网中的位置，以增进家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增进乡村和家族共同体的团结。通过编修宗谱续谱，定期宣读族谱，学习家族历史，使全体族人油然而生孝悌之心，达到敬宗收族，避免宗族解体，使族人成为路人。因此，从朝廷到民间，都极重视历史，朝廷有国史，地方上有方志，家族有宗谱。对于一代皇朝来说，奉天承运的正统地位需要国史来确立，国史维系了本朝统治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开国皇帝在改朝换代建立新朝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改写前朝历史，重修国史。同样，要推翻一个朝代，消灭一个国家，也必从国史入手，故先贤有云：“亡人之国，必先亡其史。”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宗谱同样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明清以来，宗族针对严重触犯家法的族人的惩罚措施，把“出族”与“告官”并列。所谓“出族”，就是将其人从宗谱上削名，即开除其族籍。在当年，这可是不得了的惩罚，不仅意味着生前无依无靠，灵魂无处归宿，死后也将成为孤魂野鬼，永远不得安息。
史学和国史关乎国运，《尚书》《春秋》及二十四史维系了黄帝以来汉族共同体五千年的文明血脉。方志、宗谱和家谱，维系了地域社会的族群认同和宗族共同体的命脉。大哉，史之为用！由此，我们就解开了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密码：在人类文明史上，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意识最发达的国度？为什么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史家辈出，史著如林。正史、野史、方志、家谱，如汗牛充栋，历史学在传统社会始终占据着“显学”地位？原来，对于家族、族群、国家和文化来说，历史建立并且强化了祖宗与后人之间相隔数百千年的联系，历代史官和家族史家们从事的国史、地方志和家谱的编修事业，维系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维系着国家和家族血脉的传承延续。与信仰耶稣基督的西方人、膜拜真主的穆斯林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对神的宗教意识相当淡薄，对祖宗神灵的崇拜却无比虔诚。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发达，以历史书为载体的史官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其奥秘就在于此。
晚清以来，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崛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国门之后，满族统治集团为维护权贵阶层的利益，拒绝改革开放，天朝上国从此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国运衰败，道统中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各地兴办制造局、兵工厂，武装并以西洋兵法训练水师，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孰料在接下来的甲午海战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居然不敌从前的番国小日本。从此，亡国危机接踵而至，于是便有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为了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陈独秀、胡适之和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特别是随后的五四运动的干将们，高举“科学”、“自由”和“民主”的大旗，主张“打倒孔家店”，提倡新道德，全面对接西方文明，以图振兴中华。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倡导科学、自由与民主，这些都是富有睿智的远见卓识。不过，陈独秀们在激愤之下，与传统和历史一刀两断，主张实行“全盘西化”，废除一切中国传统，甚至还要废除汉字和汉语，就不免矫枉过正了。道理很简单，这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因为家道中衰，穷困潦倒，反思的结果，不图改革自强，反而全部怪罪于老祖宗。晚近的思想史学者，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五四运动健将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偏激主张和做法，打开了现代中国反传统运动的闸门。20世纪中叶以后，经过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以及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全盘反传统的结果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和文化，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旧风俗，从中国大地上全面清场。问题在于，传统抛弃了，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和新风俗，却始终立不起来，这就导致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裂。
文化与传统的断裂，带来了民族精神和道德的双重堕落。这个恶果，相信每个睁眼看现实的当代中国人都看到了。试看今日之域中，一方面，是GDP全球第二，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空前丰裕，普罗大众吃饭穿衣不愁，吃肉喝酒也属平常，打工仔都有能力自驾小轿车上班。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心灵与精神极度空虚，灵魂不再附体，麻将与手游盛行，良知与道德空前匮乏。官民一切向钱看，斯文扫地，读书不再是时尚，大学的历史专业没几个人报考，史学早已经边缘化了。当下的中国人，正面临一场深刻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信任危机。尽管近年来人们对中国何去何从的争议不断，左派与右派分歧很大，但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复兴中国文化，建构新的道德与社会信任，建立自由、民主、人道、平等与公正的现代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学热，文化热，经典热，就是上述共识的产物。重建民族精神，民族认同的凝聚是必要的一步。史学可以发挥的作用，上文已有阐述。概括言之，国史，地方史，村志与族谱的编著和出版，是强化民族认同，重建民族精神，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重建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工作。从这样的时代背景出发，《武义通史》的价值和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对于武义人来说，编写地方通史，其价值和意义更加重大。
《武义通史》是一部以县境为记载对象的地域史。全书10章，起自远古的新石器时代，迄于1961年，武义从永康县划出，形成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建置。作为一部地域社会史著作，我认为，从历史学专业的角度看，这部《武义通史》，其实是武义、宣平二个县的县史。历史上，武义和宣平僻处浙中南山区：武义地处钱塘江流域上游，属金华(婺州)府；宣平地处瓯江流域上游，为处州府属县。两地人杰地灵，风土人情各异，方言不同，地域文化各有特色。大而化之，历史上的武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武义江盆地沃野数十里，鱼米之乡，交通便利，早在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已经建县。由于靠近金华盆地，交通便利，武义一带开发较早，接受中原南下的儒家文化和宋明理学的教化，时间早，影响大。宋代大儒吕祖谦在明招山创办讲坛，邀请朱熹等大儒来武义传播理学，对武义地方影响很大。因此，武义地域文化中的儒家色彩就比宣平一带浓厚得多。武义和宣平的民风，一向都比较淳朴，武义呆，宣平老实。相对而言，武义人的性格比较耿直，方言也比较硬。宣平人虽号称“宣平老实”，处世却比武义人更灵活，宣平话也比武义方言更加柔和。
相对武义的地理位置，宣平才是真正的山区。古代地方志说宣平县“僻处万山中”，山路号称“羊肠鸟道”，与外界交通阻隔，素有“桃花源”的美称。明清时期，宣平一带还是深山老林，虎、豹、野猪出没，常常闹出虎患。明代中期的景泰年间，当地爆发了叶宗留、陶得义等矿工暴动，官军费尽九牛二虎的力量，才平定了暴动，于是设立县治，名曰宣平。宣平的开发，要比武义晚了几百年。这里土地贫瘠，水田不多，但山高林密，山色空濛水亦奇，一向是隐士们卜居的理想之地，外地人躲避战乱的好去处。宣平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是唐代时名闻天下的道士、括苍人叶法善。叶法善少年时随其父卜居今柳城附近的白马山，采药炼丹，后云游名山大川，访仙学道，擅阴阳、占卜、符咒之术，以法术高明，能镇邪驱鬼著称，被唐高宗召入宫中，先后侍奉过高宗、则天皇帝、中宗、睿宗和玄宗等5个皇帝。叶法善羽化登仙后，归葬宣平。道教文化，通过叶法善当年弘扬道教的宣阳观，及后来的冲真观，对宣平在地的影响相当深远。宣平的历代乡绅，许多人既通书史，善词赋，又擅阴阳五行、堪舆相术或医术，满腹经纶，却安然隐居山中，不愿入朝当官。如元明时期的俞源村，俞涞及其子孙们，身怀奇才绝技，与刘伯温、宋濂、苏伯衡等名士有交游，但就是不喜欢做官，“隐居乐道，钟情山水”。俞善麟、俞道坚、俞札等人，曾经遍游天下名山大川，“东过齐鲁，西略秦陇，南游闽越，北抵幽蓟”。与热衷科举做官的那些乡绅相比，确实是个异数。
从史学专业的角度说，把武义和宣平这两个地域文化、方言和风土人情都存在鲜明差异的地方历史，梳理、整合汇编在一篇之中，这份工作，应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连法先生凭借一己之力，爬罗剔抉，孜孜不倦，经过多年的研究，撰写出这本大部头的《武义通史》，殊为不易。这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纵横数千年，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全面记载了武义、宣平一带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全程。通史既向我们介绍了叶法善、吕祖谦等著名乡贤，展示了冲真观、明招山、徐谓礼文书、熟溪桥、延福寺、俞源明清古村落的古风古貌。这些可都是中国史书要记上一笔的，有些甚至还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遗产。同时，全面记录了新石器时代以来武义、宣平在这里筚路蓝缕，发展经济，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事迹，介绍了武义、宣平的文学艺术、民间戏剧、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描述了一些有名的宗族和村落的源流，以及民间行善积德，修桥筑路、兴办教育、救济贫民等义行，等等。通读全书，我不禁从心灵深处发出惊叹，惊叹祖先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历史和文明，惊叹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在地文化，在武义这样一块贫瘠的山地，居然有这么多中国甚至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真是精彩绝伦，美轮美奂！我还要惊叹我们祖先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祖先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精神；重道德，守诚信，崇礼隆文，重情守义，为富而仁，积德行善，普济苍生的道德文章，是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继承，学习，践行，并发扬光大。
《武义通史》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地域史专著，也是一部优秀的乡土教材。《通史》是武义县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本书的编纂出版，是武义县在地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在地文化发展的一件大事。在此，我要向朱连法先生致敬，并祝贺《武义通史》顺利出版发行。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武义通史》的价值和影响必将日益凸现出来。
《武义通史》的截止期，公元1961年，是武义、宣平人告别过去，走向大武义、新武义县的开端。从那时算起，新武义县的历史已经56年。56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一段又恰是武义历史上千奇百态、精彩纷呈的时期：从革命、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从人民公社、大跃进走向改革开放。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如风卷残云，推动武义人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后工业社会。这56年，也是武义与宣平从行政区划到风土人情全面融合，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地人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时期。相对于过往的历史长时段，56年，借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所谓“山中才一日，世间已万年”，但这一次，人与仙的关系和空间位置应该是倒转的。沧海桑田，历史的长卷还将不断地延伸。连法先生《武义通史》，恰如一部精彩绝伦的历史长剧，戏入高潮处，悄然落下了帏幕。这多少有点遗憾。不过，有遗憾，才有悬念，同时也给人以期望。期待连法先生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乐之余，老骥伏枥，为《武义通史》再续新篇。当然，我更期待年青一代迅速成长起来，接过老一辈文化人的精神和事业。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