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又快到了，回想起30多年前的高考经历，感慨万千。
人生的命运，有时是很神奇的。我的高考经历就是如此。
我的家乡是个大村，村庄规模位居全县第一。我初中毕业时，文革早已结束。学校老师告诉我们说，今年全区初中毕业生人数很多，为了发扬风格，决定我们村的240多名初中毕业生全都不允许考区高中，把区高中的名额全部让给全区其他村的学生。我们村的240多名初中毕业生怎么办呢？校领导决定通过考试，从中选出60名学生，办一个公社“五七”学校高中班。我有幸成了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中班学生。
说是公社高中吧，实际上是大队高中。后来我考上大学填写学历时，有关方面居然不承认我的高中学历，只承认我入大学前是初中学历。我的一位参军的同学，就因这所高中的学历不被国家承认而不能报考军校。可高中开学典礼上，有关领导把我们哄得晕乎乎的，说本高中教师的水平绝不比区高中教师的水平差，现在“四人帮”粉碎了，新长征开始了，你们要如何努力学习等等等等。说实话，老师是用心教学的，但高中课程中地理、历史、英语课是没有开设的，而最重要的居然是农业课，我们有近一半的时间在大坪山山坳里搞农业种植。当时，正值推广杂交稻，我们把杂交稻的种植方式——大田移小田，小田移大田，搞得一清二楚；对稻叶枯病、小麦的纹枯病等一下子就能分辨清楚；秋收时全班能收几千斤番薯。老师是兼教的，语文老师要兼教物理，数学老师要兼教化学。最离奇的是化学课，一星期两节课，老师开头几课教了几个诸如水分子组合等知识点后，大概实在教不下去了，便找了篇徐迟写的，当时红遍全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用几乎两年的时间给我们念了下来。一般是念几段，老师便说，陈景润在那么差的条件下搞科研，你们现在学习条件这么好，更应该好好学习，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再念几段，又再说几句，一节课便这么快乐地过去了，一学期便这么快乐地过去了，一学年便这么快乐地过去了，两年高中生活便这么快乐地过去了。
高中毕业前两个月，班主任在课堂上问大家准备报考大学还是中专，说两个月后就要高考了。我一下子发愣了：高中毕业了还有考试？我初中毕业时已经恢复高考了，我们居然过了几年才知道有高考这回事。经过老师解释，我们才知道：考大学有文理科之分，文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理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考中专则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因为我们没有学过英语、历史、地理，所以大多数同学都要报考中专，唯有我及另外3位同学要报考大学文科。曾有好心的同学劝我不要那么贪心，说凭我们的水平，能考上中专已不错了，要考什么大学是不可能的。我说，凭我们的水平，考中专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基本没有上过化学课；而考大学文科呢？当时英语只算参考分，而史地我们虽然基本没有学过，但它们不比理化，我们完全可以自学。我认为，考大学文科还有一丝希望。由于学校不可能为我们4人开设一个班，便将我们转学到区高中文科班。
到了区中学，我们才发现，实事求是地说，区中学的教师水平比大队高中的高。我们还发现，两所学校相距不到1公里，但我们做的广播体操居然与区高中学生不一样，他们已经做到第五套了，我们还是第四套；还有，他们的数学课本是部编的，我们的数学课本是省编的；类似情况在语文、政治课方面也有体现，也就是所用课本不同。当然，他们有英语课，也有历史课、地理课，而我们没有。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说多了都是泪。还是小品明星蔡明说得好：“这事不能细说。”自然，高考肯定是失败的。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时光荏苒，话说到了1980年9月份，我已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几个月了，生产队给我定的底分是5.5分。到了9月下旬，武义二中常常托人带口信给我，催促我到二中文科复习班就读。我虽然在武义二中考点参加了高考，但我一直按我们那里的惯例称武义二中为柳城高中，我还以为武义二中在县城呢。我很奇怪，我从没在武义二中报名，二中怎么会催我去读复习班呢？所以一直没有回应。许多年后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的一位同学的舅舅替他外甥报名，看到我的高考成绩不错，便替我也报了名。20多年后，我才在工作中与这位同学的舅舅相识，并向他当面致谢。
1980年10月1日上午，天气晴朗，我穿好草鞋准备上山砍柴。恰在此时，一位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手拿皮包的陌生人来到我家门前，向邻居问询：“陶鸿飞家住哪里？”邻居把我介绍给他。原来他是武义二中的季炳煌老师。当时门前猪屎遍地，季老师连坐都没地方坐，开口就问我：“你报了名，为什么不来二中读书？”我说我根本不知武义二中在哪里，也没有报过名。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平时说的柳城高中就是武义二中。季老师要我10月5日晚上到武义二中报到，参加复习。我父母坚决不同意。季老师便耐心地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我记得当时是季老师的这句话打动了父母。季老师说，大学毕业每月可以领到工资50多元。父母动心了，但说我去读书了没人砍柴，季老师便说学习期间还有周六下午、周日休息，可以回家砍柴，并说这次国庆节有5天假期，可以多砍几担柴；父母说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书费，季老师说可以去借旧课本用，可以省下一笔费用；父母说置办不起铺盖，季老师便答应说服我的一位已在二中就读的同学带我睡。最后，父母答应让我去二中读书。随后的四天半时间，我一口气砍了九担柴。10月5日下午，我挑着米、番薯、咸菜，步行25华里前往武义二中就读。
当时我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课成绩还可以，就是数学成绩不好，而英语则从没有学过，所以偏科很严重。次年参加高考，当时二中文科复习班似乎共有5人上线吧，我与朱红先生以365分并列第六，与高考分数线相差3分。
高考后还是同样的经历，参加生产队的“双抢”，我知道以我家的经济条件，我已与学校绝缘了。1981年8月31日上午，西塘村的同学沈广平先生挑着铺盖前往二中复读，途经我家时约我一同前往，我因父母意见未定，踌躇未决。正在此时，我家那破旧的房子靠南的那面墙突然倒了，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压在泥墙下，一条腿骨折了。当时灰尘弥漫，空中传来母亲的哭泣声，帮忙救援的人不少，围观的人更多。破房子肯定要拆掉盖过，否则随时会全倒。我对沈先生说：“我是不可能回校读书了”。沈先生安慰了我几句，便独自前往二中复读了。
另外一个生产队的领导看我家可怜，便决定将他们生产队蘑菇房外面的草棚借给我家居住。由于家里赤贫，在接下来的近半年建房时间里，我家及作为长子的我尝尽了人情的冷暖。大约是9月中旬，一个阴雨绵绵的晚饭时分吧，一位身材矮小的教师突然撑着雨伞现身我家借住的草棚。当时草棚里一片狼藉，遍地污泥，简直无落脚之处。他自我介绍是武义二中的文科复习班班主任章朝阳老师，说是奉二中校长之命来请我回去复读的。我和父母当时态度坚决地回绝了。章老师先做我的思想工作，反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筋骨”之类的意思；继而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当父母提出实在没有钱交费用时，章老师一口打了包票：回去请示校领导，保证学杂费全免。就在那个秋雨绵绵的夜幕下，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父母随即与我签订了口头协议：回二中复读期间必须保证全家用的柴薪。我便重回二中复读了。每个星期的星期六中午放学后，我便步行25华里回家，到山上运泥土或者参加打墙体，总之是在建房工地上劳作。当时，已经在外打工的同学范跃峰先生曾写信并寄5元钱给我，范先生在信中嘱我务必回校就读，他将会以打工所得资助我完成学业。记得后来范先生还曾跑到我家帮我家盖房子。至今回忆，这份真情永生难忘。每到星期日清晨，我便独自一人推着独轮车，带着一袋番薯干，前往西面14华里处大山深处砍柴。那里距子坑村约1里地，有一片宽度200余米、从山脚小溪至山顶相对高度约500米的悬崖峭壁——峭壁间生长着一丛丛的灌木，属于离此10余里的坛头舒村所有。坛头舒村以两年共4.5元的价格，将这片悬崖峭壁的柴薪包给我家砍伐。我每次都爬到悬崖峭壁间，砍好四捆共约400余斤柴薪，然后就着峭壁间的泉水吃番薯干，然后把一捆捆柴薪从悬崖峭壁间推下，直至小溪，再从小溪里把柴薪一捆捆背到机耕路上，装到独轮车上，然后便可以运柴回家了。回家途中最危险的是下枫树岭。枫树岭长约500余米，坡度约为50度。左边靠着山体，右边则是悬空的悬崖峭壁，高度约有四五十米。开始我推车下坡时，用小杉树干作独轮车的刹车装置，结果因柴薪重量太重，小杉树干一下子便磨光了，刹车装置失去了作用，连人带车差点摔下右边悬空的悬崖峭壁。后来我砍硬木作刹车装置，才确保了安全。我一般早上6:30左右出发砍柴，回家时一般在下午3时左右，4时左右再步行回学校。严冬时节，我到达砍柴目的地时，灌木丛上的寒霜像下过白雪一样，到中午还不融化；步行回校时又因疲劳，25华里的路要走3个小时，回到学校时蒸好的晚饭饭盒早被压在了下面，取不出来，只好饿肚子。后来，我请同学帮忙，把我的饭盒先取出来，晚饭是吃上了，但已是又冷又硬，就着咸菜很难下咽。由于在校期间整天吃咸菜，导致嘴唇常常患溃疡病，有时甚至不能张嘴吃饭。
章老师在我回校就读一个多月后便到杭州培训去了。期末时，学校总务处发现我未交学杂费，便通知我马上补交，我无法可想，只好向同学钱寿岳先生借了15元钱补交上去。次年开学时，我是厚着脸皮回校就读的。大约4月底，章老师突然回来了。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有一次他突然问起我的学杂费问题，我如实向他报告：上学期的学杂费是向同学钱寿岳先生借来补交的，至今还没还给钱先生，这个学期的学杂费至今未交。章老师闻讯后勃然大怒，找到校总务处追回了这笔学杂费。据说总务处当时有人发怨言：“别人想到二中读复习班还要择优录取，陶鸿飞在复习班就读怎么能免掉学杂费？”章老师回答说：“陶鸿飞是校领导让我去请回来读书的，这笔学杂费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章老师把学杂费退还给我，我立刻还给了同学钱先生。
大约是那年的6月份吧，离高考仅仅只有一个月时间了，我得到了一次推荐考公社干部编制的机会。说实话，考大学自己没有多大把握，但对这个考试自己信心十足。不知怎的，章老师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找我谈话。当他得知我仅仅是进入推荐考试人员名单，还没有正式获得考试资格时，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不要抱一丝幻想，仅仅凭雇农的家庭成份获得考试资格。你最多是个推荐考试名单中的陪衬，考试没有你的份。你还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到高考上。在当今这个社会，只有高考是最公正的，寒门子弟只有高考一条路！”事实果如章老师所言，我只是空欢喜了一场。
到了高考前一个星期，我由于天天吃咸菜，身体明显吃不消了，便向章老师请假回家休息几天，吃点青菜补充体力。次日清晨，当我走到柳城北门头时，突然听到章老师叫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只见章老师手拿一瓶补脑汁向我快步走来。章老师把补脑汁递给我，嘱咐我回家好好休息，争取今年考出好成绩。我坚决不收补脑汁，章老师坚持要我收下，推让之间，我的眼泪哗哗流下来了。30多年了，回忆此事犹如发生在昨日一般。章老师总共教了我不到5个月的时间，但他是我生命中排在第一位的恩师。
还好命运之神眷顾，那年的高考总算没有失败。
这便是我考上大学的神奇经历。
怀念教过我的所有老师，尤其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武义二中的那批老师。
师恩难忘，难忘师恩。
