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 忠
光阴如梭，许多往事渐行渐远，但我对童年学刻字的经历却难以忘怀，那是1966年7月我小学毕业之后的事……。
1966年“文革”动乱伊始，学生停课造反闹革命。9月初，我被分到位于武义县柳城鳌龙山普照寺内的农业中学读书。新生报到交2元学费，学校发给我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老师要求学生们来校“上课”，要自带锄头、畚箕、柴刀等劳动工具。
回到家，父亲对我说：“读初中不学语文数理化，看来你在农中也学不到什么文化知识，干脆就跟我学刻字手艺好了。”
我父亲的工作单位是柳城照刻小组，地处太平街与司前街交叉一侧，二间店面照相馆占了一间半和二楼，我父亲刻字店仅占楼下小半间约七八个平方，一张刻字桌摆在店门街沿，桌上摆着一个玻璃小扁柜，里面陈列着牛角章、仿象牙章、水晶玻璃章等刻章材料。
父亲让我坐在旁边的小竹椅上，说“今年嘛，只剩下二三个月，你就先练练字，多看看我刻字的动作。春节过后，我再正式教你学刻字。”于是，我辍学在家，每天跟着父亲走往刻字店，邻居小伙伴们开玩笑地说我像条小牛，我也不生气，跟在老爹屁股后面走到店里去了。
过去，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普遍需要使用个人印章，如上邮局、领工资、写借据、办契约等都少不了签字与盖章。故这传统的手工刻字，是旧时不可缺少的特种行业。刻字是一项精细的手艺活很费眼力，才40挂零的父亲，就要戴上一副较深的老花眼镜。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图章上能写楷书、仿宋、篆体、隶书等字体，而且精雕细刻的手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
父亲把一些废纸、香烟壳收集起来交给我，要我在“纸”上多练写毛笔字，并教我写字的规律与手法。有时父亲寄信给东阳老家时，也叫我学着写写信，夹在一起寄出去。天热的时候，父亲刻字，我坐在旁边给他摇扇子。空闲时，父亲喜欢与他人下几盘象棋，我呢，便坐在一边静静地观看着。看多了我手痒痒的，有时父亲也会叫我与他下一盘。他先让给我一个“车”，结果我还是无法赢他。久而久之，我的棋术也日见长进。
春节一过，父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忠忠，过了年你已经14岁了，从现在起，我要正式教你学刻字，你就是我的徒弟。虽然不讲究拜师傅，但你要记住，学手艺必须要认真地学，如学不好，不要以为爸爸就不会打你，我照样要揍你的。”旧时有种说法，跟外人学手艺进步快。而爹娘当师傅，儿女学手艺一般是学不好的。意思是指父母太宠爱子女，子女学不好也不会动凶。还有一种说法，成年人学手艺也是很难的，因为师傅骂他几句就会生气不学了。父亲的告诫，我当然清楚，他个性很强，说的出就会做得到，所以我不敢懈怠。
我个头还小，父亲便拿来锯子，把一张小长桌的四条桌脚锯掉了一小节，放在店内给我坐着学刻字用。这刻字手艺最难学的，就是磨刻字用的刀。刀的种类有：切木坯的扁宽凿刀；刻木章的扁刀；刻公章用的大、小挖刀；刻青田石、象牙、牛角章厚口尖刀等。父亲告诉我：磨刀是个绝活，一把好的刻字刀先由打铁师傅打成刀坯，然后还得靠自己热处理后磨出来的。因此，父亲说等以后再教我学磨刀。
父亲在刻字时，先用“输架”工具夹紧木头章，教我如何夹住不会摇动。然后，他用小毛笔在木章表面写上反手字，涂上一点菜油。我仔细地盯着、听着。父亲教我说：“刻字时要心平如水，举刀时深浅自如。刀法先刻图章四周，对字体下刀则从右到左、从下到上、循环进行。字体连贯处下刀时轻提借道，用刀直走，不能横挑、留住字墨、刻除余渣……。”
起初，父亲让我先学着刻五角星、小红旗，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殊不知，吃苦头的日子就要来临了。那一天，我练刻五角星木头章时，一不小心忘了刀法直行，稍一横挑，手上握着刻字刀的刀尖断了。父亲见后先打后骂，他操起木槌便敲打我的手，骂我死记性。这是因为一把刻字刀的刀尖断了，他又要化较长的时间才能把刀磨好。
传统刻章用的木料取之乌柏树，宣平土话叫“梗子树”，木质好、树纹细、易雕刻。父亲要我在旁观看，他用左手大拇指按住木章坯，其他四指握拳顶住，然后用右手握住扁宽凿刀，用右肩胛骨凹部压凿刀切坯，这可是个用手劲的力气活。有一天，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用扁宽凿刀切木章坯，因力气小按不住竖着的木坯，导致这木坯朝前翻去，凿刀正好切中我左手大拇指末端半节。顿时鲜血直流，父亲看见了，又大骂我怎么这么笨啦，我自己一个人捂住血淋淋的手指，匆匆跑到卫生院去包扎。还有一次，我切木坯时，一不小心切裂左手中指。父亲见后，还用木槌打我。我急忙逃出店门，朝卫生院跑去。母亲闻讯赶来，对正在给我缝指头手术的刘医生说；“天下哪有这样做爹的，儿子手指都切开了，一点不关心，还要打他。”其实，父亲并不是不关心我，而是客户在那等刻私章他一下走不开，当时父亲也是马上放下手中的活，急忙跑回家叫我母亲快去卫生院的。由于我皮肉太嫩，刘医生缝了好几针才给缝合包扎好。母亲在旁见了，心疼地流下眼泪。过了一段日子，我的中指痊愈了，但指端皮肉神经受损至今仍存在着麻木感。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艺，我的刻字技艺大有长进。一般姓名笔画简单一点的木章，父亲就给我锻练刻字的机会，私章刻好交给客户，就收取二角钱，这让我内心十分欣慰，感到自己学手艺所获得的劳动价值。
那时，我还会刻制毛主席穿军装、戴军帽的侧面头像的木章，用印泥盖在纸上，与报纸上印的毛主席头像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柳城营业所老徐的儿子小徐，年龄与我相仿。他见到我刻的毛主席头像印章，印在纸上很逼真，就提出要以他收藏的铝制的毛主席彩色像章与我交换。我卖了一下关子，说“我这毛主席头像印章，用印泥印在纸上，你想印多少就有多少，但换你一个像章也太亏了。”小徐听了忙说；“那我就多给你几个像章换这么一个印章行吗？”看他这样想要，我就要他把毛主席像章拿来，让我挑5枚。他急忙跑回家，取来10多枚像章，我就挑选了毛主席去安源、天安门红旗背景等5枚铝制像章。小徐拿去我刻制的毛主席头像印章时非常高兴爱不释手。
平时，父亲与别人下象棋时，我便坐在刻字桌边守店。有位客户见我年纪这么小，不大放心。我说先刻好让你验收，如果不满意，我再去叫爸爸来给你重新刻过。于是，我把木章夹在“输架”工具中，用钢尖在木章表面划了边和十字格，然后用毛笔写上反手字，涂上油刻了起来。大约10分钟左右，我把章刻制完毕。这位客户半信半疑地看着，当他接过我试印在纸上的私章图案时，惊讶地连声说：“刻的好、刻的好，真看不出来，你这个小孩还真会刻私章的。”
1968年夏天，柳城手工业造反派以“清理阶级队伍”为由，将我父亲隔离审查并进行批斗游街示众，造反派不准我留在刻字店学艺。自此，我含愤而无奈告别了刻字生涯，另谋生计。
不过我始终没有放弃刻字的手艺，空余之隙经常拿出父亲传下来的工具刻几个章，以追忆父亲的音容笑貌，以及和父亲一起生活时的点点滴滴，也丰富了退休后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