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成
(上接8月10日6版)他虽是个闻名四邻八乡的艺人，但从不摆架子，生意再好也不会抬价要价，唱一场鼓词也就几元钱，经济拮据的农家给大米、水果等当工钱，他也从不计较，更不会给钱少而少唱一段或不卖力唱。在他看来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能丰富大伙的文化生活、能为好事农家助兴，这是他的初衷和愿望。确实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1967年夏天，他在我村连唱鼓词七天八夜，而且内容没有重复，每一场他都充满激情，唱的村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上瘾。最后一晚嗓子都唱哑了，可村民们要求再加唱一个，他还是用嘶哑的声音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以当下的衡量标准，“瞎眼森”绝对是个“德艺双馨”的艺人。在那个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他懂得怎样以自已朴素的感情、奏效的方式和说唱艺术给大家带来快乐。所以有空时他就会带上鼓板，来到田间地头或树荫下，根据现场情况即兴表演，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让劳作者愉悦心情、缓解疲劳。
(十)野生土鳖肉价卖
历经三年国家困难时期的童年时代，虽遭遇了很多酸楚，但也有快乐美好的回忆。
我的老家村门前有一条河流，是从永康三十里坑起源经小白溪汇入武义江。在我10来岁时，粮食和日用生活品虽很短缺，但河里的鱼虾却很多，因没遭生态破坏，小河里不但沙鳅、泥鳅、鲶鱼、黄刺、鲫鱼、石斑等野生鱼很多，就连当下市民当宝的野生甲鱼也经常可以抓到。
我是个在河水里泡大的人，哪时只要下大雨河道涨大水，我就开心的不得了。每每发洪水时我就背上一块长约2米、宽40公分左右的木板及一捆用棕线编的竹子，游向溪对岸的尾叉，在那里布下这捕鱼神器，一旦洪水水位下降，鱼儿就纷纷进入我的捕鱼神器，鲶鱼、黄刺、鲫鱼、石斑鱼等各种鱼都有，最多时一天能捕50市斤鲜鱼，拿回家去鳞破肚放在铁锅中烘成鱼干，然后拿到离村约4公里的杨家矿区，以0.65一市斤的价格卖掉鱼干，换回当时凭卷供应的毛巾、肥皂、火柴等日用生活品。
儿时的我不但游泳抓鱼是好手，抓野生甲鱼更是出了名。哪个河段、哪口水塘有甲鱼？我只要转上一圈，看一看、闻一闻，保准判断无误。我抓野生甲鱼一般选择在夏、秋二季，因这季节甲鱼正是大量进食的时侯，而且都栖息在旱穴中，只要你认真观察、细心的闻上一闻，譬如穴洞口有新鲜的螺蛳壳，或有强烈的腥味，十有八九甲鱼就在穴中。
记得是在1962年的8月一天，我与几个放羊的小伙伴在村前一个叫上坝的水碓渠中洗澡，突然在渠壁的一个洞穴前闻到一股强烈的腥味，近前一看洞口不但有大量新鲜的螺蛳壳，而且留下甲鱼进出爬行的新鲜痕迹，我当场判断穴中有多个甲鱼。于是赶快回到家里拿来一根钢筋打的铁钩和火柴与干稻草，我先用铁钩往洞穴中钩了下，里边突然沙沙作响，再想往里钩钢筋够不着了。没办法我只能出阴招了：把干稻草放在洞穴口，然后用火柴点燃，再拿个笠帽死命往洞穴中灌烟。这招果然灵验，燃烧的稻草火还红红，甲鱼就一只跟着一只冒死冲了出来，一个洞穴中让我熏出了3只甲鱼，总重达5.6市斤。
当天下午，我蹦蹦跳跳把3只甲鱼拎到杨家矿区，以0.65一市斤(当时猪肉的价格)卖给工人。打那以后，我抓土鳖上了瘾，三天两头会从村中河道或水塘中抓到甲鱼，卖掉后贴补家中生活开支。
(十一)二方豆腐养大九个子女
咋一看这标题，读者也许会感到惊讶，二方豆腐怎么能养大九个子女？！欲知真情让我慢慢道来。
我有兄弟姐妹9人，姐姐老大，我排行老二为长子。确实在哪物质匮乏、国家困难时期，要养大一家9个小孩可想而知负担压力有多大。可我哪憨厚诚实、不怕辛苦的老爸老妈，凭着守信的特质和敬业勤劳的双手，从六十年代开始为当时的杨家砩矿食堂每天供应二方豆腐，再用豆渣养母猪拉扯大9个小孩。
做豆腐、养猪娘，这是十分辛苦的行当。在当时做豆腐全凭手工操作，一般一方豆腐要5公斤左右黄豆。老妈每天吃过晚饭后，浸下10公斤黄豆，凌晨0点起床用石磨磨豆浆，大约凌晨1点半开始挤豆浆、烧豆浆，凌晨2点多开始点盐卤，豆花生成后再用豆腐闸套住豆腐袋将豆花灌进压干，到早晨4点半挑着二方嫩豆腐，从家里出发步行5公里翻山越岭送到杨家砩矿食堂(从小路走比较近，但必须翻过仙坑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老爸和老妈为做豆腐、养猪娘，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长时间睡眠不足、体力透支，身体感觉累时，也会伴嘴吵架，相互埋怨。但每当母猪产下猪仔，卖了好价钱时，小孩生活费和读书学费不愁时，紧锁的眉头也会露出笑容。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目睹父母做豆腐、养猪娘的辛劳，我和姐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总想为父母帮上点忙、分担点责任，有时晚上听到磨豆浆声也会起来接替一阵。早上给杨家砩矿食堂送豆腐，也常代替父母去挑。就这样不管是酷暑严寒、风雨霜雪，我父母为杨家砩矿食堂坚持做豆腐到七十年代末。
为了养家糊口拉扯小孩长大，在那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里，我父亲只好冒风险除了做豆腐、养母猪外，还千方百计在空闲的水沟里种茭白，上山砍晒死、枯死的柴火，利用清晨和夜晚拉到永康、武义市场卖点小钱。那时我虽然只有10多岁，也常跟父亲他在后面推我在前面拉，来回步行跑武义、去永康。正是跟着父母亲身体验生活的困苦，才使我在以后工作、生活中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目标。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九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可为拉扯孩子长大而辛苦操劳一生，付出了比常人多数倍努力的老爸却已离开我们14年了。爸：为拉扯9个小孩长大，你辛苦一生、拼搏一生、奉献一生，我们做子女的铭记在心！特别是你以二方豆腐养大九个子女，已传为美谈，你在天堂也应感到开心。
(十二)生产队里的记工员
在六十年代后期，我曾当过生产队的记工员。那时候，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通常村里做工好的劳力(要牛犁、耖、耙、徒手插秧、挑担等样样农活在行)为10分底分；有些农活不会的9分、8分、7分、6分不等。底分一般由生产队干部和社员评定，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都要按时记入他的工分手册，社员的工分账目，要定期公布，年终按工分进行分红。
在集体化的年头里，大伙都是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晚上到记工屋里记分，那时的记工房可热闹了，大家聚在一起排生产计划、聊种植品种，开心时会说些笑话；不顺心时也会发几句牢骚……此分配制度一直持续到农村联产承包。
当时的《劳动工分手册》是一本64开的小册子，封面是生产队和社员的姓名。工分册共26页(扉页大多是毛主席语录)，一页记半个月的工分。页面上的内容为x年x月x日、摘要做啥活、出勤工时、应得工分，页脚是本页小计和本月合计。第26页是全年12个月的台账，一眼看去清清楚楚。
当年的生产队为大队下辖的核算单位，农民的身份是“社员”；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并配备会计、出纳、记工员，另外还有妇女队长。生产队长或副队长通常由社员推举或选举产生，队长、副队长、会计、记工员和出纳每年有适当的工分补贴。
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个男壮年劳动力最高为10分，如遇农忙季节开早工或开夜工，则另外加分。在当时，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编制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探讨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的统购任务和农业税后，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
报酬以“工分”形式体现，生产队根据当年收成情况和社员所获工分多少进行分配。在人民公社集体化年代，农村的管理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最基层的核算单位。在当时，我们村的分红值还算是比较高的，有些村年终分配时一个标准工作日只有0.30元，而我村一个标准工作日基本稳定在0.80元左右，收成好的年份日分红值超过1元。
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具体存在的时间基本是1958年至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后随着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农业户口的取消，许多农村已变身社区。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晃50年过去了，当年的记工屋如今已改造新建漂亮的农村民宅，用过的煤油灯也没了踪影，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工分手册》已成记忆，记工员这一差事也成为翻过的历史。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