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莹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武川大地时，我家已经在父亲单位的宿舍里住了五年。这是一幢两层高的砖瓦房，逶迤百米，住着四五十户人家。楼下是套房，里外两间，面积约30平方米，有资格入住的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山东籍老领导。我家住在楼上，约十几平方米的小小一间，最里面是厨房，当时用的是柴灶，烟囱的功能不太好，每次生火做饭室内皆如仙境，雪白的蚊帐挂上去不出一月必色如柚子皮。宿舍不通水，也无排水设施，用水要去楼下数十步外的井中汲取，如果不愿在洗漱后再端着一盆废水到井边的水沟旁倒水，就直接在井边刷牙洗脸。每日晨昏，井边人群或站或蹲，一片呼噜呼噜的漱口声，蔚为壮观。
10岁以后，再与父母同挤在那一间兼做餐厅、起居室、客厅、卧室、母亲的裁缝工坊的小房间里多有不便，父亲打了多次报告，终于在我上初中那一年，我家又分得了一间更小的宿舍，朝北，没有厨房，当然也没有自来水，面积约七八平方米，窗下就是县后巷，现在文化馆的位置当时还是一片农田，农田北边是一条砂石公路，夏季整日整夜可“听取蛙声一片”，并伴有卡车鸣笛声和拖拉机的突突声，既有田园意境，又时时提醒你已在四个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前进，甚觉有趣。
1987年，溪南街和江山新村相继建造了许多楼房，老领导们纷纷迁往新居，一楼的套房空了出来，我家因此分到了某县委副书记曾经居住过的一套房，虽然面积没有大多少，但厨房与住房之间有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小走廊，做饭时再也不会满房间烟雾缭绕了，而且厨房门外有一条小水沟，不用再提着两桶废水去井边水沟里倾倒了，我们全家都很满足。没有条件买石灰粉刷，只是把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我们一家就欢欢喜喜地搬到了楼下。
1990年以后，国家的住房政策慢慢放开，允许集资建房了。我家凑了一笔钱，在环城南路购买了一套集资房。1993年，环城南路还没有铺设水泥路面，一下雨就满地泥泞，搬家的时候，三轮车经常陷进泥里动弹不得，父亲在前面努力牵引着车龙头，我和母亲在后面奋力推车。就这样燕子衔泥似的搬了两个月，终于把全部家当都运进了新居。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新居小得可怜，套内面积只有48平方米，而且由于临路而建，主管部门有规定，阳台不得外挑，因此阳台也是逼仄异常，但是我的心情比上一次搬家时更雀跃，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独立的不受干扰的小卧室，即便卧室里除一张一米宽的木板床和一个老式的红漆衣柜外，连张写字的桌子也放不下了。另一个让我雀跃的重要原因就是：这套房子有卫生间！以后再也不用去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排队如厕了！
搬进新居的喜悦很快被楼上邻居的任性给破坏了。因为得知消息晚，购买时只剩下二楼了，上面还有三户邻居。三楼的那家邻居似乎不记得自己楼下还有两户人家需要在阳台外晾晒衣服被子，花盆里沤烂的肥料、残茶、未烧尽的煤饼乃至浓痰鼻涕都往下甩，抗议了无数次都不见效。无可奈何之下，母亲说，惹不起咱就躲吧，另买一套房子好了。
1997年，在搬到环城南路仅四年后，我们又搬家了。这回是搬到了东升路上一座公寓楼的五楼，从此再无楼上邻居烦扰之苦，住房面积也一跃扩大到115平方米，外地亲友来时终于有地方住了，更令母亲欣喜的是，这里毗邻星光菜市场，买菜十分方便。搬进去时，我家楼下一巷之隔便是星光水果市场，每当凌晨4时左右就人声鼎沸，我由此一度养成了早起出门跑步的好习惯。
2002年，在女儿两岁的时候，我和丈夫买下了熟溪北路的一套二手房，没有辅房，每天上下班都得扛着自行车上下四层楼，但房子的位置极好，南面三间卧室都面朝熟溪，东面卫生间的窗口可以看到熟溪桥。每每在卫生间洗衣时，能看到一群群上海游客从旅游大巴上走下来。我经常忽悠女儿：“看，人家上海人要坐几个小时的车来看熟溪桥，我们在卫生间就能看，你多幸福啊！”
光阴荏苒，转眼间父母都已经七八十岁了，每天爬五层楼已经力不从心，于是，我们又张罗着换房子。从北岭府看到江南明珠，从壶山广场看到天亿翠苑，从低层看到高层，从底楼看到顶楼，寻寻觅觅一年多，终于在荷花形小区看中了一幢三层楼，经过一番粉刷整饬，于2016年5月搬了进去。小区清雅，房舍俨然，更妙在家家门前有个小庭院，原主人留下一株半人多高的茶花相赠，外子又种下石榴一株、金橘一丛，院内鱼池中投放锦鲤数尾。每每风和日丽之时，八旬老父在院中闲庭信步，时而逗弄池中锦鲤，时而与邻舍翁品茗闲谈，悠然自得。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家的居住面积从当初的十几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三百平方米，从拥挤嘈杂的单位宿舍搬到了清雅幽静的花园幢房，老父常常捋须感叹：“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活上百岁也不嫌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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