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华岳
金铁城同志是一位老干部、老前辈，也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人生征途中一位重要引路人。
1970年代初，我在武义县桐琴区工作时，他曾担任桐琴区委书记。虽然我们只有三年时间交集，但每当回忆起当年与他共事的情景，我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位充满爱心、令人尊敬的长者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金书记的形象更加鲜明，往事历历在目。
(一)
1970年 4月，在项店公社茆角村，我第一次见到金书记。
当时，茆角村是全区出名的老大难村。全村四个生产队，近200户，600多人，740多亩耕地，人均1.2亩，人均耕地面积全公社首屈一指。耕地主要分布在村东面的茆角垅和西面的姆山田畈，南面不到二公里就有全区最大的清溪口水库，水库渠道从村边通过，用水不愁，旱涝保收。村西北面的姆山岗和茆角山背还有大片的黄土丘陵有待开发，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文革以前，曾是全公社最富裕的一个村。文革期间，由于派系斗争严重，村书记、大队长都靠了边，工作无人抓，生产无人管，人心涣散，村民劳动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连年减产。1969年，完成征购任务后，有的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到往年的三分之二，许多农户处于无米过年的境地。年底，不少村民跑到公社，闹着要分储备粮，全村上下人心浮动、怨声载道。
为改变该村的落后面貌，区委决定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到茆角村驻队搞点，为期一年。工作组共五人，由区人武部长金龙奎同志带队。
我是1968年 9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义县桐琴区工作的。10月初就到源口水库等地劳动锻炼。1969年 4月回原单位搞业务，还随同“靠边站”的原区委书记陈先富同志在区所在地的东皋村驻队。我虽在农村长大，但对农村工作是个门外汉，而陈书记是行家里手。我跟随他干了半年，就如同参加了一期农村工作培训班。当时，区委工作组要挑选一位能写写材料的秘书。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兽医专业，文秘工作并非我的强项，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大学生十分稀少，区机关只有我一人，于是我就从东皋抽调到茆角，成为区委工作组成员之一，除分管一个生产队外，还负责工作组的文秘和统计工作。
1970年 4月，金铁城同志来桐琴区任区委书记后不久，就到茆角村指导工作，并听取了工作组的工作汇报。因有的汇报材料和统计报表是我提供的，那天，他似乎对我这个年轻同志特别感兴趣，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临走时，他慈祥地望着我，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拍拍我的肩膀，和蔼地说：“小伙子，好好干！”
这是我与金书记的第一次接触，他热情友好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的政治氛围下，区委书记对我这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热情有加，让我的心头如沐春风。
驻队搞点是农村的中心工作，也是最苦最累的。在区委的直接领导和金书记的大力支持下，金龙奎同志带领我们工作组全体成员，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齐心协力、以身作则、敢抓敢管，与坏人坏事和歪风邪气坚决斗争，排除派性干扰，组建以周法登、李寿喜等同志组成的村新领导班子。短短的几个月，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工作组在当地群众中赢得了信任、树立了威信。
根据当时茆角村的实际情况，抓好粮食生产，解决温饱问题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群众所盼。工作组会同村领导，认真总结往年的经验教训，在抓紧抓好农作物田间管理、防病治虫的同时，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广积土杂肥。冬天抓挑塘泥、烧焦泥灰；春天抓养绿萍、割树叶沤堆肥，草子田增施磷肥，“以磷增氮”；
夏天抓稻草还田。全村各生产队都实行“以肥换粮”的办法，鼓励农户为集体多积农家肥。四个生产队都办起了养猪场。俗话说：
“养猪不挣钱，回头看看田”，“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由于肥料充足，管理及时，春粮、早中稻、晚稻三熟都获得了大丰收。当年全村增收粮食近20万斤，亩增200多斤。在文革期间，粮食增幅这么大，全县也不多见。10月中旬，县委书记王登林在金书记、周双才副县长陪同下来茆角村视察，在茆角垅看到成片的晚稻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连声说“好！好！好！”，赞不绝口。县、区还分别在茆角村召开现场会推广茆角经验。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在新领导班子带领下，茆角村又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1971年 1月 18日，工作组凯旋。
搞点工作结束，我回原单位搞业务。我原先就想办一期规模较大的“赤脚兽医”培训班，实现村村有兽医。但这项工作，因为我驻队搞点，就拖了下来。1971年春节过后，我就着手开始筹备办培训班。
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金龙奎同志对我说，应项店公社和茆角村的请求，区委决定，驻茆角工作组要继续搞下去，要我做好准备。听了这个消息，我傻了眼。不是说搞一年就要轮换的吗，怎么又要我去呢？我是畜牧兽医干部，全县各个区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抽去长年搞中心工作的。我的业务主管部门——县畜牧兽医站领导也有看法，认为我是“不务正业”。这样长期搞下去，我不是要改行了吗？这绝不是我的意愿。
于是，我马上去找金书记，向他陈述我不愿意再去工作组的理由，情绪激动，语气尖锐，豁出去了！面对怒气冲冲的我，金书记却笑眯眯地、当着众人的面把我大大地表扬了一通，说当地干部群众反映我在工作组里表现怎么怎么好，是他们强烈要求我再回去的。他说：你还是去吧！面上业务工作问题，我会跟工作组领导说的，工作安排时尽量做到统筹兼顾。金书记是区里的最高领导，他却像父亲对赌气的儿子那样，哄着我、开导着我。我无话可说，只得从命。“赤脚兽医”培训班结束后我又回到了茆角。第二年，工作组学习推广绍兴县上王村“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的经验，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动群众开发黄土丘陵，种植茶叶、柑橘，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73年 3月，县委决定将金铁城调任城关区委书记。听到这个消息，桐琴区干部群众感到十分惋惜。在金书记离开的那天早上，我怀着依恋的心情、眼含热泪，站在送行的人群之中。他看到了我，又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眯眯地说：“小毛，这几年你干得不错，好好干！”这就是我与金书记共事的三年。三年中，他对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干”。但就是这简单的三个字，却饱含着他对我这位年轻同志的殷切期望与厚爱。
为了不辜负金书记的殷切期望，连续数年我都坚持在基层驻队搞点。经过在农村最基层数年摸爬滚打，不仅磨砺了意志、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也与当地劳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克服重重困难办成了一件好事、实事，或某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时，心中就会感到无比欣慰。工作虽然辛苦，但苦中有乐，回味无穷，令我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区委每年都要组织工作组，每次我都名列其中，于是便成了搞点“专业户”。
先后在东皋、茆角、王山头、红光等地搞过点，前后干了八年。
1977年初才回到区里任区委秘书。
正是这八年在农村第一线的艰苦锻炼，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将我从一名最基层的畜牧兽医干部一步步推上领导岗位。我的成长离不开桐琴区委和金书记的悉心培养。
(二)
为了让我能“好好干”，金书记在我身上花了不少精力，他曾经想方设法为我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有些事还是他亲自安排的。比如为我解决工作用车的问题。
桐琴区只有我一位畜牧兽医干部。除了驻队搞点外，我还得承担全区的畜牧兽医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猪牛疾病的医治，任务繁重。尽管各公社都有专职兽医，但技术水平有限，许多人认为公社兽医是“猪医生”，我老毛才是“牛大夫”，医治耕牛的重任，一般都落在我身上。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耕田主要是用牛，每个生产队都养着三五头耕牛。牛是农民的宝贝，有的疾病，如农药中毒、草籽胀、难产等等都很紧急，时间就是生命，关系到耕牛的生死存亡，一旦发病，无论白天、黑夜，必须随叫随到。一个区的工作半径达数十里，交通工具就成了我开展工作的主要难题，有一辆专用自行车是我当时梦寐以求的念想。
按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个人买车完全不可能，由公家来解决，好像也没有先例，区委领导都不能人人有专车，我哪敢有这样的奢望。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用车问题，金书记其实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正在默默地筹划着为我买车，让我梦想成真！
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金书记的计划，直到有一天，区委秘书老徐交给我一叠钱和一张自行车票，让我去县城买车。他说：几天前，周双才副县长到桐琴区检查工作，金书记特意向他介绍了我的工作情况，恳请县里根据工作需要拨款给我买辆自行车。周县长当即特批了150元钱，并从县商业局要来一张自行车票。正是金书记亲自出面，解决了我的难题。
我喜出望外，当天就到县百货公司买了一辆既牢固又实用的凤凰牌载重自行车。那时，这一型号的自行车是最高档、最贵的，骑这种车外出，胜似现在开宝马、奥迪。我骑着这辆崭新的车子到县畜牧兽医站开会，大家都羡慕不已，说我福气好，遇上了好领导。区委书记亲自过问为我买车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这是金书记对我的关爱，是一位老领导对年轻同志的爱！这种爱是真诚的、无私的，我把它永远珍藏在心中！
(三)
金书记对我的关爱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对我生活上关心照顾，工作上肯定激励，政治上更是关爱有加。
1971年春节后，金龙奎同志对我说：“区委领导对你的工作表现评价很高，确定你为党员发展对象，你马上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区机关支部。”
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吃惊，因为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这绝不是一件寻常事。
我是农家子弟，是我家祖祖辈辈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在又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对党充满感恩之情。但我总觉得自己离党员标准差距还很远，一直不敢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请求。再加上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在学校里曾参加过“红暴派”(保皇派)，这是记录在案的，所以更不敢奢望。
我记得在1969年初，县里要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面给源口水库分配了一名参会代表名额。我当时在那里劳动锻炼，经层层推荐评选，水库指挥部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材料送到县革委会政工组后，审查没有通过，被退了回来。县政工组头头还打电话到水库，把水库指挥部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你们一点路线斗争的觉悟都没有，怎么把“红暴派”都推荐来参加“县积代会”？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从此，我在政治上就没有什么奢求，总认为自己是业务干部，靠技术吃饭。只求“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再说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对知识分子的入党要求特别苛刻。当时全县农业系统的大学生有20来个，没听说有哪一个入了党的。所以我心有余悸，拖了半年多没有写入党申请书，认为写了又入不了党，何必自寻烦恼。
1971年 10月的一天，我到区里开会，会后金书记亲自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我如实地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对我说：“你的入党问题，区委是认真考虑过的，主要看你的现实表现。党组织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着的。你不要想太多，更不能自暴自弃。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振作精神，好好干，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在他的开导鼓励下，我第二天就递交了入党申请。区机关支部指派金龙奎(区人武部长、区机关支部书记)、张望友(区革委会副主任)两位同志为我的入党介绍人。经内查外调并与县委主要领导沟通，在1972年 2月 10日晚上召开的区机关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我的入党申请，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天，我大女儿出生，可谓“双喜临门”。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金书记千方百计为我买自行车；在“文革”期间，他冲破层层阻力，冒着风险培养我这个“保皇派”加入党组织。这一切，在当时环境条件下，没有金书记是绝对办不到的。
我在武义工作、学习、生活了十八个年头，其中有十五个春秋是在桐琴区度过的。我在武义成家立业，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武义，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在武义工作期间，我有幸遇到不少充满爱心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是他们帮助我、支持我、教育我、培养我、磨砺我，并把我一步步推上领导岗位。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源自桐琴，始于武义。每当在工作中取得一点令人欣慰的成果，我都会感念这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他们都是我的恩人和贵人，永远值得我学习和崇敬。
金书记就是最值得我学习和崇敬的老领导。他那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求真务实、刚正不阿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虽然我们仅共事了三年，但那时我人生的航船刚刚起航，正处于往何处去最迷茫最困难的时刻。在这关键时刻，遇上了这位充满爱心、令人尊敬的好书记，为我指点方向、保驾护航，引领我人生的航船行稳致远，使我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
如今，往事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金书记对我的关爱和知遇之恩，我永远感念在心、永志不忘！
(作者曾任武义县委书记和浙师大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