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素
生命中的某些场景，如果它一直不被触动，也许就永远地隐藏在大脑深处一个无名的角落。然而，总会有一件什么事，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把封闭已久的记忆闸门轰然打开，让它们在峭壁前挂出一面遮天蔽日的瀑布。
那天上午，我接到沈阳打来的电话，跟我说话是一个女士，她大既也觉得陌生，马上就自我介绍说，我是谢挺宇的儿媳妇，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谢老去世了。拿着电话，我愣了半天。尽管我知道谢老已是一个很老的老人，他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可我还是感到事情发生得突然。
我与谢老最早见面的时间是1980年的深秋。地点不在沈阳，而是大连的高尔基路。当年，这条路的路北有一座省管的疗养院，米色的楼房几乎被密而高的松树完全地遮住，树间的隙地则是灌木围绕着的花坛，在院内甬道上散步的人大多上了年纪，个个都是很有身份的样子。彼时，我刚刚毕业留校，系主任于植元先生知道我喜欢写东西，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作品，有一天上午，他便带我去疗养院拜访一位从省城来的作家。在此之前，我只是在书上见过作家的名字，曾跟北京的作家浩然通过信，但从未见过作家真人。所以，一进这个大院，我心里马上就像揣了吃过兴奋剂的小兔子。
谢老住的房间在一楼，窗子很低，很大，而且南向朝阳，我和植元先生进屋的时候，谢老正和一位戴贝雷帽的老先生坐在午后的日光里说话。现在推算起来，谢老那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满头银发闪着丝一样的亮光，白里透红的脸色瓷一样的细润。坐在谢老对面的老先生叫石泊夫，他是鲁迅美术学院的教授。因为疗养院里太安静了，两位老先生都来自沈阳，在这里又是邻居，他们平时就这么互相地串门聊天。石老寡言，谢老话多，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谢老说，他听。植元先生也很健谈，那天下午，主要是谢老和植元先生在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和石老，一个当老听众，一个当小听众。
我清楚地记得，谢老说的是刚刚发生的一件事。他新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株美丽的奇葩”。在这里，谢老用花比喻一个女人，女人的名字叫张志新。谢老在文中披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张志新在临刑前曾被残忍地割断了喉咙。此文一出，便把所有的人都震呆了，各方反应十分强烈。于是，谢老成了这个事件的主角，被有关部门列为不听话的对象。有人甚至说，不应该给谢挺宇平反，不应该给他写作的权力，他是个死不悔改的牛鬼蛇神。其实，谢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即像张志新那样被割断了喉咙，也在所不惜。可是，中国毕竟进入80年代了，没有人再把他揪出来游街示众，或关入死牢。虽然如此，谢老还是感到了事态带给他的紧张的压力。所以，在疗养院一住下来，他就想找人倾诉。
谢老个子不高，嗓音低而沉厚，说一口江浙味的普通话。初一见面，就给人一种书生意气的率真和朗然，还有一种见过世面的滑稽和幽默。坐在那里，总是说着说着就一个人哈哈地大笑起来。他的说和他的笑，底气都很足，像受过多年的专业训练，与舞台上常见的那种大腕级话剧演员分不出高下。他说的事情并非好笑，可他就是要笑，而且让笑声从喉咙里发布出来，在屋子里回旋震荡。记得，整个下午，他只说了这一件事。给我的感觉，谢老是一个正义敢言的君子，也是一个向善爱美的男人。他不能容忍一朵奇葩被生生地毁灭，所以要冒死去捍卫自认为圣洁和高尚的东西。虽然我还年轻，可我从中闻到了种熟悉的同类的气息。
大概我的表情太专注，两个时辰过后，坐在窗前一直沉默不语的石老递给我一个画夹子，他竟然画了两张我聆听谢老说话的速写。石老说，他将把速写拍成照片给我，原作需要留着，因为他的作品在“文革”中都被没收了，现在要一点一点从头积蓄。
自那以后，我经常去大疗看谢老和石老。这是两个有同一命运的老人。他们心里装了太多的悲苦，所以，他们很少出去散步，大都是坐在谢老的房间里说话。现在想来，80年代之初的疗养院生活，也许能让两位老人的身体得以修复，至于他们心灵的创痛，却难说有什么疗效了。
自大连疗养院分别后，我听说石老去了神农架。有一次，他在写生时因心脏病突发，溘然去世。谢老先知道了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叹着气说，唉，我又少了一个伴儿，就剩下我这个总也不死的老糊涂蛋了。谢老特别爱自嘲，只要开口说话，就骂自己是个老糊涂蛋。我平时很少去沈阳，与谢老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电话，偶尔也写写信。谢老的字很大，像硬笔书法，一个是一个，有棱有角，远远一看，就知道是谢老的信来了。只是我经过多次搬家，再加上报社迁址，许多珍贵的书信都在动荡中散失了。这次找来找去，只存1988年5月16日一封。看了之后既觉得亲切，又恍如隔世。重读这封信，我更加想念谢老。他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也是一个永远可爱的老人。不知他临走的时候，是不是带去了许多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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