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 忠
(上接9月21日8版)初夏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大队吴会计跑来叫我到下埠口小学去一下。原来武义一中高中毕业班的同学们在驻校工宣队员的带领下来到下埠口见习，他们邀请我前去介绍上山下乡支农锻炼的体会。我说自己先回家洗个脸换一下脏衣服，带班老师说不用换了,穿着这身带泥的衣服去发言效果还更好。
记得当时我是穿着一件爸爸穿过已发白不太合身的旧中山装、一条缝有补丁的长裤卷着裤腿，腰间扎着一条白汤布。我摘下头上的箬帽，赤着双脚站在讲台前，由于事先也没准备，说话结结巴巴的。当时我简要地介绍了自己在农村参加集体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况，受到了师生们的多次鼓掌致意。
(九)
每年的秋天是收获的日子，生产队按人户分给社员玉米、蕃薯、萝卜、毛芋、红糖等。这下可忙坏了我，又要磨蕃薯粉，又要晒玉米、晒萝卜片，还要腌制萝卜菜。而自己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所以就将腌好的咸菜挑到县城去卖，有一次仅以每斤一角的价格把咸菜卖给了大众饭店。
一次，同生产队的叶某约我一起去20多里外的岭下朱赶集，当时我用手车载着100斤玉米和200斤稻谷。我俩步行至范村，再经焦岩村，到达岭下朱已是上午10点多钟了。这时，马路市场上车水马龙，讨价还价后，叶某将自己运去的粮食谈妥了卖价，他要把粮食送到买者家中。临走时，叶某看了看我的粮食，怕我没经验卖不出好价钱，于是吩咐我先不要卖，等他回来再卖。可我是个“楞头青”，一见有人来问稻谷价钱，便学着叶某交易方式，却忘记了他临走时的吩咐，就开始过秤了。此时，又有人来问玉米价格，而那过了秤的买家要我把稻谷送到他家。买玉米的人说他会在这里等候，结果我返回时，不见玉米也不见这个买玉米的人，问了周围的陌生人，都说没注意不知道，急得我汗都冒出来。这时，叶某回来，责怪我做事太蛮撞，让人白白骗去价值23元钱的100斤玉米。而我自己也后悔不已，推着空手车灰溜溜地返回下埠口。村民们知道这件事后，都替我可惜，也有人开玩笑地说：“仰忠思想真好，自己舍不得吃，要送到岭下朱给‘金华牛’吃。”
那时的春节年味很浓，农村里家家要制糕干、切糖、炸糯米花，社员们要碾米磨粉，仅靠村里一台碾米机是忙不过来的，所以纷纷要去水碓舂米磨粉。记得那年腊月的一天傍晚，我挑着稻谷去离村二、三里地的江边水碓屋舂米磨糕干米粉。这古老奇巧的水碓，是由许多木板制成的庞大碓轮鼓，引用渠水冲泻板叶的力量带动了该碓轮鼓，从而使鼓轴转动依次按下几根木椎石锤，此起彼伏地触落在石臼中舂米。由于临近春节，到水碓舂米磨糕干米粉的人比较多，人们是以装着稻谷的箩筐排队为序等候着。
那天我是吃过晚饭才挑着稻谷去水碓屋排队的，已排在水碓屋门口十多位之外，估计轮到我舂米要到后半夜了。由于自己年轻白天干活太累加上水碓轮鼓声和磨坊“隆、隆”旋转的节奏声，我居然在水碓屋的磨坊楼板上睡着了，连别人帮我盖上衣物都不知道了。深夜，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叫我，但我就是熟睡醒不过来，这真所谓是“好睡不怕水碓屋”。下埠口的农民也真好，看我睡熟了就帮我舂米和磨糕干米粉，都磨好了才叫醒我。
春节来临之前，生产队要进行年终决算分红，除去社员平时预支的钱或稻谷和杂粮等物，然后多找少补。而我是个单身汉正劳力，年年出满勤不存在亏空户，所以从第一年(8个多月)分红20多元起，逐年提高到一年分红130多元。领了钱，挑着自切的冻米糖、糕干和自种的蔬菜走到武义，再乘车回到宣平与家人团聚过新年，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十)
一次，公社召开大队故事员培训会议，大队派我去参加，之后我就滥竽充数地当起了大队故事员。有一天晚上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叶书记叫我先讲个故事来个开场白，我就把刚从公社培训班上听来的故事活灵活现地讲给大家听，这在农村没有电视机收音机的那个年代，老百姓还是蛮喜欢听故事的。不久，我还被临时抽调到城关区计划生育宣传队，在邵宅公社二十九个大队进行巡回宣讲计划生育的故事。之后，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了一篇广播稿寄到公社广播站，居然被采播。自此，我开始学写稿便一发而不可收，平时村里出现好人好事、兴修农田水利、爱国卫生、科学种田的新鲜事，我就及时写稿，屡屡被县广播站、公社广播站采用。记得那年夏季的一个傍晚，我坐着小凳在一张方凳上写稿，突然感到脚背上冰凉冰凉的，低头一看，只见一条大蛇从我脚背上爬过，“啊”吓了我一大跳发出尖叫声，忙拿起一根木棍去敲打，这条蛇爬入床底又从楼梯下的缝隙里钻了出去。遇到这可怕的蛇，让我提心吊胆恐惧了好几天。
随着投稿播出量的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随之扩大。有一次公社教办邀请我去教师座谈会上介绍业余写稿的经验与体会，教办陈老师对教师们说：“他一个下乡知青要参加劳动，又要挤时间写稿，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听了仰忠的介绍，他有一次边烧饭边写稿，把饭都烧焦了，而我们当老师的条件比他好，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多写稿。”石井口小学金老师感慨地说。
城关区委报道组小汤到下埠口大队采访时，总会来看望我，他指导我怎么写新闻报道，还送我两本关于写作新闻的书籍。在他的帮助下，我写作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有一次我冒昧地投稿给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想不到竟然被省台采播了。1975年2月，县政工组召开全县宣传工作会议，小汤通知我一起参加，并邀请我作为全区唯一的业余通讯员代表登台发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台上讲话，看见台下那么多人，不免有些紧张心跳加速。
不久，城关区教办邵老师和公社教办陈老师专程来到下埠口，他们告诉我说：“仰忠，今年邵宅公社有一名上大学的指标，我们研究过你在这里支农表现突出，经研究同意准备把你作为上大学的推荐对象之一，你同意吗？”“当然同意的，感谢上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我高兴地答道。那时升学采取“分配指标、群众推荐、组织考察、党委决定”的招生方法，从工农兵中推选进步青年为入学对象。当天还有三十多位农民社员签字捺印推荐我上大学。
大约过了半个月，陈老师转告我说：“仰忠，今年公社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已确定给他人，大概是你政审没通过。”事后我才了解到政审时有人把我父亲曾为土匪刻过印章的老底来说事。虽然心里凉了半截，但我仍振奋精神继续在农村努力地干。这一年秋天，我被推选为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参加了武义县第五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
1975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正当我赤脚冒寒参加生产队开夜工挖塘泥时，叶书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说：“这是公社的通知，让你明天去五七干校报到。”我接过一看，顿时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原来是我被抽调到新成立的邵宅公社电影队工作……。
1976年11月初，县里下达下乡知青招工的文件，邵宅公社符合条件的知青有十多人，我也被列入其中。我特意从新华书店买来一幅的毛主席画像，在画像金边相框的玻璃边上用红柒写上“赠给下埠口第三生产队留念”。这一天，我回到了下埠口。晚上，生产队召开欢送会，会议室座无虚席，干部和社员们纷纷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我在此支农所作的贡献并致美好祝愿。我激动地发了言，非常感谢下埠口干部社员对我支农期间的关心与爱护，表示到新的工作岗位上要再接再励努力工作，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会后，生产队赠送给我100斤粮票。
次日上午告别时，许多社员送我到村口，我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们，毕竟我在这个地方度过近五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尝到了上山下乡支农的酸甜苦辣，我对下埠口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是我永不忘怀的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