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和12月建立的中共武义县支部和国民党武义临时县党部，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两党成员深入群众，组织工农运动，开展了反封建、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在1927年四一二白色恐怖笼罩下坚持斗争，组建了中共武义临时县委。
武义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
当时，武义城区的店员和手工业工人总数约400余人，他们常年劳作、收入低微，深受店主、老板剥削，有着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和参与革命斗争的热情。经过教育发动，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1926年12月，先后成立了店员工会，酿酒、制酱、制烛、糕点、麻袋、裁缝、泥水、木工、竹器等行业工会，以及教育联合工会，组建了县总工会。1927年2月，各工会联合罢工，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取得初步成果。店员年工资增加22.40元，学徒工发给适当工资，准许工人开会、学习。同月，制烛与糕点工人又联合罢工，与资方签订了《劳资协议合同》。规定了工人休息和增加工资的权益。县总工会还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同年2月12日，宣平县城的113名店员和16名制烛工人也联合组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斗争声势大，轰动县城。
武义当时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人口少，总数约9万，可耕地有30余万亩，人与耕地比例为1∶4；二是大地主特别多，城区有十几家每户占有耕地700亩以上的大地主，而离县城仅5里路的童庐村有8家大地主，每户占耕地2万余亩。农民大多租种地主的田地，受重租剥削。中共武义县支部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运动。1926年冬，邵李青在邵宅首先组织了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向豪绅地主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紧接着，西乡在陶德尊带领下成立了陶宅农民协会；东乡以徐理富为首组织成立了白阳农民协会。北伐军光复武义后，掀起了成立农民协会的高潮，1927年春，武义县乡村共组织了150多个农民协会，会员达2万多人。
武义工农大众反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武义临时县党部在县城上街运动场召开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有各界代表5000多人参加。西乡上千农民凌晨三四点钟就动身，肩扛猎枪、红缨枪、大刀、木棍等进入会场，各界代表登台演说。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3月20日早晨，中共党员李守初、王惠质率领临时县党部干部，抓捕了武义头号土豪劣绅王某棠。王的儿子纠集一群暴徒，在临时县党部门口殴打门警，大吵大闹，王某棠从杂乱的人群中偷偷溜走。从第二天起，各乡人民纷纷向临时县党部呈送控告王某棠的控诉书，全县共收到控诉书150余件。
3月25日，临时县党部召开有2500余人参加的反土豪劣绅大会。李守初发表简短演说，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得到自由平等。接着宣读了人民对王某棠的控诉书，将其勾结贪官污吏、侵占公款、敲诈勒索的罪行赤裸裸地暴露在群众面前。顿时，会场发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王某棠！”的吼声。大会结束后，举行游行示威。邵宅的大刀队走在前面，游行队伍走到王某棠住宅附近时，王家大门紧闭。游行队伍高呼口号，使这个横行武义的头号劣绅威风扫地。王某棠第二天就溜到了杭州。这次大会后，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席卷武义城乡。较普遍地从清算土豪劣绅掌管的祠堂、庙会常产、积谷、公款入手，清账清算，并实行二五减租。邵宅农会在邵李青领导下，将清出的积谷分给贫苦农民度荒，将清出的田地分给60多户无地的贫雇农耕种。他们还在村边、溪滩大搞植树造林。地主豪绅在农民运动的洪流中，有的逃入县城，有的假装老实，向农民协会主动提出减租退租。
在白色恐怖中
组建中共武义临时县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浙、皖、闽、粤等各省国民党右派相继开展“清党”，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些逃避在外的土豪劣绅纷纷回乡，乘机反攻倒算。
3月26日，溜到杭州的王某棠，得知江苏、浙江财阀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马上通知武义另一著名劣绅、商会会长杨某综，秘密组织，准备策应。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义后，武义城内的反动势力即于4月15日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反共标语。4月18日，王某棠的儿子纠集一批暴徒捆绑了邵李青和县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在上街运动场召开所谓的“市民大会”进行批斗，并冲击打砸国民党武义临时县党部，将邵李青关进县监狱。在王子如、王惠质等发动群众请愿后，县政府才将邵李青释放。邵李青将家具典当了16元白洋，于4月26日去衢州、杭州一带寻找党组织。从此，武义城乡反共恶浪不断袭来。5月3日，国民党金属特派员派人到武义“清党”，对国民党武义临时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进行了改组。中共党员李守初、程介民、王惠质、邵李青等被清除出国民党，并遭通缉。临时县党部改组为县党部筹备处，完全被右派控制。中共武义县党组织转入秘密活动，李守初隐蔽到常山县岳父家，王惠质到东阳教书。
1927年4月21日至5月9日，中共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将党的组织系统从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的支部、地执委、区执委、中央四级，修正为支部、区委、县(市)委、省委、中央五级，首次确立了省委、县(市)委和区委的组织。另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表11《中共上海地执委兼上海区执委-中共上海地执委-中共上海区执委直属组织序列沿革表》，在此之前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均无省委、县(市)委和区委(县、市以下的区)这三级党组织。会后，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上海区委，分别建立江苏、浙江省委。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建立。省委的建立，使浙江的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隐蔽在武义城乡的中共武义县支部成员，在县城壶山头亭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武义县支部组建为中共武义县临时委员会，继续坚持斗争。会议推荐王子如为临时县委书记，何觉人、邵李青、蒋卓南为临时县委委员。同时决定蒋卓南在未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继续留在国民党武义县党部内担任农民部长，以便及时掌握反动当局情况，有利党组织开展工作。为了加强与中共浙江省委的联系，临时县委化名为“王愿为”，通讯处设在王子如开的县城泰山堂中药店。这是中共在金华地区最早建立的县委组织，也是当时浙江全省建立的三个县委和临时县委之一。执笔：胡国标 吴钟文
注：本文参考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1921.7-1927.7，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等编纂，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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