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法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本报特举办“我这四十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活动，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书写改革开放时代新篇，鼓舞激励全县人民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凝聚起同心推动“绿色转型、美丽富民”的磅礴力量。即日起，本报将对来稿择优刊发，敬请关注。
人生四十不惑，改革四十巨变。
1978年，我时值35岁，参加工作已经17年。
犹记得当时的武义是这样的：县城不到3平方公里，所有的建筑不超过4层高，道路仅三四米宽，路面皆由块石、条石铺设而成，人们出行基本靠两条腿，拥有一辆自行车已经是值得人人艳羡的事儿了；当时的物价大概是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6毛多一斤，不过那时即便有钱也未必能保证买到，因为生活用品和食品都需凭票限量购买，直到进入8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的影子才慢慢消失，市场经济的氛围开始逐渐盛行，商店里的商品变得多样化，但依然是凭“票”购物，只不过这时的“票”不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粮票、油票、布票，而是实实在在的钞票。回想起40年前的一切，脑海中出现的画面犹如当时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的画面一般，整个色彩基调似乎都是黑白的。
随后十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武义的发展有如上了发条，城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平地起，大路通远方。而我的人生也来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节点。1993年7月，我被调任至县扶贫办担任主任，那之后的25年，我全程参与了我县的扶贫工作，并亲眼见证了16902户农户、51106人的下山脱贫之路。
当时，扶贫办只有我和一个借调来的小伙子。刚开始的三个月，我们天天往山里跑。那时贫困山区还没通公路，我们就一步一步走上去，累了路边随便一坐，渴了就喝山泉水。走访调查中，我爬过最高的山，去过最穷的村，看过一张张因困于大山、困于生活而无法扬起嘴角的脸。巍巍大山，曾哺育了无数的山民，却也阻挡了他们摆脱贫困的梦想。不仅是经济发展困难，就连基础的用水用电、儿童求学、青年娶亲、出门行路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曾经坐落在海拔1041米高山上的九龙山村，全村68户189个人中，30岁以上的“光棍汉”就有40多人；居住地位于海拔917米的王宅镇紫溪村，曾有村民不慎农药中毒却因山高路远来不及就医而不幸身亡；我还见过柳城畲族镇的一位小姑娘，别说没有上学读书识字，就连离家十多里的山下小镇也没有去过，当我和她讲起山外的世界时，那张瘦小脸庞上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渴望与向往。如何才能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个问题不断在我脑海里盘旋。当时县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尝试和努力，从送钱送物到修桥修路等，但都只能暂解燃眉之急，难以改变贫困面貌。在那3个月的时间里，我不停走访，不停探索。那一年，紫溪村里几户人家自发搬迁下山，我不禁想到，“搬迁下山、易地发展”未尝不是个好办法。但搬到哪？生产、生活用地怎么解决？资金哪儿来？他们愿意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故土吗？针对一个个实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一遍遍思考、研究、想对策。通过半年多的努力，紫溪村于1994年5月实现全村下山脱贫，成为全县、全市乃至全省第一个下山脱贫村。同月，县政府颁发了第6号政府令，也是全省第一个专门鼓励引导农民下山脱贫的县政府令——《武义县高山深山农民居住迁移试行办法》。自此，一场为高山农民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下山脱贫战役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从第6号政府令到第22号政府令，从1995年的25万省政府拨款到2013年的每人补助8400元，政府不断优化政策，加大扶持力度。柳城畲族镇上天仓村、俞源乡九龙山村、西联乡景阳村、王宅镇阳关村……每一个下山脱贫村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下山前，住茅房、爬悬崖、走峭壁、成家难，下山后，建新房、娶新娘、买汽车、奔小康。走出大山的乡亲父老，逐步摆脱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逐渐开始了家家户户的“创业故事”。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围的环境在变，衣食住行在变，但对于我而言，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这1.67万个家庭经过下山脱贫发生的变化，看着一个个下山脱贫农民脸上的灿烂笑容，我的心里充斥着满满的感动和满足。
将我这一生剪出最饱满的一截：1978-2018。
和改革相随，和盛世相聚。
待到九十高龄，回眸整整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那又是一番什么样的风景？
晚霞红似火，热血谱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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