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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剑萍
酒乃尤物，酒为食粮与泉水所酿造，它的功效达到了一般饮液所不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如今，深厚浑融的酒文化已远远超越了酒本身蕴藏的内涵，其融入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美学的形态，与其说令今人审视，不如说是当初觉悟的灵性者都始料不及并由衷钦佩的。千百年来，正因为酒的形态在无形地潜入了社会生活，并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愈显文化融入酒液的真实份量。酒以成礼，宴以合欢，由此，酒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和宗教中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为提神助兴、养生保健，或在婚丧喜事、民间祭祀中渗透并点缀和活跃着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酒中学问的醇厚，它也无意间走入了道家的生活层面。而道教的思想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元素之一。其浑然交融一体的风骨与特色至今还影响着我们。道教历代仙真和历史人物中，也多有与酒有着不解之缘者，至今仍广泛流传的八仙故事最初即与酒相关联的，甚至有因酒而超度者，诸如传说被全真道教敬奉为祖师爷的吕洞宾便是，而与仙传不同的是活跃于大唐的道士叶法善，他与酒道的关系却与仙传有着天壤之别，更具备真实的可靠性，并值得深入研究。
在中国道家历史生活中，确实是不得不提起曾经有着显赫地位的养生大家叶真人（法善）那一段鲜为人知的“酒缘”异事的。宋·李昉便将《传信录》中相关叶法善与酒道的逸事辑入了《太平广记》。
叶法善，字道元、太素，隋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诞生于松阳卯山，后定居括苍宣慈（今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前湾）。幼时聪慧，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耽周昌嗜老庄”。史载他常“往来括苍各邑，多有灵迹”，活跃于盛唐朝野之间，出身于道士世家，精通医道养生之术，一生行医积德，济渡众生，每每所到之处，无不深受百姓及达官的爱戴和尊宠。后入京师，曾先后随侍五位唐朝君主，护国为民，匡国辅主，献计献策，被唐玄宗（李隆基）封为“帝师”。叶法善生活的历史背景正处于道教的繁荣期。
《传信录》有载：叶法善，字道元，盛唐时代著名道士，精通符菉之术。玄宗帝曾拜他为鸿胪卿，授青光禄大夫、封为越国公、景龙观主，优厚有加。某年，叶法善居住在元真观时，曾经有数十朝寮贵宾前往拜访，并宽衣滞留，一齐论道解惑，谈性正浓其间，满座思酒。这时候，却忽然有人猛敲山门，自称为麴秀才的，有要事求见叶法善，法善差遣徒弟传话：“此时有朝庭官人在场，恕不便相见，有诚意者烦劳改日再会。”殊知，话音未落，只见麴秀才早已推门踏入门栏，一派傲睨轩昂气势，未经应允便擅自闯入。麴秀才正值弱冠年华，一副白皙惹人怜爱相貌，入堂后笑揖众宾，选坐于末席后就径自高谈阔论起来，一边辩疑，一边援古引今，倒也能博得朝寮们的倾听和赞赏。麴秀才炫耀了好一会，忽然蹔足旋转而去了。叶法善眉头一皱，悄然对诸公道：“此人突如其来，且不懂理数，而雄辩不止，必定是魑魅作怪无疑！”不一会，麴秀才又折道回来，一边扼腕抵掌，论难再度锋起，眼看势不可挡，叶法善扬了扬拂尘后，暗地挥出一剑，麴秀才应声倒地，眨眼之间化成一榼（古时盛酒的器具），满座皆为惊诧，好奇的上前围观：原来已是一坛醇厚浓郁的老酒了。于是，众宾欢呼雀跃，相视而笑，赞颂叶真人之盛情，你一盅我一盅的开怀畅饮一番，分享着好似久违了的人间美味，最后沉醉得一个个都对着空酒坛频频作揖：“麴生风味，不可忘也。”
另则有《传异录》记述的又一个版本：当时唐开元贤相之一的燕国公张说曾拜访九旬多的叶法善，法善设酒局招待，见席间冷清，张说疑惑地问东道主：“一桌佳肴加美酒就没有其他宾客相陪了吗？”叶法善爽朗一笑，似乎略有所悟，回答道：“道观内还有一位麴处士，久隐山林，虽然他的性格谨慎而有些木讷，却也特别喜欢酒的，生得钟石一般的酒量。”张说恳请法善不妨召他也入席共饮助兴，应允后，但见麴处士高不过三尺，而腰身却有几围宽，微微向主人、客人拜揖礼节后，便斜坐于桌角边，显得些许鲁朴和怪异。酒过多巡，杯盂皆尽，而麴处士神色依然如初。酒阑席罢，张说拜谢告辞时，叶法善忽然拔出剑训斥起麴处士来，吓得张说一大跳，以为酒性作怪，便阻止叶法善唐突的举动，叶法善却执意不理睬而继续数落：“你只知道沉缅于酒，不知道陪客人说话、敬酒，只顾自己，何等自私，我要你这种人何用？！”瞬间，手起剑落结果了麴处士，张说又是一惊，可不得了了，出人命了！酒醒了半分，但再仔细一瞧，原来那处士已变成了一个大榼。
诸如道家与酒，酒器通灵善化的在《河东记》、《宣室志》还有记载。
以上记录中相关叶法善施酒、变酒，该是在唐中宗期间的（公元705——710年）时段里，实际上是另有隐情的，据史书记载，唐代曾出现过多次因欠收而禁酒，如武德二年以谷贵、禁关内酤酒。高宗咸享元年八月，也因谷贵禁酒。玄宗开元二年十一月岁饥，禁京城酤酒等等。李景伯在中宗时任谏议大夫，便著《回波词》谏酒，谓“侍宴既过三爵，喧哗恐非议。”朝仪公开限酒后，而一些朝寮入道观品酒也便自然之事了，为了掩障，大家因叶法善施酒而演化个麴秀才、麴处士来，无疑是个籍口，但叶法善施酒那是确有其事的，在叶法善生活的年限中，酒除了助兴之上品，还在道医中也是常为应用的。而且，道家并不禁酒，现存最早的道教戒律五斗米道《老君想尔戒》，分上中下三行，每行三条，共九条皆无戒酒之条。
酒在当时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东西，唐初，焦革就撰《酒经》二卷，始有烧酒之名，但与今日大曲酒、白酒还尚有一定品质距离，有诗句：“烧酒初开琥珀光”、“自到成都烧酒熟”，其实应为酿造酒，而非蒸馏酒。如魏徽善治酒，其酒名“醽醁翠涛”，以大金罂（小口大肚瓶子）贮盛十年，其味当世未有，诸多。
而真正意义上的烧酒随着酒曲规模酿造技术日趋提高，也已出炉，品种有许多更新。据文献记载，当时内地曾有许多人见到已能用杂粮或用葡萄酒蒸制出烧酒了，这一技艺与前朝道家炼丹的蒸馏术不无关联。在酒法方面，唐朝前期承袭隋代制度，对酒类产销不加刻意限制，保护酒业生产，但同时因受自然气候影响区域粮食收成的，朝政对酤酒还是有所规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这个时期，道教对一般教徒虽然并不严格戒酒，但是坚决反对酗酒。道教重要经典《太平经·丁部》对酒的害处有过专门的论述：如酿酒浪费粮食“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如损害身体健康“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脉便作”等等。当然，对远行的千里之客、或家有老人、病人者则“药、酒可通”也，或祭祀神灵者用酒是不受戒罚之列的。
叶法善与酒的渊源还不仅局限于朝寮、平民之间、还更有缘于皇帝，《集异记》及《仙传拾遗》中载：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阳宫观灯。法善曰：“灯影之盛，固无比矣，然西凉州府今夕之灯，亦不亚此。”曾携玄宗游百里之外之凉州，玄宗于凉州，以镂铁如意质酒，翌日命中使，托以他事，使于凉州，因求如意以还，验之非谬，以酒为证。叶法善家族中叔祖叶靖能，也是颇有神术之士，高宗时入直翰林，为国子祭酒。《太平广记》道术章节中录其与唐汝阳王斗酒逸事。追根溯源，道教是现存于我国唯一的本土宗教，继承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主要是道家学说）的精髓，早在道教形成之前，远古酒文化就已经非常浓厚了，因此，神祀宗教不但不实行禁酒，而且还把酒作为祭奠神祉的重要供品，专设“酒人”官职,据《周礼．天官．酒人》记载：“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供）奉之”。早期道教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不一概忌酒，至于是否一直以酒作为祭品，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不过道教沿用了祭酒的称号，用来称呼高级神职是真实的。史籍资料阐释了“祭酒”的内涵，它原为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唯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担任，五斗米道便沿用了这个名称，说明早期道士所行道场礼仪与原先的祭酒有着通融之处。之后，祭酒已成为对道士神阶的称谓之一，如在《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的道教经书上云：“所以称为道士者，以其务营常道故也。”并指出道士有六阶：即天真道士、神仙道士、山居道士、出家道士、在家道士、祭酒道士。
从叶法善时代去分析和还原真正意义上的酒道医术，也不难理解为是探索生命科学从萌芽到实践的理性阶段，其玄妙的用酒之术的根源离不开道家精神的使然，道家又借助酒道精神嵌入生活，探索养生之术，提升入世者的心理境界，也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入世之路以含蓄的酒与饮者的素养。今天看来叶法善是有别于“西度流沙，不知所终”的老子，他是实实在在吞食人间烟火而有血有肉的道士。他活跃于唐王朝皇权中心，参与了皇位更替，外交事务，皇室活动，被封为卿、国公、大夫，但更是道教领军人物之一，是地地道道的“真人”。他的一生都在阐发道教和道医的实践，也是我们研究道家养生思想的活标本。至今在武义还存有安葬他的坟墓、石赑屃（存墓两侧）、旧址居宅，有后裔、有大历铜钟、追魂碑（即丁丁碑、现存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延福寺）等实物。在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俞源、郭洞的古戏台上还留有叶法善作道术、引领唐玄宗共游广寒清乐府，欣赏仙乐《霓裳羽衣曲》的场景壁画，并在北京故宫还藏有叶法善的塑像。
多个版本典籍中载记相关叶法善在生活中的圣迹奇事，从今天唯物观点来看，不能否定的是道家神秘的幻术、符箓之类在过去中国民间还是一直大有市场的，曾经慰藉过无数虔诚的心灵，而“道”对于民众而言似乎有着神奇的作用，它以一种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活跃在先人的习俗里，酒道同样是以“酒”为载体的文化精髓，承载着平凡并容纳着深远又丰富内涵的酿酒之术，饮酒之道，尊酒之礼，祭酒之仪，赋酒诗篇等诸多生活现象。千余年来，叶法善的传奇、传说还具备优秀民间文学应有的特征，今天，从酒道切入实质，寻觅禅宗的道家之源，对研究道教的生存发展、道医养生、哲学思想无疑是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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