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 忠
光阴如梭,许多往事渐行渐远,但我对童年学刻字的经历却难以忘怀,那是1966年7月我小学毕业之后的事……。
1966年“文革”动乱伊始,学生停课造反闹革命。9月初,我被分到位于武义县柳城鳌龙山普照寺内的农业中学读书。新生报到交2元学费,学校发给我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老师要求学生们来校“上课”,要自带锄头、畚箕、柴刀等劳动工具。
回到家,父亲对我说:“读初中不学语文数理化,看来你在农中也学不到什么文化知识,干脆就跟我学刻字手艺好了。”
我父亲的工作单位是柳城照刻小组,地处太平街与司前街交叉一侧,二间店面照相馆占了一间半和二楼,我父亲刻字店仅占楼下小半间约七八个平方,一张刻字桌摆在店门街沿,桌上摆着一个玻璃小扁柜,里面陈列着牛角章、仿象牙章、水晶玻璃章等刻章材料。
父亲让我坐在旁边的小竹椅上,说“今年嘛,只剩下二三个月,你就先练练字,多看看我刻字的动作。春节过后,我再正式教你学刻字。”于是,我辍学在家,每天跟着父亲走往刻字店,邻居小伙伴们开玩笑地说我像条小牛,我也不生气,跟在老爹屁股后面走到店里去了。
过去,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普遍需要使用个人印章,如上邮局、领工资、写借据、办契约等都少不了签字与盖章。故这传统的手工刻字,是旧时不可缺少的特种行业。刻字是一项精细的手艺活很费眼力,才40挂零的父亲,就要戴上一副较深的老花眼镜。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图章上能写楷书、仿宋、篆体、隶书等字体,而且精雕细刻的手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
父亲把一些废纸、香烟壳收集起来交给我,要我在“纸”上多练写毛笔字,并教我写字的规律与手法。有时父亲寄信给东阳老家时,也叫我学着写写信,夹在一起寄出去。天热的时候,父亲刻字,我坐在旁边给他摇扇子。空闲时,父亲喜欢与他人下几盘象棋,我呢,便坐在一边静静地观看着。看多了我手痒痒的,有时父亲也会叫我与他下一盘。他先让给我一个“车”,结果我还是无法赢他。久而久之,我的棋术也日见长进。
春节一过,父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忠忠,过了年你已经14岁了,从现在起,我要正式教你学刻字,你就是我的徒弟。虽然不讲究拜师傅,但你要记住,学手艺必须要认真地学,如学不好,不要以为爸爸就不会打你,我照样要揍你的。”旧时有种说法,跟外人学手艺进步快。而爹娘当师傅,儿女学手艺一般是学不好的。意思是指父母太宠爱子女,子女学不好也不会动凶。还有一种说法,成年人学手艺也是很难的,因为师傅骂他几句就会生气不学了。父亲的告诫,我当然清楚,他个性很强,说的出就会做得到,所以我不敢懈怠。
我个头还小,父亲便拿来锯子,把一张小长桌的四条桌脚锯掉了一小节,放在店内给我坐着学刻字用。这刻字手艺最难学的,就是磨刻字用的刀。刀的种类有:切木坯的扁宽凿刀;刻木章的扁刀;刻公章用的大、小挖刀;刻青田石、象牙、牛角章厚口尖刀等。父亲告诉我:磨刀是个绝活,一把好的刻字刀先由打铁师傅打成刀坯,然后还得靠自己热处理后磨出来的。因此,父亲说等以后再教我学磨刀。
父亲在刻字时,先用“输架”工具夹紧木头章,教我如何夹住不会摇动。然后,他用小毛笔在木章表面写上反手字,涂上一点菜油。我仔细地盯着、听着。父亲教我说:“刻字时要心平如水,举刀时深浅自如。刀法先刻图章四周,对字体下刀则从右到左、从下到上、循环进行。字体连贯处下刀时轻提借道,用刀直走,不能横挑、留住字墨、刻除余渣……。”
起初,父亲让我先学着刻五角星、小红旗,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殊不知,吃苦头的日子就要来临了。那一天,我练刻五角星木头章时,一不小心忘了刀法直行,稍一横挑,手上握着刻字刀的刀尖断了。父亲见后先打后骂,他操起木槌便敲打我的手,骂我死记性。这是因为一把刻字刀的刀尖断了,他又要化较长的时间才能把刀磨好。
传统刻章用的木料取之乌柏树,宣平土话叫“梗子树”,木质好、树纹细、易雕刻。父亲要我在旁观看,他用左手大拇指按住木章坯,其他四指握拳顶住,然后用右手握住扁宽凿刀,用右肩胛骨凹部压凿刀切坯,这可是个用手劲的力气活。有一天,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用扁宽凿刀切木章坯,因力气小按不住竖着的木坯,导致这木坯朝前翻去,凿刀正好切中我左手大拇指末端半节。顿时鲜血直流,父亲看见了,又大骂我怎么这么笨啦,我自己一个人捂住血淋淋的手指,匆匆跑到卫生院去包扎。还有一次,我切木坯时,一不小心切裂左手中指。父亲见后,还用木槌打我。我急忙逃出店门,朝卫生院跑去。母亲闻讯赶来,对正在给我缝指头手术的刘医生说;“天下哪有这样做爹的,儿子手指都切开了,一点不关心,还要打他。”其实,父亲并不是不关心我,而是客户在那等刻私章他一下走不开,当时父亲也是马上放下手中的活,急忙跑回家叫我母亲快去卫生院的。由于我皮肉太嫩,刘医生缝了好几针才给缝合包扎好。母亲在旁见了,心疼地流下眼泪。过了一段日子,我的中指痊愈了,但指端皮肉神经受损至今仍存在着麻木感。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艺,我的刻字技艺大有长进。一般姓名笔画简单一点的木章,父亲就给我锻练刻字的机会,私章刻好交给客户,就收取二角钱,这让我内心十分欣慰,感到自己学手艺所获得的劳动价值。
那时,我还会刻制毛主席穿军装、戴军帽的侧面头像的木章,用印泥盖在纸上,与报纸上印的毛主席头像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柳城营业所老徐的儿子小徐,年龄与我相仿。他见到我刻的毛主席头像印章,印在纸上很逼真,就提出要以他收藏的铝制的毛主席彩色像章与我交换。我卖了一下关子,说“我这毛主席头像印章,用印泥印在纸上,你想印多少就有多少,但换你一个像章也太亏了。”小徐听了忙说;“那我就多给你几个像章换这么一个印章行吗?”看他这样想要,我就要他把毛主席像章拿来,让我挑5枚。他急忙跑回家,取来10多枚像章,我就挑选了毛主席去安源、天安门红旗背景等5枚铝制像章。小徐拿去我刻制的毛主席头像印章时非常高兴爱不释手。
平时,父亲与别人下象棋时,我便坐在刻字桌边守店。有位客户见我年纪这么小,不大放心。我说先刻好让你验收,如果不满意,我再去叫爸爸来给你重新刻过。于是,我把木章夹在“输架”工具中,用钢尖在木章表面划了边和十字格,然后用毛笔写上反手字,涂上油刻了起来。大约10分钟左右,我把章刻制完毕。这位客户半信半疑地看着,当他接过我试印在纸上的私章图案时,惊讶地连声说:“刻的好、刻的好,真看不出来,你这个小孩还真会刻私章的。”
1968年夏天,柳城手工业造反派以“清理阶级队伍”为由,将我父亲隔离审查并进行批斗游街示众,造反派不准我留在刻字店学艺。自此,我含愤而无奈告别了刻字生涯,另谋生计。
不过我始终没有放弃刻字的手艺,空余之隙经常拿出父亲传下来的工具刻几个章,以追忆父亲的音容笑貌,以及和父亲一起生活时的点点滴滴,也丰富了退休后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